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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华民族的认知进展与标志词符进一步流通（第2页）

[29]这从稍后谈论此一问题的论文和后来编写的各种中华民族史著作中许多都参引此文可知。如1917年《东方杂志》第14卷12号转录《地学杂志》的《中国民族同化之研究》一文就声称：“作者本历史事实，以研究中华之民族，所依据者，为吴贯因氏之《五族同化论》，章降氏之《种姓篇》。”该文探讨“中华民族同化”问题，强调五族之外，苗族也属中华民族的重要构成成分，并多次在国内民族一体化的意义上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

[30]吴贯因：《五族同化论》，《庸言》1913年第1卷第7—9号，此段引文出自第8号。

[31]吴贯因：《五族同化论》，《庸言》1913年第1卷第9号。

[32]光昇：《论中国之国民性》，《中华杂志》1914年4月16日创刊号。此后，光昇又将此文做了较大修改，以《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为题，载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重点改论国民性之弱点。

[33]受此种“五族同化论”思想影响，主张将五族建成一“中华民族”的论说还有一些。如1916年6月《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第1卷就曾载凌树勋讲演的《五族同化之历史及其关系》一文，也主张“中国欲争存于今日，而谋根本之计划，非合五大民族组织一完全团结之中华民族不可”。认为对国内少数民族“施完全教育”，不难实现“同化”，“而中华民族不难组成。即不患无中华民族主义发扬于东亚之一日”。

[34]国内外以前都提1913年1月达赖喇嘛宣布“独立”事，但据有学者最新研究，严格说来，并不存在此事。达赖喇嘛发布的例行的《新年公告》，其实并未正式提到“独立”问题。声称西藏和蒙古为两个“独立国家”的所谓《蒙藏协定》，不过是俄国间谍德尔智擅自代表西藏所为，它不仅没有得到中国和任何其他国家的承认，连热心此事的俄国和英国也不予承认。甚至十三世达赖本人也予以否认。见喜饶尼玛：《近代藏事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86—87页。另外，十三世达赖与中央的矛盾激化始于1910年，也并非直接为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所致。

[35]《西盟会议始末记》，转引自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页。

[36]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页。

[37]见2001年10月16—19日“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法国学者巴斯蒂（Mariaid-Bruguiere）提交的论文《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的民族国家》，后收入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51—974页。文中所提《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系引自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扎奇斯钦：《蒙古之今昔》，“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年版，第214—215页。

[38]此为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一）的首句，可另见徐有朋：《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5，“函牍”，上海广益书局1914年版，第2页。

[39]见《申报》1912年12月20日《俄蒙交涉档案》（六）中的《取消库伦独立之往来电报》。其有关内容与前文提到的《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内容基本相同，只有个别文字差异，如前文里的“边事日棘”，这里写成“边事孔棘”。

[40]《十一月三日大总统告令》，《申报》1914年11月6日。另，《申报》1914年10月25日所载《严几道新提出之立国精神建议案》和10月27日《申报》所载远生《政闻拾零》，皆有相关报道。

[41]《命令》，《申报》1915年1月3日。

[42]如袁世凯曾在一告令中写道：“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我中华民族自有史以降，千百年间，能保吾先世圣哲师匠之遗，大者风化，小者艺事，咸维持不坠，以至今日犹得以文明国称者，敬教劝学，举国所崇，虽中更世变，未有历百年而不修者也。”见《中央命令：大总统告令》，《浙江警察杂志》1914年第11期，第3—5页。

[43]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6页。

[44]参见常安：《清末民初宪政世界中的“五族共和”》，《北大法律评论》第11卷第2辑，2010年。另见《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8月1日。

[45]李永伦：《试析孙中山民族平等的思想》，《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亦可参见耿云志：《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演变》，《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46]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3—474页。

[47]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9页。

[48]可参见唐仕春：《绥远土默特摊差交涉：五族共和下的蒙汉族群互动（1911—192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5年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07—321页。该文从摊差交涉这个具体视角入手，应用社会史的方法，对北洋时期五族共和旗帜下绥远土默特地区蒙古族、汉族关系朝着“真正平等”的方向变迁的具体情形之真实揭示，值得参看。

[49]1913年《藏文白话报》创刊号上的“发刊词”里就强调，“其用意，以中华民国优待蒙回藏，与以前理藩部时代不同，取其施行政令，公布周知，以免致传闻失实，且冀蒙回藏同胞，以中华民国为前提，合力并进”。还声言：“蒙回藏之与汉满，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优秀贵族”，在共和国体之下，“蒙回藏不能离中华民国别自成其为蒙回藏；中华民国不能离蒙回藏别自称其为中华民国，况蒙回藏享有权利与汉满平等，合于选举与被选举资格，……自今以往，我四万万同胞一徳一心，尊重国权，崇尚人道，新邦缔造，正中华民国英雄立功之秋也”。现存世《藏文白话报》约有17期。

[50]参见黄兴涛：《简述民国时期国内各民族文化的新交融》，《文化史的视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1—481页。

[51]康有为在1910年伪造的《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中，曾主张用“中华”作为中国国名，不少民族史学者在引用此文内容时，没能注意此点，多误认其作时间为1898年。民国初年，康有为继续阐发这一观念。如在《不忍》1912年第7期上发表《救亡论》一文，即专门有“民族难定，汉族中亦多异族，而满族亦主黄帝考”一节，强调“盖民族义者，专为合诸弱小为强大国者也……中华二字，今尤通用。通于古今，应定国号为中华。凡满、蒙、回、藏皆同为国民，无多立彼疆此界之分，则内能结合，足以永靖乱源；外之宏大，益以巩固邦基矣”。

[52]步陶：《杂评二》，《申报》1914年3月9日。另，《申报》1914年4月29日所刊《中国移民概数之新调查》和《申报》1915年11月18日所刊《通俗教育会二次开会训词》等文中，也都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

[53]如1918年《民国日报》社论《吾人对于民国七年之希望》就写道：“吾中华民族，至好和平之民族也，是以自有文献以来，吾国古圣先贤之教训，无不为平和之福音。是以吾国自古以来之世界主义，非如德国之征服主义也，亦非如英国之功利主义也。平和的同化，为有史以来吾中华民族对世界之大方针。”这里，不仅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还自豪地表达了对于本民族“和平同化”他族传统的认同之感。

[54]夏德渥：《中华六族同胞考说》自序，1917年湖北第一监狱石印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1920年重版本。

[55]可见赵玉森《（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钟毓龙：《（新制）本国史教本》第1册（中华书局1914年版）的有关部分。前者认为“满蒙回藏苗”六族名称不同，却是一体的同胞兄弟；后者认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同为黄种，其先同出于一原，皆由西而迻于东”。参见刘超：《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安徽史学》2007年第5期。

[56]吴研因：《国歌谈》，《音乐界》1923年10月第10期。

[57]赵飞飞、殷昭鲁：《民初国歌的多重符号价值——以〈五旗共和歌〉为中心的考察》，《唐都学刊》2014年第1期。

[58]《章炳麟拟国歌》，《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3册，1913年4月。

[59]《政府公报》第1095号，1915年5月26日。只载歌词，并无曲谱。

[60]小野寺史郎：《平衡国民性与民族性：清季民初国歌的制定及其争议》，《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另可见小野寺史郎著，俊宇译：《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同时参见刘作忠：《中国近代国歌小史》，《寻根》2007年第4期。

[61]常乃悳（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5月初版，第4—6页。除此书外，“中华民族”四字出现在书名中的最早著作，笔者还曾见到一本，题为《中华民族革命史》，三民出版社1926年版，第42页。出版时间稍早，但其并不专门讨论“中华民族”问题。

[62]宋延庠、蒋子奇、刘祖泽、聂家裕编：《初级中学历史》（教育部审定），国定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民国三十五年（1946）版。转引自刘冬梅：《对民国中学中国史教科书的考察》（龚书铎先生指导），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81页。

[63]张秀山编：《最新中等音乐教科书》，琉璃厂宣元阁1913年版，第16页。

[64]丁俊贤、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68页。参见黄兴涛：《“囻”字漫说》，《光明日报》2004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