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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族一元论的由来其他形态与黄帝子孙说的新解释（第2页）

从傅斯年上述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到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可以说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抗战时期时代思潮的强势流向和许多国人的情感归趋。相比之下，吴文藻和费孝通的这类复合式的中华民族结构论之声音，反而一度趋于低调和沉默。实际上，在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前，为强调“中华民族”乃一个单一性民族，就否认各民族为“民族”的明确论调，便已屡见不鲜了。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种族”论事例外，还可另举出一些代表性形态，像“支族”论、“部族”论等其他方面的例证。如1938年，教育学者汪少伦曾在《国是公论》上发表《中华民族的意义》一文，就已明确提出并论证了“汉、满、蒙、回、藏、苗”六大支族构成一个中华民族的“支族论”。该文指出：

所谓中华民族系指汉、满、蒙、回、藏、苗六大支族的化合或综合体。历来中外学者多认这六个支族为六个民族实是一种错误。因为支族的特征在相信其出于共同的祖先。……而且这六个支族经过数千年来的互相接触，互相通婚，互换姓氏，互相模仿已完成或大部分化为共同的一体。……上述各支族间互相同化在数千年前即已开始，现代每个中国人业已经过百余代，即现代每个中国人为无数万万祖先的产物。安知在这无数万万的祖先中不有几个各出于这不同的六族？所以最低限度，现代中国人大部分为这六族的共同产物，已不能断定谁为谁。至汉唐以来的中国文化多为此种共同产物的产物，更不能认其为某一族的文化。

接着，汪少伦从共同自然、共同文化、共同利害、共同价值和共同心灵等几个方面，进一步论证了六个支族构成一个中华民族的观点。他认为，各族实际上已经“化为共同自然——其著者如互相杂处，互通婚媾”；享有“共同文化——其著者如语言、文字、习惯、道德等的一致”；拥有“共同利害——其著者如当今对外的休戚与共”；显现“共同价值——其著者如外国人不问我们真正的来源若何，认为我们都是中国人，能力道德相似”；具有“共同心灵——其著者如我们自己亦多认为中国人，而不深究我们的来历的一体或民族，现所见者不过是些支族的遗迹与残余而已”。汪氏还强调，这种支族的遗迹和残余在欧洲至今也是存在的，不仅德意志民族和法兰西民族如此，英吉利和意大利民族也无不如此，“上述各民族既不因其各支族间尚有遗迹或残余被否认为整个的民族，则中华民族自亦不能因其各支族间尚有遗迹或残余被否认为整个的民族”。当然，汪氏论证“中华民族”整体论的目的，最终还是要服务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需要，故他毫不含糊地写道：

中华民族既为汉满蒙回藏庙六大支族的化合或综合体，则目前中华民族生存与自由的问题实即这六大支族共同生存与自由的问题。而中华民国实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国家，凡目前生活于中华民国境内的人，除掉俄、韩少数民族与其他外侨以外，均为现代中华民族的份子，……所以这些人为实现其历史的使命计，固不能不为中华民族而牺牲；为实现其本身生活计，更不能不力谋抗日战争的胜利。[53]

其实，这种“支族论”与顾颉刚的“种族论”之间，不过是大同小异而已。

顾颉刚等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各民族皆为“种族”的看法，当其正式阐发之时，无疑受到时局的左右和孙中山有关民族思想的影响，但它们反过来是否直接影响到了国民党最高层的有关民族决策，目前尚缺乏具体深入的实证研究。但大体可以肯定的是，其作用无论如何不宜过于夸大，充其量只能说，他的有关论点与同时代的许多类似观点发生了共鸣，与国民党一度占主导地位的民族观倾向较趋一致，并因此得以推波助澜。

不错，在1938年至1940年前后，国民党内上述有关的思想倾向的确是迅速强化了，但这主要是国内抗日战争的形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相关国际因素影响的结果。就拿曾与傅斯年就此问题通过信的国民党高官朱家骅（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党务委员会主任）来说，他在1939年7月，就曾公开反对“少数民族”的称谓，声称“少数民族”纯粹是“外国的名词”，“在外国也有他存在的理由，在中国这种名词决无提起的道理。要知道捷克便是为这样的名词所误了，以致于灭亡。我们中华民族——国族，是有一体性的，是合体同命的”。[54]从这里不难发现，1938年9月至1939年年初德国借口少数民族问题强迫捷克割让苏台德地区并最终占领捷克全境的事件，对于国内知识人和国民党的有关反应，显然也产生了相当直接的刺激作用。

就在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同一天（1939年2月9日），国民党的《中央周刊》上也发表了著名清史专家萧一山的《中华民族问题》一文，这颇能表明国民党的态度。该文采用约翰·密尔（JohnStuartMill）对“民族”的解说，来论证各民族为同一个“民族”，表面上与顾颉刚采用何文康的民族定义略有差别，实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密尔这样定义“民族”：“民族是具有共同意识感情，因历史流传，政治上结合已久，各自愿隶属于一个政府下的人类集团。”这一定义既强调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感情意愿的重要，又重视与此密切相关的政治因素：政治上结合已久的意义，毋宁说这也是一种民族观的自觉选择。在《中华民族问题》一文中，萧一山还论证了历史上的各族人民早已互相融合为一体、难以分别的历史特征，并且以“萧”姓为例，对此做出极为生动的说明。他说：“譬如姓氏是代表民族血统的，然而现在的姓氏，最不可靠，以我的姓——‘萧’来说，本是殷民大族之一，封为萧而后得氏，可算是老牌的汉族了。五代时，契丹大将侵入开封，羡慕汉姓，让书记替他起一个名字叫萧翰，因此辽的后族，都姓萧，最有名的萧太后——和杨家将对垒的——也就是这一族人，有谁知道现在姓萧的，还是‘丰沛故家’，还是‘兰陵旧族’呢？还是‘契丹之后’呢？”[55]应当说，以此例来说明中国历史上各族人民之间血缘的混杂难分，的确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

受萧文影响，一年以后的1940年，著名刊物《民族公论》上又刊载了一篇引人注目的长文《论中华民族》，作者为姚江滨。该文不仅从萧一山前文中借用了约翰·密尔关于“民族”的定义，且继续此文的思路和论说方法，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各族最终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的特点，进一步地加以了揭示。文章指出，“中华民族的同化与演进，恰如水波，一起一伏，有一次的战争，就有一次的混合，就有一次的统合为前推后进，愈演愈广，愈演愈强，所混合的成分，也愈繁多；活动的范围，也就愈大，民族的努力，当然要渐渐的雄伟起来”。在作者看来，“‘中华’，既为国族的全称，那么我们就应该认清：建立‘中华民国’的人民，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统指中国史乘的各种人的全体而言，例如汉、满、蒙、回、藏、苗等”——她并非只是一个汉族的天下，其文化也并非只是汉族的文化。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血缘等方面，她都由“多元”构成。当时流行的所谓“汉奸”说法，也是不妥当的，应该称之为“华奸”或“国奸”，甚至“汉、满、蒙、回、藏”等名词，也有“取消的必要”，等等。在该文中，作者格外强调历史对于一个民族的极端重要性，认为“一个民族在共同的历史过程中，有着共同的荣辱，共同的艰苦与幸福，共同崇拜的民族先哲圣贤，以及共同的目标和希望。因此，历史最能维系民族的感情，巩固民族的团结，统一民族的意志，发挥民族的力量”。[56]可见姚氏这里的“多元”论，与承认各族为“民族”条件下的多元论又是有差别的。

与此相关，该文还特别提出了民族史上的“中心人物”以及民族共同祖先的问题，并给予专门阐释，这反映出当时中华民族认同的某种认知演进。作者认为，在中华民族早期的黄帝时代，中心人物其实并不止黄帝一人，此外还有炎帝和蚩尤。由于黄帝在战争中战胜炎帝和蚩尤，各民族遂得以融合，黄帝也最终历史地成为“整个民族的同一个领袖”，他“十足地代表着当时民族的中心，并且领导民族更广大的进行民族生活，使得万世的子孙流传下来，所以黄帝不单是所谓汉人的祖先，也是满、蒙、回、藏……等同胞的祖先；而炎帝与蚩尤，也是大家的祖先。由此可以说：我们全中华民族，都是薰鬻、玁狁、畎夷、匈奴、东胡、鲜卑、突厥、氐羌……的子孙，而今日所谓汉满蒙回藏苗，根本就不能代表一个民族或种族”。[57]在作者眼里，种族与民族似乎仍然是一回事，而拥有共同祖先的中国各族人不仅不能单独称为“民族”，甚至也不能单独构成“种族”。这里存在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但作者以历史上最早的“民族中心人物”的典型代表，来解释黄帝祖先说，却是别有意味。

谈到“黄帝子孙”问题，抗战时期还有一种从中华民族整体观角度为之辩护的有趣说法，不妨一提。该说是一位叫陈子怡的人在《西北史地季刊》上发表的。陈氏认为，后世之人之所以都自称“黄帝子孙”，“此中亦有道理在”：一则它与生活于母系向父系（作者称之为“女系”和“男系”）社会过渡时期的黄帝本人有关，“男系之初，离开女族以后，未得确定国基时，亦只有流寇生活而已……黄帝者，男系中开首成就大业者也”，史称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奔西跑，“迁徙往来无常”，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合符斧山，且相传他又善“御女术”，故黄帝既在如此广阔的区域里四处留情，“必到处多有黄帝子孙，且其数无法稽考”。另外，“因人各有其身分，而黄帝之子，必多生于女系之后家，故自此之后，凡在中国得位者，皆黄帝子孙也。尔时男系中平民无姓，惟贵族有之，自然有姓者多是黄帝子孙。厥后贵族已衰，平民立姓，依附旧邑主为称，即某地之民，亦姓某也。因此非黄帝子孙者，皆纳入黄帝子孙之中，而无论何姓，皆黄帝子孙矣。厥后又婚姻相通，血液混合；底是各姓皆含黄帝血液，而此说更无法否认矣”。[58]陈子怡的说法亦庄亦谐，夹杂荒谬，但倒也并不完全局限于血统立论，他实际上同时也看到了某种如今人王明珂所指明的那种后人热心“攀附”的现象和因素[59]。攀附，用今人的话来说，也就是一种主动认同的文化方式。

在陈子怡看来，“现在共认之中华民族，祗是文化上之一名词。若加以分析，某是中华民族正系，某是中华民族别支，真所谓一塌糊涂，无法清理矣。现在所谓中华民族者，祗有说凡祖居中国境内者，皆中华民族也，因血液上既不能分别，祗有混而一之耳”。那么既然中国人血液如此混乱，又如何要称其都是“黄帝子孙”呢？陈子怡的回答是：“此正可以称黄帝之裔也。天下无论何民族，决无同姓自婚，以保持其纯粹血液，能得优生结果，永久竞得生存者也。依此定律，进步之女系民族，血液上祗有女族之半，男系亦然。故混合愈甚者，改良进步亦愈速……故凡优秀之民族，血液无不混合者。至混合后之优种，称为男族之裔可，称为女族之裔亦可。此则任人类意识上自记之耳。中华民族与他族混合后而大加改进，以成今日之东亚大民族，而史籍所传，惟记其始祖为黄帝，且有汉族文化以维护之，而永保其黄帝之裔之局面。今者不称黄帝之裔，将谁称耶？”[60]陈子怡的这种解释，或可概括为中华民族的血缘早已混杂难辨，黄帝子孙说，不过是因历史文化记忆和既有延续性认同而加以追认的自然结论。

如前所述，“黄帝子孙”的说法早在秦汉时期已经存在，并非是清末民初才有的名词。据陈子怡所见，“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就曾致其弟书质云：“世人皆称是黄帝子孙，黄帝时之臣民安在哉！”而对此疑问，陈氏则解释说：“所谓当时臣民，固非灭绝，特为黄帝子孙所吸收耳。”[61]可见抗战时期，那种维护中华民族人民皆为“黄帝子孙”说法的意识，在一些中国人那里已经是相当的自觉了。

民国时期，从思想的内在逻辑上看，“中华民族”观念中的那种“同宗共祖”说和“一元多流”论，似乎为各族人民均为“黄帝子孙”说留下了更多自然的空间，事实上也正是这一论点的秉持者们，将现代中华民族含义上的“黄帝子孙”说，喊得最为响亮。从戊戌维新时期的康有为、唐才常、严复，到立宪时期留学日本的满族留学生——那些创办《大同报》的八旗子弟，再到形式上统一全国后的蒋介石国民党，都是如此。前文我们曾提到1936年体现国民政府民族政策的《绥蒙辑要》一书，可以说已将此一观点表述得非常完整。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又有人特别重视从蒙古族、藏族的血缘角度，来对此加以论说。其中最为典型的，乃胡石青的《蒙藏民族是否炎黄子孙》和黄籀青的《西藏民族是黄帝子孙之后裔说》两文，[62]此外，还有著名新儒家熊十力的《中国历史讲话》一书，书中对“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共祖”说也大加阐发，不仅维护“黄帝子孙”说，还将其与更远的祖先“北京人”结合起来，振振有词，慷慨激昂。他声言：

中华民族，由汉满蒙回藏五族构成之。故分言之，则有五族；统称之，则唯华族而已。如一家昆季，分言之，则有伯仲；统称之，则是一家骨肉也。

余以黄帝为中国五族之元祖，数千年信仰所集，故不能无辨。余坚确之信念，则庄子重言，既称黄帝，必古有其人；亦为世所共知有者，始可假其事与言，以为重。又凡有人名而无实人者，唯神话中之人名，则然。今诸书涉及黄帝者，多系正规典册，绝非神话性质，而所传名事，又非怪诞之谈。

我确信中国民族赅五族言，是一元的，是同根的。向怀此意，唯苦于中华民族之源本未有征据，不便楷定。及考古学家发见北京人以后，乃确信此最初之人种，是吾五族共同的老祖宗。其后支分派别，乃有今之所谓五族云。[63]

熊十力反复言及“自考古学家发现北京人，而后知吾五族本自同源。易言之，即五族血统，同出于北京人”。[64]可见，对于他这样的哲学家而言，重要的是逻辑和信念，远古真相本身既难考证，似乎也不甚重要。

不过，将“种族”的概念既视为与“中华民族”同体的概念，又视为其下位概念，矛盾也依然存在。其实，也并非所有同宗共祖说者，都是死心眼的、刻板僵硬的“血缘同一”论者，比如康有为，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注重认同的泛血缘论的代表，在他看来，历史上长久以来，有些少数民族人士都自以为是“黄帝子孙”，而现今的革命党人却要强做分别甚至加以排斥，实在是昏聩糊涂，大可不必。

与“黄帝子孙”说同时，近代中国还有今人更为熟悉的“炎黄子孙”说也得到传播。如前文提到的胡石青《蒙藏民族是否炎黄子孙》一文，即为其代表。不过就当时的传播程度而言，“炎黄子孙”说（包括炎黄之胄、炎黄遗裔等说），似远不如“黄帝子孙”（包括黄帝遗胄等）之说来得流行。不仅抗战时期如此，整个近代恐怕也是如此。这是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得到的明显印象。[66]“炎黄子孙”说在民族祖先的涉及范围上，较之“黄帝子孙”说要略为宽泛，它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并远远超越“黄帝子孙”说，大约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尤其是80年代之后。这与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政治”环境的变化不无关系。

笔者以为，抗战时期的“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说，不过是部分反映全民族同类认同和凝聚意愿的一种象征性说法而已。它在本质上，乃是以“泛血缘认同”为表现形式之一的政治和历史文化的整体认同。[67]一些明知黄帝、炎帝和蚩尤等为历史中传说人物的历史学家，在抗战时期却也并不否认“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认同的历史延续性、某种拉近情感的积极意图及其当时对于凝聚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意义，原因就在于，历经外族入侵的中国人，当其民族危机异常强烈之时，实在迫切需要一种情感上的团结力。光是政治认同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一种带历史文化认同意义的“泛血缘”纽带的联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谓此种泛血缘联系最为生动形象的概括。这对于处在抗战时期的普通中国人尤其是广大汉族人来说，似乎是一种有益于凝聚为一体、易于相互传导和彼此感染的精神纽带。

1939年初，与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几乎同时或稍晚，《文化动员》杂志上也发表了何国雄的《谈中华民族》一文，同样不承认国内各少数民族为“民族”，而只认其为“种族”。作者明确表示：“一个民族的长成，通常是由氏族而种族，由种族而民族。我中华民族，一般人都说是由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结合而成，我以为所谓满蒙回藏充其量只能承认他是种族，决不是民族。”何氏还强调，“旧说所谓五族，在某种程度上说，实在是受了列强分划政策的影响。不客气的说一句，也可认为旧说的‘五族共和’我们实在上了当。如今我们明白了，我们不再附和任何分划的谬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在民族称谓的相关问题上，何氏甚至还表现出一种极度的紧张，他主张为避免紊乱和以正视听计，不仅错误的民族理论要纠正，一些不正确的称谓也当立即废除。文章写道：

为了纠正许多不正确的观念，我们希望教育部照（民国）二十年公布“东北”一词的成例，立刻公布有关国家民族的各种名称。比方我们的民族，应当正式规定为“中华民族”，简称为华族。西南边省的山居人民，绝对废除“苗”的称呼！其余旧所谓蒙、回、藏，以及其他一切边省人民，以后只能称为“边省人民”，汉族也只能用“内地（或腹地）人民”的称号。蒙藏委员会、蒙藏学校之“蒙藏”二字，也宜以“边政”二字代之。此外，卖国求荣的汉奸，因“汉”字义狭，应该改名为“华奸”，不然就直接了当呼为卖国贼也可以。[68]

这种对国内少数民族称谓的高度敏感和警惕，也曾一度引起国民政府的共鸣和重视。1939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教育部的有关呈请，下令禁止滥用“少数民族”名词，要求此后“普通文告及著作品宣传品等对于边疆同胞之称谓，似应以地域为区分，如内某某省县人等。如此原籍蒙古地方者，可称为蒙古人；原籍西藏地方者，可称为西藏人；其余杂居于各省边僻地方文化差异之同胞，似亦不妨照内地人分为城市人乡村人之习惯，成为某某边地人或边县人民，以尽量减少分化民族之称谓”。[69]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关于构成单一性“中华民族”的各个具体组成部分的称谓性质，除了前面提到的“种族说”和“支族说”之外，还有一种“部族说”。早在1934年年初，广西省政府设立特种教育委员会时，就曾将正加以“开化”的苗、瑶、侗等众多西南少数民族，统称为“特种部族”，此后多年一直沿袭不衰。[70]当时的广西教育厅长雷沛鸿（字宾南），已经认为中华民国之内将来只能有一个民族——中华民族，但她可以包含许多不同的种族。雷氏曾留学英美多年，熟悉西方现代的民族思潮，也是国内较早对“民族”和“种族”概念有过一定研究的学者型官员，在他那里，“部族”和“种族”似乎是同一个层次的概念，他们都有别于“民族”。他强调：“民族是构成新社会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以至文化基础。将欲在中华民国中改建一个新社会，我们不可不先将全国民众组成一个民族，使形成一个中华民族。”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组织及功能应该类似一个大熔炉”，“满汉蒙回藏苗”等“种族”，“儒道佛回耶”等宗教，都在其中“尽被同化，成为一个化合体”。[71]这么说来，雷沛鸿也是较早将中华民族的各分支民族称之为“种族”的思想先行者了。只是在他那里，“种族”和“部族”还在彼此混用。

1940年完成，1942年年初出版的《我们的国族》一书的作者毛起鵕、刘鸿焕等，更是郑重而明确地称各民族为“部族”，并反复强调所谓中国“少数民族”的说法不对：“要知道中国境内，是没有西方那样的‘少数民族’问题的。我们也一再说过，汉、满、蒙、回、藏、苗……并不是民族单位，只不过代表中国境内生活、习惯稍有不同的各种人，他们都不过是组织中华国族的各支系，所以叫他们为部族，是最适宜不过的。”[72]在同年发表的《民族、种族、国族》一文中，毛起鵕又表示，“部族”的含义与英文中的“nationality”大体相当，换言之，“‘nationality’应译为‘部族’，近似所谓‘少数民族’（minorities）”，但其与“少数民族”又有所区别。“民族”与“部族”可依两个标准来区分：一是“政治组织之有无”；二是“人数之多寡”。“民族为政治的结合，部族则为非政治的结合。政治的结合最高形态为国家为民族所应有，却非部族所必需”；“在一民族一国家里，民族就是人民的全体；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多数民族即可作为民族的代表，而少数民族便是部族”。[73]毛起鵕的具体表述或许不无矛盾之点，但他愿意称中国国内各民族为“部族”，却是明白无误。

在当时的中国，与上述看法相关，且最有影响和较为流行说法，当然还是蒋介石那众所周知的“宗族说”，它直接促成了抗战中期关于单一性“中华民族”舆论宣传**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