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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代国族一词的出现概念内涵及其他02（第1页）

3。现代“国族”一词的出现、概念内涵及其他02

[56]关于“中国”在变迁中延续的独特性和整体性，以及成为历史书写对象的必要性，可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一书（中华书局2011年版）。亦可参见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57]关于晚清中国的国家性质问题，学界的看法并不统一。一方面，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履行一个现代国家的义务，当然中国同时也就被承认或被赋予了现代国家的主权等权利。实际上，在与西方近代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国已逐渐发生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的演变，特别是清末新政阶段。如于逢春就认为，1820年《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及其所附《皇舆全图》的编绘，就标志着大清国“已具备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基本要素——领土、主权与国民（臣民）意识”，“已存在着近代意义上的疆域、边界与边境制度”，“对其疆域、边界已能有意识地自我认定、法理确定”，其疆域、边界“已取得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承认”。参见于逢春：《时空坐标、形成路径与奠定：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63—64页。此见值得今人思考。

[58]如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就强调指出：“近代以前，‘中国’一词既不指民族，也不指领土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指皇帝在世界中心的位置。作为一个国家的正式指代，它在1912年首次以‘中华民国’这一词汇缩略而成，尽管民国时期它既指国家也指民族。然而即使在那时，这一用法也不普遍。”（费约翰著，李恭忠、李里峰等译，刘平校：《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74页原注释2。英文本见JohnFitzgerald，Awakeninga：Politics，dtheNatioion，StanfordUyPress，1996，p。366。）果真如此吗？非也。海外汉学家的类似观点并不奇怪。在国内，此类看法也是随处可见，甚至研究有素如胡阿祥先生，有时也难免落入窠臼，见其早年论著《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页）。不过，胡先生也并非全然没有见及于此，其书有关观点前后并不完全一致，如他有时强调“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前，‘中国’都只是地域的或文化的概念”（见此书第253页），有时则又指出，秦汉以后“作为政治概念使用的中国走向定型”，到明清时期的国际交往中，“政治的中国，无论是空间抑或时间，其指称都相当明确”（见此书第264、273页）。

[59]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武汉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9页。

[60]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页。

[61]参见黄兴涛：《话“支那”》，《文史知识》1999年第5期。该文后扩充为《“支那”一词的近代史》，在网络上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62]《清国トノ條約談判経過報告ノ件》，《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4卷，《清国トノ修好条規通商章程締結ニ関スル件》，第246页。可参见韩东育：《日本拆解“宗藩体系”的整体设计与虚实进路——对〈中日修好条规〉的再认识》，《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期。

[63]《清国トノ條約談判経過報告ノ件》，《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4卷，《清国トノ修好条規通商章程締結ニ関スル件》，第247页。

[64]《清国トノ條約談判経過報告ノ件》，《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4卷，《清国トノ修好条規通商章程締結ニ関スル件》，第247页。

[65]《清国トノ條約談判経過報告ノ件》，《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4卷，《清国トノ修好条規通商章程締結ニ関スル件》，第247页。

[66]《清国トノ條約談判経過報告ノ件》，《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4卷，《清国トノ修好条規通商章程締結ニ関スル件》，第245页。

[67]《清国トノ條約談判経過報告ノ件》，《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4卷，《清国トノ修好条規通商章程締結ニ関スル件》，第246页。

[6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308页。

[6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311、3313页。

[70]如1871年德国来华使节所递交的国书中，就有“中国大皇帝”之称；中国使节访问欧洲各国，瑞典、荷兰等国在“回书”中，一开始也都分别是该国国君“问中国皇帝好”或“问中国至高有权之皇帝好”等，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249页；第9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267页。

[71]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3卷，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08页。

[72]汪荣宝编纂，张元济校订：《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中学堂、师范学堂用），商务印书馆出版，宣统元年（1909）六月初版，宣统三年（1911）四版，“绪论”第1页。

[73]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3卷，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08页。

[74]蒋维乔、庄俞等编，荣德译：《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卷4，内府抄本1909年版，第39—40页。

[75]可见《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进呈刑律草案折》《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进呈刑律分则草案折并清单》等，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1卷，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66—471、531—537页等。

[76]《宪政编查馆奏为遵旨议复大清国籍条例折》附《大清国籍条例》原文，撷华书局编：《宣统己酉大政纪》第16册卷13，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5辑，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1265—1274页。

[77]邵丹：《故土与边疆：满洲民族与国家认同里的东北》，《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78]《中国国籍法草案》，《东方杂志》第6卷第2号，1909年。

[79]缪昌武、陆勇：《〈大清国籍条例〉与近代“中国”观念的重塑》，《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80]《国民必读课本》（甲编）下，学部图书局宣统二年正月印行，第2—3页。感谢沈国威兄在资料上的帮助。

[81]可参见庄国土：《“华侨”一词名称考》（《南洋问题研究》1984年第1期）等文。相对于“华民”“华人”和“华商”等词很早就在海内外流行，“华侨”一词的出现和流行要稍晚些，但至少在1883至1884年间，民间的郑观应在有关呈文里，以及官书《清实录》中，现代意义的“华侨”一词就已开始使用，清末逐渐流行开来。

[82]参见邸永君：《“民族”一词非舶来品》，《中国民族报》2004年2月20日；茹莹：《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世界民族》2001年第6期。

[83]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郝文对此前的有关研究具有某种总结的性质。

[84]《论约书亚降迦南国》，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本，第271页。参见黄兴涛：《“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也可见稍后方维规：《论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nation”与中国》，《二十一世纪》2002年4月号。

[85]郭士立：《古今万国纲鉴录》卷16，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仲秋镌，新嘉坡坚夏书院藏板，第66页。笔者所见为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本。

[86]郭士立：《救世主耶稣基督行论之要略传》，1834年新嘉坡坚夏书院藏板，第74页下，转引自庄钦永、周清海：《基督教传教士与近现代汉语新词》，新加坡青年书局2010年版，第56—57页。

[87]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16页。

[88]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所载的《玛塔喇省》《论欧罗巴事情》和《光阴易度》等文中，就分别有这样使用的例子：“回回族类本不侵玛塔喇省，待至大清年间，回王弄权，今朝始兴”；“（欧罗巴）自古以来，民各族类居之”（道光乙未年五月）；“且阿细阿大地陆之族类好学重文，连印度土人都阅《东西洋考》，即汉人阿细阿诸族之魁，何可延滞乎！”等。

[89]如《古今万国纲鉴录》一书，就至少曾于1874年（明治七年）在日本出现过两种刻本：大槻诚之、渡边约郎解的《万国纲鉴录和解》；大槻诚之训点，柳泽信大校正的《古今万国纲鉴录》三卷本。参见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29—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