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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共两党和其他各方的观念互动及其结局（第4页）

[89]卫惠林：《如何确立三民主义的边疆民族政策》，《边政公论》1945年1月第4卷第1期。卫惠林（1904—1992），山西阳城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和巴黎大学。在台湾地区，曾访问40多个少数民族部落，写出不少有价值的论著，在海内外产生重要影响。

[90]芮逸夫：《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考略》，《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上），台湾艺文印书馆1972年版，第73—79页。另据笔者所见，民族学家谢康在《民族学与中华民族的认识》（《建设研究》1940年第3卷第3期）一文中，也提到这件事并说明这三条改订原则，并强调，“关于（西南）各特种部族的名称，在汉字字典上，过去曾有以虫兽偏旁命名的错误观念，这也是数千年来汉民族轻视四邻各小民族的人种偏见，很早就应当改正过来的”。作者还认为，“经过这番正名的工作，对于民族政策的推行，当必有很大的补益。不过要改正各个特种部族的名称，必须有民族学的知识作根据，才能够斟酌至当，免于错误同时也便于学术上的研究和教育上的工作”。由此也可见其重要性及其在民族关系方面的积极影响。

[91]可参见李占荣：《论“中华民族”入宪》，《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常安：《“中华民族”入宪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中国民族报》2009年11月20日等。在中国民族学学会会长郝时远先生看来，“中华民族成为宪法概念也是迟早的事情。”见郝时远：《类族辨物：“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中西对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5页。

[93]《蒙藏会议提案标准》，《申报》1930年1月20日第6版“要闻”栏。

[94]孙科：《宪政要义》，商务印书馆1944年2月初版，第16—17页。此条资料系杨思机告知，特此致谢。

[95]毛起鵕、刘鸿焕合编：《我们的国族》，独立出版社1942年印行，第2页。

[96]夏新华、胡旭晟整理：《近代中国宪法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转见常安：《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建构》，《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这是笔者见到对近代中国“中华民族”入宪问题有所涉及的论文。不过讨论的内容不多。有些材料内容与笔者所见尚有出入，待考。

[97]立法院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宣传委员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说明书》，中正书局1940年7月版，附录三“立法院历次所拟宪草各稿条文”，第186、208、228页。

[98]冯玉祥：《中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冯玉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223页。

[99]见《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第236—237页，《戴季陶传记资料》（二），第30页，转引自杨思机：《指称与实体：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成与演变（1905—1949）》，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86页。有意思的是，张继此人还喜欢公开攻击孙科、冯玉祥和于右任等“亲共”。有一次，他正攻击之时，蒋介石竟当着许多人的面痛斥他这种言论虽表面“爱党”，实则“害党”。后在日记中，蒋又表示过于严厉而后悔。见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6册，“国史馆”、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2015年版，第519—520页。

[100]常燕生：《国族的血》，《国论》1937年第2卷第10期。

[101]有关详细内容，见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67—468页。

[102]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编：《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及各方研讨意见》（河北党务丛刊之十五），第24页。具体出版时间不详。

[103]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编：《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及各方研讨意见》（河北党务丛刊之十五），第52、76页。

[104]孙科：《关于宪草制定之经过及内容之说明》，立法院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宣传委员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说明书》，中正书局1940年7月版，第161页。

[105]立法院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宣传委员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说明书》，中正书局1940年7月版，第8页。

[106]《新省民政厅呈报成立宪草研讨会情形并附呈提案》，1944年5月2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档案，政2-2-620。转引自王晓峰：《民国时期新疆地方宪政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34—235页。

[108]乔一凡：《大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补订案》，重庆市沙坪霸印刷生产合作社代印1940年5月版，第10、36—38页。乔一凡：《武汉退却后上蒋委员长书》，中国民生教育学会1938年版。

[109]可参见杨思机：《指称与实体：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成与演变（1905—1949）》，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33—284页。

[110]《国民大会代表对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意见汇编》上册，国民大会秘书处印，第28页。无具体出版时间，估计为1946年年底制宪国大期间和会后所印。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

[111]李楚狂：《中华民国宪法释义》，正中书局1947年8月版，第18页。

[112]赫志翔译：《中英对照中华民国宪法》，商务印书馆1947年9月初版，1947年11月再版。

[113]认为“国族”是民族与国家两相结合的看法，民国时期也较流行。如胡一贯在《国族之神圣与动力》一文中就认为：“民族与国家的结合，是神与圣的结合。分而言之，曰民族，曰国家；合而言之，曰国族，曰神圣。所以国族是神圣的。”胡一贯：《国族之神圣与动力》，《三民主义半月刊》1946年第3期。

[114]芮逸夫：《中华国族解》，《人文科学学报》第1卷第2期，1942年12月。

[115]芮逸夫：《再论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民族学研究集刊》1946年第5期。1972年，芮先生出版的《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中所收录的《中华国族的分支及其分布》一文，是根据1946年《再论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版本修改而成。其中缺失的那几个字也修改了。将“向心同化”改成了“现代化”。

[116]芮逸夫：《行宪与边民》，《边政公论》1947年第6卷第3期。

[117]1971年，芮逸夫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10册《人类学》，撰写“民族与国族（nation）”时，仍然保持此种看法，不过写得更为简洁明白：“‘民族’与‘国族’二词，在西方只是一词，所以都可解说为由共同文化与共同意识结合而成的最大的人群。……至于二者的存在，虽同为历史上的结合和文化上的连系，但也略有区别：即民族可不必有政治上的自治权及国家的形态，如过去的犹太民族是；而国族则必须有国家的实质，如中华国族是（编者按：‘国族’是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创用，详见民族主义第一讲，民国十三年）”，见该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94页。

[119]芮逸夫：《行宪与边疆地方自治》，《边疆通讯》1948年第5卷第2—3期。

[120]芮逸夫：《行宪与边民》，《边政公论》1947年第6卷第3期。

[121]芮逸夫：《行宪与边疆地方自治》，《边疆通讯》1948年第5卷第2—3期。

[122]李寰：《论共同进化与中国化运动》，《边铎月刊》1948年第1期。

[123]张汉光：《论边疆文化国族化》，《边疆通讯》1947年第4卷第3期。

[124]白崇禧：《实现总理的国族主义》，《边疆月刊》1941年第3期。

[125]胡石青：《“九一八”之回顾与展望》，《再生》1932年第1卷第5期。

[126]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7页。

[127]如中共为了与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一面强调国内各少数民族统一于“中华”或“中国”，一面又鼓励各少数民族建立各自独立于国民党“中华民国”的政权，然后再与中共的苏维埃政权建立“联邦”，直到国共合作正式开始以前都是如此。这反映了当时中共在理论建设上尚不成熟。可见“瓦窑堡会议决议”等中共中央文件。大体说来，中共的民族政策，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后，经历了一个从主张少数民族“自决”独立、与汉族政权建立“联邦”，到认同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的转变。参见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266页。也可参见留美华裔学者刘晓原的英文著作（《边疆通道：民族政治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兴起》）（XiaoyuanLiu，Fres：EthnopolitidtheRiseof，1921-1945，StanfordUyPress，2004）。

[12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8—5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