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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共两党和其他各方的观念互动及其结局（第2页）

[14]顾颉刚为《禹贡》半月刊所写的《纪念辞》，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15]齐思和：《民族与种族》，《禹贡》第7卷第1—3合期，1937年。

[16]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17]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18]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边疆周刊》第19期，1939年5月1日。

[19]鲁格夫尔：《来函两封》，《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1期，1939年5月15日。

[20]上述有关响应顾文的总体情形，可参见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部分亦可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3—298页。

[21]徐虚生（徐旭生自署名）：《用历史的观点对鲁格尔夫先生说几句话》，《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4期，1939年6月12日。

[22]《来函两封》“编者按”，《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1期，1939年5月15日。

[23]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0期，1939年5月8日。也见顾颉刚同文另名文章：《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西北通讯》1947年第2期。

[24]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0期，1939年5月8日。

[25]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

[26]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

[27]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

[28]以上所引翦伯赞对顾颉刚的批评内容，均见翦伯赞：《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中苏文化》第6卷第1期，1940年。

[29]杨成志：《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青年中国季刊》1939年第1期。

[30]杨成志：《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青年中国季刊》1939年第1期。

[31]杨成志：《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青年中国季刊》1939年第1期。

[32]胡体乾：《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新动向》第2卷第10期，1939年6月30日。

[33]胡体乾：《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新动向》第2卷第10期，1939年6月30日。

[34]胡体乾：《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新动向》第2卷第10期，1939年6月30日。

[35]胡体乾：《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新动向》第2卷第10期，1939年6月30日。

[36]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西北通讯》1947年第1期。编者按语附在该文之后。

[37]张清云笔记：《由西藏返京后的感想——黄专使慕松在蒙藏学校演词》，《边事研究》1935年3月第1卷第4期。此条材料系杨思机博士先期发现和使用，参见杨思机：《指称与实体：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成与演变（1905—1949）》，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84页。

[38]赖希如（1899—1975），又名赖先声。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共产党。国共合作时期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曾任中共潮梅特委书记，国民党潮梅特委主席。1927年后脱离中共，由国民党出资赴法留学，获巴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33年回国后任教于大学。抗战期间，再度加入国民党。

[39]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独立评论》第181号，1935年12月。

[40]比傅斯年发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稍早，某一中学校刊也曾撰文表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决不许任何人稍有携离，携离便是民族的罪人。打破民族的统一，便会斲伤国家的命脉……”见欧阳薇：《一九三六年的中华民族及中学生》，《一中校刊》1935年第3—4期。

[41]楚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现代青年》1936年第5卷第3期。

[42]瀚：《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圣公会报》1936年1月第29卷第1期。

[43]有关内容，可见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205页。

[44]《傅斯年致朱家骅、杭立武》，该信全文见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七），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207页。主要内容，前引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一文已经谈到过。

[45]王庆仁、索文清编的《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所附的“吴文藻著译目录”里，未收录此文。直到最近几年，笔者才见到有人提及此文。除杨思机博士2010年在其博士论文《指称与实体：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成与演变（1905—1949）》中对此文内容有较详细介绍外，王炳根的《吴文藻与民国时期“民族问题”论战》（《中华读书报》2013年5月1日）一文，也专门评述过此文内容。不过笔者以为，此文内涵还可以进一步解读，尤其是在对其“文化多元”和汉语、汉文化关系思想的把握和理解方面。

[46]吴文藻：《论边疆教育》，《益世周报》第2卷第10期，1939年3月17日。

[47]吴文藻：《论边疆教育》，《益世周报》第2卷第10期，1939年3月17日。

[48]吴文藻：《论边疆教育》，《益世周报》第2卷第10期，1939年3月17日。

[49]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1942年第1卷第5—6合期。

[50]吴文藻在《边政学发凡》一文中，明确提出“政治学”和“人类学”的两种建设路向，自觉摈弃人类学的“殖民主义”色彩，呼吁建设服务于中国、“以资政为要”的边政学，实际上表达的是以应用人类学为理论框架、整合政治学观点的边政观。可见他也多少受到傅斯年等批评的影响，带有思想互动后的反思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