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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翠微峰二02（第2页）

叔子去世前为施闰章的诗文作序，说三十余年间，“不敢怀一刺、一启事干贵人”（同卷《愚山堂诗文合叙》）。另在致友人的书札中，说自己“出处取与间，常竞竞恐失山中面目”（卷七《与徐孝先》）。叔子也并非一味谨慎，他以为理想的状况是，既不毁“廉隅”，又不露“圭角”（《乙巳元旦得圭笺试笔》）。他并非不明白二者难以得兼。他致书陈恭尹，说“浮沉二字最是难为。浮者便浮，沉者便沉，独浮沉之间，稍方则忤人，稍员则失己”（《答陈元孝》）。应当承认，叔子的行为的确可称中规中矩，偶或行权，分寸也总能拿捏得恰到好处，决不至有违于公众对于遗民的期待。陈恭尹所以招致物议，也应因了不善于在此“之间”把持。那个时候，载浮载沉，终至“没顶”的，确也大有人在。处通塞、达介、浮沉之间，何尝容易!

叔子在“交接”的一面，对方以智、陈恭尹，都尽过规劝的责任。陈氏以忠臣之后，也如方以智，经受过明亡之际的大苦难，有着较之魏氏兄弟复杂得多的家世背景和政治经历。吴道镕所撰《独漉堂集》序，说“北田五子”之一的梁梿，对陈氏有“仆仆城市之责备”，朱彝尊也有“降志辱身之微词”（见之于《静志居诗话》，参看该书卷二二第712页）。温肃的序也说，对于陈氏，“当时同志已不见谅”，岑徵（霍山）甚至有“可怜一代夷齐志，错认侯门是首阳”之讽。但易堂诸子像是并不苛责他们的这位朋友。彭士望序陈氏的诗集，话说得相当体贴，说自己“心知元孝沉痛患难，学与年深，驯猛鸷之气，渐就和易”。但若仅据了文集，以魏氏叔、季与陈恭尹比较，确也会让你知道，被划归“遗民”一类者，彼此的境界有怎样的不同。

当然，叔子不事“干谒”，不等于不“交接”，更无妨于书札往还——他以此守住了一条界限。彭士望的情况也大致相似。他们坚持不入公门，不游幕，不苟取与，守上述诸戒惟谨，却不能全不与当道接触；不“干渎”，却仍然要陈述民生疾苦、地方利病。彭氏甚至不惜为朋友（曾灿）而向当道求助（《与李梅公少司马书》）。季子走得稍远了一点。上文已经说到，他曾接受过伯子的幕主浙江巡抚范承谟白金六百两的馈赠。施闰章也看出了魏氏叔、季的这一点不同，即叔子“不入公府”，而季子则“间与世浮沉，为文武大吏重客”，却又说季子“义所不可，则屹然不移尺寸”（《魏和公五十序》）。季子不应试，且不游幕，也仍然守住了他所设的那条界限。

那时的遗民有身分自觉的，各有其所守底线，只不过彼此的底线未必一致罢了。即如黄宗羲，与当道多所“交接”，从事声势浩大的讲学活动，非但不令其子黄百家世袭遗民，且推荐门生万斯同以布衣参明史局，却仍然有所不为，有他所认为的决不可为。全祖望撰《二曲先生窆石文》，说李顒自律之严，“当事慕先生名，踵门求见，力辞不得，则一见之，终不报谒”，“有馈遗者，虽十反亦不受”（《鲒埼亭集》卷一二）——另有材料证明并不尽然。同为北方大儒，孙奇逢、李顒都曾得到有力者的关照。他们不绝物，不为不情，取与之际却也仍有原则，尽管与上文写到的李天植，原则有所不同。

叔子、彭士望的好友顾祖禹，另是一类，其人既不仕清，又不肯栖迟岩壑间，而是从事著述，且出入于当世贵人府邸。应当说，后世在厘定遗民身分时，保持了相当的弹性，否则就只有食薇于首阳者，才配称遗民——何况关于伯夷、叔齐，也仍有疑论。

“独善”、“兼济”，士人往往被迫作非此即彼的选择。遗民的选择更有其艰难。宁化的李世熊就说过，“避地同尘，都无是处”（《答彭躬庵书》，《寒支初集》卷六，转引自《梁质人年谱》第33页）。遗民命运之乖蹇、处境的荒谬，正在“都无是处”。即使称“苦节”者，也经受不起苛刻的追问，如所食乃谁之粟，所践为谁之土之类——这种伦理绝境，岂不也是士人自己参与构建的？以叔子的敏感，不能不于这尴尬有深切的体验，而那种种微妙而精致的苦痛，仅据了他流传下来的文字，是并不都能察知的。

叔子拒荐博学鸿儒，是康熙十七年（戊午）的事，以此一“辞”，完成了清初名遗民的形象。就这样，叔子谨慎而又不失从容优雅地将自己塑造成了那个时代的“完人”。两年后叔子病逝。

31

康熙十二年（癸丑），吴三桂举兵反清，耿精忠、尚之信响应，这就是所谓的“三藩之变”。江右被卷入战事，已是次年。

三藩之变因系大清定鼎后的变乱，较之易代，像是有更其敏感的性质。而发生在甲申三十年后、永历朝覆亡十二年后，遗民对此一事件的反应，与明亡之初有了相当大的不同。“易堂九子”即可为一例。

几乎可以认为，在易堂历史上，三藩之变有某种“标志”意味。

叔子自己说，当战事紧张之时，他曾与友人在距战地不远处闲谈，其间有如雷的炮声传来（《王竹亭文集序》，《魏叔子文集》卷八）。叔子的这份镇定不免有一点可疑。据《魏叔子年谱》，康熙十五年（丙辰），叔子曾客居富田，又避兵云坞，次年即住在庐陵山中。丙辰，梁份赴长沙为韩大任（按当时韩为吴三桂守吉安）向吴三桂乞援。梁份说，当叔子“居庐陵万山中”，他自己曾“揭衣水行，日夜百十里就区画大事，其后成败不失锱黍”（《哭魏勺庭夫子文》，《怀葛堂集》卷八）。直到叔子病逝，梁份才提起此事，且说“此惟份知之，而未尝与人言者”。当然，你仍然不能知晓叔子所“区画”者何事，预测的是何种成败。

当然遗民表达，于隐晦中仍有透露，即所谓的“蛛丝马迹”，只是更宜于启发想象而难以确证罢了。即如叔子对于三藩之变的态度，就令人难以断定。叔子本人就说过：“吾尝以为残贼殃民者，虽师出有名，故国法所不容……况叛服反覆，惟以盗贼为事者乎!”（《周左军寿叙》，《魏叔子文集》卷一一）由上下文可知，这里叔子指的是因三藩而起的“群盗”。但“虽师出有名”云云，仍然值得玩味。

季子在这期间的确表现得激动不安。由他的《析产后序》看，他的介入“世务”，周旋“贵人”间，正自甲寅、乙卯始。其子魏世傚在《享堂记》中，也说其父“出入金戈铁马之中”。甚至世傚本人也曾奉了父命而奔走道路，“尝天寒被雨，步行九百里，衣裤水流者十三日夜”（《答周盛际先生书》，《魏昭士文集》卷二）。“九子”中，或许季子最不安分。庚子、辛丑间，季子在粤，就可能有赴龙门岛与义军联络的企图（《陈独漉（恭尹）先生年谱》）。即使这样，也不宜想象过度，以为季子日事奔走、策划。他的那些活动很可能只是山中岁月的插曲，短暂地打破过宁静而已。事后他的另一个儿子世俨对朋友说，三藩变起，颇有人因“久习兵革”，“惟以豪杰自命”，以至于“流而忘反，身名俱隳”，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彼此尚未失“故时面目”（《拙轩子卢孝则三十又一序》，《魏敬士文集》卷三）。凡此都可证易堂中人固然抱了“恢复”的期待，并不就将三藩之变认做了时机。

由文字看，彭士望似乎超然事外，反应很冷静（季子《同堂祭彭躬庵友兄文》，《魏季子文集》卷一六），我却怀疑其人在三藩之变中，形迹真的像他的朋友说的那样简单明了。宁都的邓先生也注意到了，乾隆六年刊本《宁都县志》，刊落了与彭士望、邱维屏有关的几乎全部内容，甚至两个人的姓氏。即如述林时益“避地宁都，与魏氏三子□□□□□□李腾蛟、曾灿、彭任为兄弟交”。你无法知晓这两个人清初的言行触犯了何种禁忌——或许我们又遇到了遗民身世之谜？

诸子中置身局外的，或许是彭任。道光五年（乙酉），王泉之序彭任的《草亭文集》，说：“易堂九子皆以文章鸣世，皆以道自任，三藩之乱，多有与时浮沉者”，而彭任“独抱道在躬，安其常，守其变”——自是清人的一种见识。三藩变中彭任心情的复杂，由他一些年后写给顾祖禹的书札（《与顾景范书》，《草亭文集》），可窥知一二。当魏氏兄弟奔走策划时，彭任或许就用了这一种复杂的眼神从旁观望的？

三藩之变不但使一些遗民经历了大**，也使一些遗民经受了大危难，在遗民这一族群中引发的震动，未必在明亡之下。易堂诸子的朋友为事件波及的，就有方以智、萧孟昉、顾祖禹等，陈恭尹甚至因牵连而下狱（《独漉堂全集》冯奉初所撰陈氏传）。

梁份与三藩之变的关系，似乎当其时就已不那么秘密。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记述了梁份向吴三桂乞援，吴留他观战一事。当然刘氏此记，应属“秘录”，在当时绝非用于发表的。梁份也未必不自晦其迹，他的上述行踪，不但不见于收入《怀葛堂集》的文字，且“九子”也像是讳莫如深。但也仍然有透露。林时益在诗中说，他因听到过有关梁份的消息，以至收到了梁的长信竟不敢打开（“乍传异说愁难信，详载长书怯未开”，《乙卯十二月梁质人自南丰至作》，《朱中尉诗集》卷四）。彭士望也提到梁份曾“以气矜避地”（《复友人书》，《树庐文钞》卷三）。

梁份的乞援之举，即使在对三藩之变反应积极的遗民那里，也是相当冒险的。易堂两代人中，或也惟有梁份能如此“蛮干”。份何尝不知道江西在兵马**中，小民不堪其苦，却不肯错失“恢复”的或许是最后的时机，其心情之复杂，不难想见。当然，秘密活动自有其刺激性，当着真的“海氛澌灭”（黄宗羲）、“潮息烟沉”（全祖望），遗民生存的意义危机才会到来。三藩之变中梁份的兴奋，或也可以由此得一点解释？

然而同为叔子的门人，也有参与平息三藩之变者（参看魏世傚《赠鲍子韶四十序》，《魏昭士文集》卷三）。季子的《曾有功墓志铭》、叔子《赠万令君罢官序》一类文字，表达的也是支持平息变乱的态度。也如不能确知叔子在庐陵山中的“区画”，你也难以认定季子父子的出入于“金戈铁马”，究竟所为何事。三百年之下，由诸子的文字所能察觉的，毋宁说只是那些年间山上山下的扰动而已。

我已经说过，我由诸子那里读出的，主要是友情与亲情的故事，是关于朋友、兄弟的故事，“拯”、“济”的故事则若隐若现，浮动其间，并不清晰与一贯。被叙述的遗民生平，往往不连贯，有诸多空白，以至破碎零乱。那一时期士人的表述中，有太多的隐匿、闪烁，其中正有他们的生存状态，过于完整、连贯，反而令人生疑。

有明一代，赣南一向多事。嘉、隆间陆稳就曾在奏疏中说过：“赣州封疆多邻闽、广，山贼之出没靡常，巢寇之盘踞日久。一啸聚于乡落，则妻子半为虏掠，田圃尽见荒芜；一弄兵于城池，则坟墓多被挖开，房庐悉为灰烬。”（《边方灾患恳免加派钱粮以安人心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一四）明亡之前，这里的民众已饱受战乱之苦。同疏还说，“南、赣二府（按应指南安、赣州），据江西之上游，为全省之藩蔽，界邻闽、广，故流寇之出入，必先取道，攻城掠野，无岁无之”，这种门庭之患，为他郡所无。叔子也说：“赣州十二属邑，皆负山依阻，地迫闽粤，故昔称多盗，而天下稍稍有事，则蚁聚蜂起，揭竿假名义者，不可胜数。”（《周左军寿叙》）

宁都的混乱似乎尤甚。易代之际，“宁之民尝称兵于市，白日而杀人劫人于县治之门。已而郡兵破县城，城屠掠几尽”。三藩之变起，宁都一县“百里环强敌，十里多伏莽，门以内奸民之欲持白棓而起者相视”（《赠万令君罢官序》，《魏叔子文集》卷一〇）。叔子一再写到“改革之际”赣南、宁都的动乱与杀戮。彭士望、李腾蛟也说宁都、南丰一带，“大盗数千，盘踞出没，焚杀**掳，惨动天地”（《与傅度山兵科书》，《树庐文钞》卷四），“暴客横纵，不择人而食”（《族子季玉四十一序》，《半庐文稿》卷一）。

当着要选择立场时，士大夫对于上述情境，岂能度外置之！

32

发生在这期间易堂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即魏伯子之死。情况很可能是，诸子的“激动扰攘”，因了伯子之死，而折入于悲愤沉痛。

伯子，名际瑞，字善伯，原名祥，字东房。

如若一定要伯子为他的死承担一点责任，那么丙戌那年他的“出”，或许可以算做祸端。当时清王朝委任的新县令到任，局势已大致平靖，魏氏兄弟有了一次机会，作更从容、更理性的选择。上文已经说到，叔子、季子在这当儿选择了“山居奉父母”，而伯子却在一番逡巡之后，选择了出而应世。

伯子对于他自己的选择也有辩护。比如他说，“豪杰之士能为人所不能为”，他们特立独行，不恤人言，不顾世俗之毁誉，“有时能奋立于天上，有时能伏泥中，有时可以绝类独上，而不畏天下古今之横议；有时屈情从众，不避庸俗之名”（《续师说》，《魏伯子文集》卷三）。也就是说，必要时惟豪杰才能“自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