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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华民族的认知进展与标志词符进一步流通（第4页）

[101]《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5页。

[102]“霸道人为力”，孙中山有时又表述为“政治力”“政治强制力”等。

[103]以上内容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6—188页。

[104]诸青来：《三民主义商榷》，正谊社1927年初版，箴文书局1930年再版。诸青来（1881—？），上海人，清末留日。1934年参加国社党。后加入汪伪政权，出任交通部长等职。

[105]《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8页。

[106]参见松本真澄著，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120页。

[107]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转见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8—359页。

[108]立法院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宣传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说明书》，中正书局1940年7月版，附录一：《总裁关于宪政宪法之言论节钞·民国十三年双十节校阅后讲》，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804），文海出版社1940年版，第103页。

[109]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6页。

[110]如梁任公在北京高师史地部讲，贾伸笔记：《中华民族之研究》第二讲至第五讲“中华民族之成分”，《地学杂志》1922年第2—3期，1923年第1—2期、第3—4期。其中部分又分别转载于《东北文化月报》1923年第2卷第9、11期。笔者将其内容与1922年双十节定稿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收入1936年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合集·专集》），略加核对，发现基本宗旨虽无大的不同，但具体表述还是有较大差异。

[111]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6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

[112]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6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

[113]吕南（ErRenan，1823—1892），又译勒南、雷南。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1882年曾发表《民族是什么》的著名演说，集中阐发了其关于民族的思想，影响深远。

[114]约翰·霍兰·罗斯（JohnHollandRose，1855—1942），英国著名史家，其关于拿破仑的传记（如《拿破仑一世传》等）最为有名。他还写有关于欧洲民族之争史的著作。《作为现代史因素之一的民族性》一书英文名为NationalityasaFaodernHistory（Lton，1916）。

[116]吴文藻：《民族与国家》，《留美学生季刊》第11卷第3号，1927年1月20日。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对“民族精神”等内容的重视，也可能受到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影响。他1915年针对提出二十一条，曾发表《菲斯（即费希特——引者）的〈人生天职〉述评》一文，欲以此唤起国人的民族意识。

[117]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6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6—3437页。

[118]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6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0页。

[119]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63页。

[120]钟月秋：《高中本国史》，长沙湘芬书局1932年阴历八月版。书中有关部分将中国古代中华民族的成分划为诸夏、东夷、荆吴、苗蛮、百越、氐羌、群狄七“组”，只不过是把梁启超所谓的第八组“群貊”与第七组“群狄组”合并而已。同时也强调中华民族是极复杂而伟大的民族；是祖先耗费极大代价和漫长时间而构成的民族；其将来不惟不会衰灭，且有扩大的可能性。只是把梁所谓“极巩固”改成了“伟大”，并添上了“以诸夏族为中心，有民族固有文化，所以能融合四周诸民族”一条。1935年，赖希如的《中华民族论》一文（《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4期）的整体构思和结论，也受到此文的明显影响。常乃惪在1926年至1928年关于“中华民族”史的研究论著中，更是多次坦承受到梁启超的重要影响。

[121]1924年，陈启天在《新国家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中就慷慨激昂地声言：“惟有我中华民族之国民有光大中华民族之责任，亦惟有中国之国民有再造中国之可能”，“我数千年之中华民族所托生之中国”，其命运和前途，“即在吾人之手中”（1924年阴历一月《少年中国》第4卷第9期）。余家菊在《教会教育问题》一文中，则认为“于中华民族之前途有至大的危险的，当首推教会教育”（1923年阴历九月《少年中国》第4卷第7期）。这也可作为前述收回教育权运动推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传播的一个例证。此外，使用过该词和概念的，还有张梦九的《中华民族独立与国民大学》（《少年中国》第4卷第11期）等文。

[122]《苏州大会宣言》，《少年中国》第4卷第8期。

[123]王光祈：《少年中国运动》“序言”，中华书局1924年版。

[124]敖光旭：《1920年代国内蒙古问题之争——以中俄交涉最后阶段之论争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当时主张蒙古民族自决和独立的，不仅有共产党人瞿秋白、李春蕃等，还有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

[126]余家菊：《国家主义概论》，《新国家》第1卷第8期，1927年8月。

[127]吴文藻：《民族与国家》，《留美学生季报》第11卷第3号，1927年1月20日，第15—39页（收入王庆仁等编：《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9—36页）。该文为1926年4月吴氏完成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作品，但其正式发表已到1927年年初。由于文集编者误将其写作时间当作该文正式发表时间，且将此时间与《留美学生季报》第11卷第3号错误对应，引者容易失察，造成误引很多。吴文藻当时所谓的“政邦”和“国家”，大体相当于时人和今人所谓的“国家”和“国族”。

[128]可见王铭铭：《民族与国家——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2000年第1期续载。

[129]胡伟国：《民族自决与蒙古独立》，《醒狮周报》第41号，1925年7月18日。转引自敖光旭：《1920年代国内蒙古问题之争——以中俄交涉最后阶段之论争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130]参见敖光旭：《1920年代国内蒙古问题之争——以中俄交涉最后阶段之论争为中心》一文。郝时远先生曾说，顾颉刚“（或许是最早）从‘中华民族’的立场去理解‘民族自决’原则的学者”（见郝时远：《类族辨物：“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中西对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尽管郝先生下结论时相当小心，但因该问题向来少有人关注，还是难免有误。据笔者查考，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已有多人持此类论说。

[131]孙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孙科文集》第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34页。

[132]王启汾：《中华民族的研究——依据近代学者的成绩》，《光华期刊》1927年第1期。

[133]《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93—394页。

[134]参见松本真澄著，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210页。也可参见郑大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史学月刊》2014年第2期。

[13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36、4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