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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代国族一词的出现概念内涵及其他02（第2页）

[90]如人们常提到的王韬《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中所谓“民族殷繁”和笔者发现的《申报》1972年8月24日《论治上海事宜》一文中所谓“上海民族繁多”，其中“民族”一词就仍为“民之族类”的意思。另据金观涛和刘青峰最新统计研究，晚清至1895年以前，他们见到13次“民族”一词的用例，其中就有6次用于“某民族类”的片语中，亦可证明其固定化程度不足一点。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31页。

[91]古诚贞吉：《土耳其论》，《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第11册。

[92]参见林同奇：《“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双重含义——从葛兆光的〈重建“中国”的历史论述〉谈起》，《二十一世纪》2006年4月号（总第94期）。林文中关于民族具有政治和文化双重含义的说法，似受到旅日学者王柯的直接启发，见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总第77期）。笔者多年前强调现实中的民族认同往往是政治和文化双重认同的观点，与此不谋而合。可见拙文：《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观念认同性质论》，《北京档案史料》2004年第2期。

[93]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关于日文里汉字词“民族”（みんぞく）一词的由来和早期使用，国内学者研究不多，郝时远等有简单讨论，在郝先生看来，日本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其实也有限。据现有研究，1878年久米邦武在《美欧回览实记》里较早使用“民族”一词；1872—1888年，加藤弘之、平田东助等人翻译的德国学者伯伦知理所著《国法泛论》（后定名为《国家论》），其中包括了以“民族”一词对译nation并区别于国民（volk）的论述。1888年，哲学家井上园了创办《日本人》杂志，“民族”这一术语在其中被广泛使用，从而影响到整个新闻媒体（见小森阳一著，陈多友译：《日本近代国语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150页）。转见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文中郝先生还认为，“民族”一词很可能从中国传到日本。该文收入其著作《类族辨物：“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中西对话》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8页。

[94]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59页。

[95]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56页。梁启超关于“民族”概念的认知，具有复杂的来源，最早来自从日本转运德国的概念，偏重文化习俗；后又受到来自英美概念的影响，更为看重主权国民的身份。对此，戚学民曾用心揭示，他最近将笔者引用的上述《新民说》有关内容与美国政治学家芮恩施的《世界政治：十九世纪末的世界局势》一书英文原文加以对照，证实《新民说》中的“民族”概念即受到该书的影响，可以参看。见戚学民：《严复〈政治讲义〉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163页。

[96]黔首：《国际法上之国家》，《二十世纪之支那》第1期，1905年6月。

[97]《国家学上之支那民族观》，《游学译编》第11期，1903年10月5日，第12—13页。

[98]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

[99]当时对民族内涵较多了解的梁启超也一度分不清民族与种族或人种的差别，如1902年在《新民说》中，他就把民族按肤色明确分为黑色民族、红色民族、棕色民族、黄色民族和白色民族五种。

[100]可参见许小青：《1903年前后新式知识分子的主权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感谢许小青教授寄赠他所作的多篇相关主题论文给笔者。

[101]以上内容参见黄兴涛：《清末现代“民族”概念形成小考》，《人文杂志》2011年第4期。

[102]梁启超：《知耻学会叙》，《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103]梁启超：《致伍秩庸星使书》，《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104]梁启超：《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4页。

[105]梁启超本人其实也经历过一个从“排满”到将满人纳入大民族共同体的变化过程。1902年，他就认为，以民族主义精神立国，“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可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6页）。1903年他才改变这一看法。除了伯伦知理的思想影响外，与他1903年游历美国的观感和康有为当时的有关督导也有关系。可参见许小青：《1903年前后新式知识分子的主权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106]以上所引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7—1070页。有关内容可参见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107]有学者认为，梁启超等人于此时已把“合汉、合满、合蒙、合藏”等组成的那个“大民族”称为“中华民族”，我以为是误解了其《中国史叙说》一文中有关内容的原意之故，不合事实。参见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

[108]阙名：《中国民族论》，《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4期。作者在题记里称“是篇大致以英人狄罗氏《中国民族盛衰灭亡史》为粉本”，参考了其他几种日本关于中国民族的著作而成。名为“译述”，实则畅达己意。

[109]如夏曾佑著名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就以“中国种族”指称汉族；刘师培190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则称：“中国人民，近世称为汉族。”

[110]不少学者皆谓梁氏此文发表于1906年，辗转援引者极广（可能与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1999年修订本传播了这一说法有关），其实误也。该文发表的准确时间当为1905年，见《新民丛报》第65—66号，1905年3—4月连载。此误源自《饮冰室合集》里的“专集”目录，它标明该文发表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值得提醒的是，《饮冰室合集》里关于梁启超文章发表时间的核定多有不准确之处，需要引用者加以注意。

[111]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374页。也可见《大同报》1907年第1—5号。

[112]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9页。

[113]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114]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1—372页。

[115]参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文选》第2卷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34—743页。笔者2001年探讨此问题之前，民族学界谈“中华民族”一词引章太炎《中华民国解》一文时，多未深究章氏所批评的“金铁主义论”者即为杨度，故一般不曾论及杨度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贡献。

[116]诗中有云：“华族华族，祖国沦亡尔罪不能偿”，“华族华族，肩枪腰剑奋勇赴战场”。《复报》第9期，转引自杨天石、王学庄编著：《南社史长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117]如1904年陶成章著《中国民族权利消长史》一书，即指汉族，可见中华书局1986年版《陶成章集》。该书印刷于日本东京。署名为“会稽先生”著述。该书为我国专门研究汉族兴衰史的首部专著。书中关于汉族起源，受蒋智由《中国人种考》绍述“西来说”影响。但强调黄帝为汉族祖先。书前有蒋智由序并“木本水源”四字。哈佛燕京学社有藏。书中认为：“中国民族者，一名汉族，其自称曰中华人，又曰中国人。”

[118]有关新政和宪政运动期间清廷化除满汉畛域情况的背景、详细的过程和效果，可参见迟云飞：《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满汉畛域问题》，《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6—120页。实际上，清朝统治者强调各民族为一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观念，早在顺治、康熙时代就已存在。民国时期已有人特别加以研究，可见郑鹤声：《近三百年来中华民族融合之趋向》，《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2期。

[119]立宪运动期间，革命派与立宪党人之间有关民族问题的争论，前人已有很多探讨，这里不再赘述。其较近成果，可见孙宏云：《汪精卫、梁启超“革命”论战的政治学背景》，《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120]胡炳熊：《论中国种族》，《东方杂志》第2卷第8号，1905年。

[121]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47页。同样奉命出国考察宪政的满族大臣载泽于1906年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也表示：“方今列强逼迫，合中国全体之力，尚不足以御之，岂有四海一家，自分畛域之理？”见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303页。

[12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15—917页。

[123]《四川补用道熊希龄陈撤驻防改京旗并请从精神上化除满汉之利害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45页。

[124]《御史贵秀奏化除满汉畛域办法六条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22页。

[125]《举人董芳三条陈为辟排满说并陈和种三策以弭离间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