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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冠石（第1页）

宁都·冠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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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仍淅淅沥沥不止，真的如这里的朋友所说，江右的雨，下得很耐心。

顺治十二年（乙未）除夕，林时益住进了冠石的新居，算一算自己客居宁都已十一个年头（《乙未除夕同吴子政始入冠石草堂……时妇子在南湖》，《朱中尉诗集》卷三）。他对这居所显然很满意，在《冠石草堂》那首诗中说：“不复障吾目，悠然此户庭。山高迟暮色，风远到溪声……”（同上）还说“柴门正对山空处”（卷五《杂咏》），一望空阔，使他的心境为之而开。易堂中人并非都像魏氏兄弟那样，乐于由超拔之境俯临世界。平衍豁朗，或许更宜于林时益的性情？

由林氏的诗看，那时的冠石尚有“悬泉”、水池，而且有虎豹出没。东岩色也近赤，岩下有梅，淡香疏影，林氏曾在这里饮酒赏花，杖藜访友（同书卷三《饮东岩梅下罢过树庐》）。林氏也如叔子兄弟，对花木有癖嗜，尤钟情于梅花。明知别处的花与此处无异，仍然会怕因出门而误了花期（卷五《同彭天若饮悠然亭看白桃花》）。

山中岁月自与平川不同。季子说：“山居面石壁，日月去我早。”（《偶然作》，《魏季子文集》卷二）“文革”期间，我曾在京郊的深山中住过几个月。山中日短，落日一衔山，谷中顿时暮色沉沉。林时益衰病的暮年，就在冠石这山间高地上度过。夕阳在野，那村落会是苍凉而静谧的吧。在我想来，那也正应当是林时益晚年的颜色。由易堂中人的记述看，叔子光明洞达，彭士望气概豪迈，而林时益和易、坚忍、静穆，确如暮色中的山野。

冠石（《宁都直隶州志》，道光四年刊本）

如果说叔子天然地适于通都大邑，那么林时益或许更宜于乡村。他说自己“近市情堪畏”，倒是荒山令他感到安全、安心——我想这是真的。

易堂人物中，“冠石先生”林时益别有风味；由我读来，那风味平淡而隽永。

其实林时益早已出现在彭士望挈家迁至宁都，与叔子相见于河干那一幕中，只是无论在魏氏叔、季还是彭士望的叙述中，他的身影都像是为彭士望所遮蔽，不为人注意罢了。即使在事后的追述中，叔子与彭士望也像是仍然沉浸在遭遇对方的狂喜中，无暇分神于同时到来的林时益。

接下来的事，见之于李腾蛟之子李萱孙的记述。萱孙说，他听到父亲的说法是，林氏初到宁都，曾“身杂佣保，治火药诸什器”，李腾蛟遇林氏于客邸，“奇其精悍之色，因数目之，后遂为兄弟交”（《朱中尉诗集·叙》）。林氏本人的说法与此相去不远，也说自己当年曾“乱头短后衣”，“执役混贱厮”（《己亥二月十五日同彭躬庵陪黄介五陟岘峰……》）。由此看来，林时益虽因彭士望而迁到了宁都，却并未被及时接纳。他是赖有自己的风采，吸引了后来同属易堂的那班友人的。魏氏兄弟的不苟交，林氏的不苟与人交，于此都可以想见。

彭士望或许是那种令人过目难忘的人物，而林时益的魅力，却要在平常日子里徐徐释放。要由此后的事情看，林时益在易堂中，才真的堪称异数。他没有彭士望、魏叔子的强烈、热烈，却也不像李腾蛟、彭任的面目中庸，而是以对其选择的坚执，不温不火地，将自己与易堂的一班朋友区分开来。

林时益的特别，自然也因了他的宗室身分。他是所谓的“奉国中尉”。他的易堂诸友像是很在意这身分，叔子为他撰传，题作“朱中尉传”而非“林时益传”，就可以证明。王世贞说：“国家待宗室，自亲王至中尉凡八等。”（《策》，《明经世文编》卷三三五）“亲王之支子，尚得为郡王；郡王之支子，始为镇国将军，从一品。镇国之子为辅国，从二品。辅国之子为奉国，从三品，皆将军。奉国之子为镇国中尉，从四品。镇国之子为辅国中尉，从五品。辅国之子为奉国中尉，从六品。自是虽支庶皆得称中尉，不为齐民。”（《同姓诸王表序》，同书卷三三三）经了二百多年宗室的繁衍，到明末，“奉国中尉”正不知有几何；但此“中尉”确有不同于他“中尉”者，因而像是获取了专有“朱中尉”一名的资格。当然，刻意提示宗室身分，也为了表达对故明的怀念。不知易堂诸子是否确也时时意识到其人之为“朱中尉”的？

林氏原名朱议霶，字作霖，“国变”后更姓林，字确斋，句容人。据叔子说，直到明亡，“宁藩支子孙”横暴依旧（《朱中尉传》）。其时的奉国中尉朱议霶，当属于宗室中寥若晨星的贤者。李萱孙说，当明亡之际，林时益曾受其父之命，与“奇材剑客、四方负异奇杰士”游，“慨然有当世之志”（《朱中尉诗集·叙》）。林氏未必没有政治才具。《宁都县志·林时益传》，说他曾佐其父治邑，“老胥惊服，奸不得行”。九子中，说得上有“家国之恨”的，只是林时益与曾灿；林、曾的诗文，对此却并不渲染，未知是否因了禁忌。林时益的诗作中，写到这段惨痛经历的，只有五律一首，题作“乙酉夏舣舟梁家渡，约六弟偕上，而六弟即是秋与七弟病死梅川；戊子，陈氏姊避兵死西山；今乙未，萧氏姊又坠楼死。先君之子十二人，存者仅高氏姊及予二人而已……”（《朱中尉诗集》卷三）由此可知，林氏的六弟、七弟，是随他到了宁都（梅川）后病死的。或许正因有如此伤痛，才更有林时益那一种含了坚忍的平淡的吧。

林时益像

天崩地坼的历史瞬间，宗室的命运，是另一个有趣的题目。明宗室成员的应对，大可与清末、民初的另一宗室相比较，其间有多少可悲可笑、令人心酸、令人心情复杂的故事。林时益的故事却很平常。这故事的最重要的情节，竟是携家到冠石躬耕。叔子写他所见冠石，“雨后泥侵屐，山深花落锄”（《冠石草堂值温晋上》，《魏叔子诗集》卷六），说得很亲切。对于通常文人笔下的“躬耕”切不可当真，以为其人真的躬操耒耜。那多半不过是一种诗意表达而已。但林时益的种茶制茶卖茶，却是真的。即使不能亲自运锄使犁，他也常常手持长铲，制茶之外，似乎还曾放牧（《牧》，《朱中尉诗集》卷二）。既然能“身杂佣保”，从事贱役，躬耕在其人，想必不需要下很大的决心。虽然是所谓的“天家之子”，林时益却像是天然地不耻于劳作。他的冠石耕山，未必自以为纡尊降贵，如人们设想得那般痛苦。其实不惟明末，即清末也颇有此种故事，足以为困境中人的生存能力作证。

关于林时益的冠石种茶，叔子的叙述是：“既日贫，中尉曰：‘不力耕不得食也。’率妻子徙冠石种茶。长子楫孙、通家子弟任安世、任瑞、吴正名皆负担，亲锄畚，手爬粪土以力作，夜则课之读《通鉴》、学诗，间射猎、除田豕。有自外过冠石者，见圃间三四少年，头著一幅布，赤脚挥锄，朗朗然歌出金石声，皆窃叹以为古图画不是过也。”（《朱中尉传》）你在这图画中看到的几个青年，即下文将要讲到的“冠石子弟”。他们不是林氏的“隶农”，而是助其耕山的子弟门人。

林时益的以宗室身份而从事垦殖，令人想起老舍笔下那些顺应时世而调整了自己的旗人贵族。或许因了对于老舍的阅读经验，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尊严的姿态。林氏也正如老舍的那些人物，纵然从事“贱业”（“身杂佣保，治火药”等），也仍然将那份教养、才情写在眉目言动中，令人不忍也不敢轻薄。

李萱孙说，迁居冠石后的林氏，“常至江南，欲渡淮而返，间走一二百里，负茶自卖之”（《朱中尉诗集·叙》）。上文已经说到了诸子的谋生之道，与诸妇的辛劳。由林氏的诗大致可以相信，他以自己的躬亲劳作，与其妇分担了物质生存所不可免的琐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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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如这一种人家的子弟，林时益“幼奇慧”，精于棋，善草书，能诗，到了自食其力的时候，所制的茶也非俗品。冠石的林时益种的是茶，而非薯、芋（尽管也可能同时种了薯、芋）。易堂中人所写关于林氏的文字，似乎也要写到了其所制的茶，才滋味醇厚，文字间像是飘散了一层茶香。那是一种生活的气味，有可能是林氏——其时他还叫朱议霶——曾经熟悉、寝馈其间的。

在那个时代的士大夫，茶品中有人品，张岱、冒襄一流人，于此最能精赏：那是一种训练得极精致的知觉与审美能力。我猜想，即使林氏自己负了茶去求售，那心情肯定也与寻常茶农或茶商有所不同。至于遗民而种茶、制茶，风味更与平世有别。传状中的林时益，平和乐易，倒可能正因了其背景中、骨子里与俗人的这一点不同。据说林氏“以意制茶”，也正是将有关的工艺过程当成了创作，更近于文人行为。至于林氏所制“林茶”，倘若真的如诸子所说的那样，当属茶中“逸品”的吧。

落魄之际荷锄运锸，其他人未见得不能，而当此际仍然能沉湎于创造，必定是素有才情风致的文人。遗民中另如巢明盛的葫芦工艺（《思旧录》，《黄宗羲全集》第1册），周齐曾的制作竹木器具（《余若水周唯一两先生墓志铭》，同书第10册）——你只能说，慧业文人即使在生存的艰窘中，也不至磨灭了创造热情与灵气。那些葫芦、竹木制品也是一种诗，呈现以实物形态的诗。林时益也如是。种茶，尤其制茶，是生计，也是人生创造，犹如曹雪芹的制作风筝，风雅寓于技艺。

林时益似乎乐于被方以智指为“茶人”。他也自居茶人，说“茶人最爱春山晴，二月三月雨淋铃”（《癸卯三月送魏叔子之高邮……》，《朱中尉诗集》卷二），还曾在诗中写到制茶工艺。制茶毕竟不同于饮茶，如周作人所写的那样，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与二三人共饮……”（《雨天的书·喝茶》）。叔子写危习生的制茶：“当春之谷雨，茗柯萌芽，雨晴间作。日蓑笠采摘，夜则立茶灶至日出。武火赤釜，手亲釜簸弄，十指皮瀔起，如被炮烙”（《危习生遗诗序》，《魏叔子文集》卷九）——林氏制茶的辛劳，自然可以据此想象。林时益自己也曾在诗中写到过春末制茶的彻夜不眠，“茅屋鸡声叫东日，镫光犹向锅头炒”（《寄楷瘿瓢冠茶为谢约斋先生五十寿》，《朱中尉诗集》卷二）。所谓“林茶”，得之何尝易易!

乾隆六年刊本《宁都县志》卷六《人物·寓贤》林时益传，说冠石“左有东岩，遍植桃李，春月摘茶时，如入桃源”；林氏“风韵潇疏，尝布冠竹杖游行岩壑间，歌声出金石，荷锄相和答，见者以为桃源中人”。甚至叔子，也由自己的趣味，将林氏及“冠石子弟”的力田诗意化了。虽则我在下文中还将说到，叔子并不就欣赏林时益的耕山，李腾蛟也说“学圃非吾事”（《新春雨后督家仆治圃二首》，《半庐文稿》卷三）。

县志中的文字力图使你相信，冠石曾经有过一个真实的桃源故事，其主人公，即优游林壑间的林时益。情况似乎是，林氏在世的时候，冠石还不曾被目为“桃源”。林时益的桃源中人形象，是在他身后的叙述中生成的。邱维屏的形象也经历了类似的制作。林时益本人并不鼓励这样的想象，他以他的诚朴，示人以他的生活本有的颜色，甚至给你看到了泥灰剥落的墙皮。

在我看来，“九子”中，惟林时益近俗，最贴近“日用常行”的世俗人生。易堂诸子存留至今的文字中，林时益的那部《朱中尉诗集》，有较之其他诸子的文集更为具体的有关日常生活的描写。倘若没有这些朴拙的诗句，你将难以想象那生活的物质细节。像“湖上借得破锅志喜”、“蔡立先云藤枯不任晒菜而断感赋”（按蔡立先，九江人，其时侨居冠石）一类诗题，在魏氏兄弟的诗集中，是见不到的。在我看来，林氏风味的醇厚隽永处，也在这份平易俗常中。诗也如其人，因了不自贵重，反而有了一种态度上的朴质自然。

山居苦雨苦风，躬耕又苦大水（《大水》、《大水过梓陂圩感赋》等，《朱中尉诗集》卷一）。林时益曾因了水患，不得不挈家归南昌（同卷《自梅川来南湖水破圩没禾……》）。对于生活的艰困，林氏在他的诗中写得很直白：“合家二尺口，食米近一斗”；“长幼得十人，病者居其半”（《谷中九九诗》）。在这种匮乏的生存中，“寸布斗粟”也不免要计较，却又自惭于这计较，想到了能令人鄙吝全消的黄叔度（黄宪）。季子惋惜顾祖禹“理米盐凌杂，用函牛之鼎以烹鸡”（《顾景范六十序》，《魏季子文集》卷七），这一种支付于日常的代价，又该如何计量？

诸子当初的选择翠微峰，未必不是为了间隔俗世，在这一点上，与同时陈瑚的居蔚村，初衷就有不同。伯子《翠微峰》一诗，有“麒麟终待圣，鸡犬亦能仙”句，自注道：“偶有俗人附居。”（《魏伯子文集》卷七）自负竟至于此!林时益的冠石耕山，而与野老樵夫为伍，由这一点看来，也像是甘于颓唐。

林时益似乎的确能和光同尘，晚年的神情，可用了“冲夷”形容。李萱孙《朱中尉诗集·叙》说，岁时里社，林氏居“农牧樵贩”间，而“农牧樵贩”们却不识其为谁何之人。季子之子世俨也说，因林时益平易，得乡人心，虽冠石的山不险，却仍然能得安全。还说林氏死的那天，“乡人执事送丧者盈于道”（《哭林确斋先生文》，《魏敬士文集》卷六）。大约就依据了这些，县志有林氏“性喜苦酒，对客饮辄颓然自醉……市人孺子皆敬爱之”云云。

贵游子弟，曾钟鸣鼎食过的，当着天地翻覆，或者率先摧折，挺了过来的，往往有较之常人更韧的生命力；而又因曾经沧海，对世俗荣利倒是更能超然。林时益的淡泊与达观中，或许就蕴有这种平淡的智慧。他的移居，种茶，不妨看做一种象征：返回自己选择的生活轨道。

“豫章丛书”林时益诗集卷首叔子的《朱中尉传》，以林茶作“林岕”。其时有名茶曰“岕茶”，产浙江长兴县，因种者为罗姓，亦称“罗茶”，颇为名士所称道。“林茶”像是没有这样的幸运。季子说林氏死后，“茶亦不能行，将废业矣”（《与丁观察书》，《魏季子文集）卷八）。由伯子的书札看，林氏生前，那茶已“不行”。而乾隆六年刊本《宁都县志》，仍然说林氏所制茶，“四方争重价购之”；《宁都直隶州志》也津津乐道所谓“林茶”——不消说抄自旧志。你难以知晓道光四年《州志》刊刻时，情况是否仍如所述；倘若林氏的后人放弃了这营生，又打从什么时候起。茶亦有“命”。文化史上本不乏人琴俱亡的事实。这里有常见的技艺的命运。不知那些偶尔来到冠石的人，是否还能隔了遥远的岁月，由空气中嗅到一缕茶香的？

叔子自己说“性不饮茶”，游五老峰，不免辜负了“匡庐第一泉”（《寒泉精舍怀石公兼酬元韵》自注，《魏叔子诗集》卷七）。对于茶的鉴赏能力，确也有待于物质生活条件与文化氛围的陶养，只能是某类士人的专利。不饮茶、不懂得茶艺的叔子，自然难以领略林时益种茶制茶中包含的雅趣，那一种细腻而清幽的风味。林时益在这样的友人间，也会感到落寞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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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时益不同于他的易堂朋友的，还有晚年的吃斋念佛。邱维屏撰文祭林氏，说其人“先此几二十年已尝素食，日诵梵咒”（《易堂祭林用霖文》，《丘邦士先生文集》卷一六）。林时益则自比“散木”，无所用于世，也无所求于世（《章江舟次酬闵用昭》，《朱中尉诗集》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