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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族复兴论的高涨内涵及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联（第1页）

4。民族复兴论的高涨、内涵及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联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复兴”论迅速达到**，随即流行于整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中，国民党、国社党对这一话语和思潮的流播，起到某种倡导作用，而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刺激，则成为其直接的动因。

在近代中国，除国民党之外，最热心于“中华民族复兴”论的政党，莫过于中国国家社会党了。该党诞生于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不久的1932年，它甫一成立，就创办了著名的《再生》杂志，以再造中华民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为己任。其创刊号中所发表的《我们所要说的话》，1938年直接成为《中国国家社会党宣言》。这是一个完全以“中华民族复兴”为理论宗旨，全面体现国社党思想主张的政纲。该党的创始人张君劢、张东荪等，均为昔日“研究系”的骨干，1947年，它与另一由“研究系”发展而来的政党“民主宪政党”合并，共同组成“中国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在该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仍然表示“本党同人不得不大声疾呼民族复兴，而民族之复兴，首莫重于道德之复兴”。[100]但其在建国思想上，却又有别于国共。它希望通过“修正的民主政治”，“国家计划的经济”，铲除官僚资本、进行恰当的土地改革，实施普及教育、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等政策，在国共之间、美苏之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走出一条独特的中间道路，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101]“九一八”之后，作为始终高揭“中华民族复兴”旗帜、长期介于国共之间的中间党派的典型，国社党的有关论说，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高涨，也体现了这一思潮的思想高度、精神强度和时代品格。

显而易见，作为一种时代思潮，“中华民族复兴”论的发生和演化，与民国各政党诉求之间的彼此互动，是长期存在的，也可以说它不得不打上了民国政党话语政治的深深印记。但与此同时，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复兴”论又有超越“政党”政治的重要面向，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它是那样的众说纷纭、复杂多彩，凝聚着亿万国人渴望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和富强的奋斗意志与生存信念。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华民族复兴”论的广泛流播，又可谓是那个时代的国人需要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心理和精神祈望的集中体现。

在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之后的“中华民族复兴”论走向**的过程中，国社党的党魁张君劢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导向作用。他一生发表过大量以“中华民族复兴”为题旨的论文和著作，堪称“九一八”之后这一思潮杰出的舆论代表。1932年5月，以张君劢为首的国社党（后改名为民社党）创刊《再生》杂志，明确把中华民族复兴作为办刊宗旨，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复兴方案供大家讨论，可以视作这一思潮全面蔚起、有关话语大势流行起来的重要标志之一。[102]其杂志“创办启事”曰：

我中华民族国家经内忧外患已濒临绝地，惟在此继续之际未尝不潜伏有复生之潮流与运动。本杂志愿代表此精神，以具体方案，谋真正建设，指出新途径，与国人共商榷，因定名曰再生（TheNationalRenaissance）[103]。

将这里所注明的英文直译出来，就是“民族（文艺）复兴”。这一观点的提出和论说本身，在当时及以后的各种复兴主张中，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丧权失地等一系列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张君劢感到“复兴民族”已成为当时中国“极重要且富有兴趣之问题”，[104]因而把“中华民族复兴”这面大旗鲜明地揭将出来，这在当时实不乏远见卓识。在《再生》杂志中，他围绕着这一主题，先后发表了《我们所要说的话》《中华民族之立国能力》《民族复兴运动》《民族观点上中华历史时代之划分及其第三期振作》《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等论文。同时，他还以“再生社”的名义，将其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全国各地的有关演说收集在一起，于1935年出版《民族复兴之学术的基础》一书。正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他的这些论著，“把民族主义视为立国原则，强调发达民族思想，培植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智力和民族意力对复兴民族的重要意义，强调独立的学术创作在民族复兴过程中的伟大作用，反对西化思潮，提倡思想的自主权，这对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自信心，建设有民族特色的学术思想体系，是有积极意义的”。[105]

不过，一开始，张君劢的“中华民族”观念中，还明显包含有同化少数民族的汉族文化优越主义的倾向，甚至有时还存在着某种以汉族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大汉族主义毛病。[106]他所谓的“民族复兴”，其内容也主要倾注在学术文化方面，致力于确立所谓“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这从其所拟定的《再生》杂志英文名为“民族文艺复兴”可知，实际也体现了整个抗战前后民族复兴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应该指出的。但尽管如此，他的有关努力，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对于“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整体勃发，仍产生了值得重视的影响。

同《再生》杂志的出现几乎同时，较早宣称以研究中华民族复兴理论为宗旨的期刊《评论周报》也创刊于天津。同年9月，直接以“复兴”命名的《复兴月刊》，又由新中国建设学会创办于上海[107]。接着，宏观探讨中华民族复兴政策和策略的理论著作，如吴赓恕的《中国民族复兴的政策与实施》等，也得以纷纷出版。[108]此后，各种以“复兴中华民族”为宗旨研讨各类问题的期刊、专著、丛书、团体组织乃至运动，更是层出不穷。大体说来，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已形成一个**。到了40年代，它则日渐普及，有关论说也更加深入。在这方面，黄埔出版社于1940年出版的《中华民族复兴论》一书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它不仅论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必要性和关键点，还阐述了其历史的依据和现实的可能。至于说以“民族复兴丛书”刊出的书刊以及一般书刊中设题探讨“如何复兴中华民族”之类问题的，就更难以数计了。由此，一场声势浩大、范围广泛、持续时间长达近20年之久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潮勃然兴起、蔚然可观。其话语声调之高亢、内贯情感之高昂、思想内容之驳杂，在近代中国的思想话语中，实在都是极其突出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复兴理念更成为激扬士气、焕发军人民族血性、勉励官兵焦土抗战的精神支柱之一。前文提到爱国将领李宗仁出版的影响极大的《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109]，在这方面就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当时在国民党军中还有本流传颇广的书为《军人精神改造论》（伍子建著），其另一标题即为“民族复兴之精神基础”。该书将爱国爱民族的精神视为军人“磨砺意志力”“理智之扩充与改造”“立信”“养勇”等修炼功夫的根本，又将这种军人精神视为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110]可见这一理念在军队中的渗透程度。

当然，抗战时期政府军人民族意识的勃发也并非全是国民党宣教的结果，在巨大的民族危机面前，军人本身民族自觉的主观能动性也不可忽视。但无论如何，蒋介石以“中华民族复兴”理念在军队中进行抗战的思想动员，还是做得有些成效的，这从“国军”里涌现出众多具有民族气节的军官和士兵，能够见其一斑。

颇有意味的是，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为顺应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民意，体现时代的需要，同时也借此维护其“最高领袖”的尊严，曾把蒋介石后来离开西安的日子定为“民族复兴节”，把蒋介石在骊山藏身的虎畔石取名为“民族复兴石”，还在那附近修了个钢筋水泥结构的亭子，名曰“民族复兴亭”，又名“正气亭”。1945年的台湾，就曾以广播推行国语等方式庆祝“民族复兴节”这一节日。[111]正由于国民党政府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大力加以倡导，抗战前后，“中华民族复兴”理念及有关话语在社会上不胫而走，终于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为响亮的政治口号和社会性全民话语之一。

这一时期的“中华民族复兴”理念和话语，其内容极为丰富驳杂，任何概括都可能面临简单化的危险。但是笔者以为，若从人们对“中华民族”整体命运认知特点的角度来把握，特别是从自觉倡导和秉持这一理念的人们的内心关怀和阐释重点来说，仍可以明显看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首先是中华民族正面临空前危亡的关头，然“危机即转机”，如果中国人能有此自觉，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通过抗战血与火的洗礼，未尝不可以借此机会革除赘疣、消除积弊，实现整个民族的“复兴”与“重生”。恰如张君劢等人在《我们所要说的话》中所指出的：“中国这个民族到了今天，其前途只有两条路：其一是真正的复兴；其一是真正的衰亡。”但“危机”也意味着“转机”，“这个转机不是别的：就是中华民族或则从此陷入永劫不复的深渊，或则从此抬头而能渐渐卓然自立于世界各国之林”；“所谓转机的关键就在以敌人的大炮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老态轰去，使我们顿时恢复了少年时代的心情。这便是民族的返老还童”。他们借用心理学意义上的“激变说”和“少年性情说”，认为“就心理学上讲，以个人论，往往在重大刺激或重大压迫之下，其心理可以突然变化。且其变化未尝不可是幼年光景的再现。须知惟有少年或青年心理方有胆量”。因此，他们认定，“中华民族的复生必在如何对付那个重大刺激”。而要能真正把握好机遇、应对好这个“重大刺激”，则必须努力建设好民族心理，以奠定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最终打赢这场战争。此种论点，在当时实反映了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华民族命运感知的一种共同心理特征。[112]

张君劢反复引用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致德意志民族书》以告诫国人，培养和造就强大的“民族意识”、敏锐的“民族智力”、深厚的“民族情感”和坚强的“民族意志”紧迫而重要，尤其强调“民族复兴，先则从教养入手，俾三万万九千万人民，咸认识其为中华民族之人民，乃当今根本问题”，并将其视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113]在这方面，国社党关于“民族观念”重于“阶级观念”的论述，也值得一说，且极具时代特色。在他们看来，“民族观念是人类中最强的，阶级观念决不能与之相抗。无论是以往的历史，抑是目前的事象，凡民族利害一达到高度无不立刻冲破了阶级的界限……只有民族的纵断而能冲破阶级的横断，却未有阶级的横断而能推翻民族的结合。即以苏俄论，他的成功处不在阶级斗争的国际化，却只在社会主义的民族化。换言之，即以民族持为一体，形成一个强有力国家”。[114]近代中国，反对阶级斗争的论调很多，而如此持论者，此前却似乎并不多见。

与此相似和相关的论点，还有一种传统的“多难兴邦”论的自觉复活并切实发挥社会效力。这在稍后流行的一首歌曲《中华民族的复兴》的歌词内容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该歌的作词者为著名海派作家曾今可。歌词写道：

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复兴；

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前进。

那一个富强的国家没有遭受过苦难，

那一个伟大的民族没有经过战争！

苦难使我们的国家进步，

战争使我们的民族年青。

在我们的心中充满着希望，

在我们的眼前充满着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