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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冠石（第3页）

伯子死的那年暮春，叔子撰写关于魏世傚《耕庑文稿》的文字，自署“勺庭老人”。就在这个春天，叔子住在广陵山中，有书札给他的兄弟，写得极为动情。当时他借住僧舍，说“庵在万山中，五里先后无人家，鸡鸣狗吠之声不至”，两个僧人天黑就上床，一旦上灯，“佣奴”也倒头便睡，自己曾“夜独坐至四五十刻，一灯晃晃，万籁寂寥，高诵秦汉人文字，邃谷流泉，若相响答”（《寄兄弟书》）。叔子文集中，写给兄弟的，这是最长的一篇文字，回环往复，情意绵绵，语气却已然苍老，自说“须白齿豁”，“揽镜自照，殊怀凄怆”。同年秋天，叔子在广陵又见到王源，源年已三十，“颔下须已长四寸，目光闪闪逼人”，叔子不禁自叹其老（《信芳斋文叙》，《魏叔子文集》卷八）。这年他五十四岁。

很少有人能像遗民那样，保持着对于岁月流逝的极度敏感，如此持久而紧张地体验着“时间”的。瓦解遗民群体，使这一族类最终消失的，确也是时间，是时间中无可避免的死亡。这是发生于天地间的大聚散。不止一“族类”，一种人文风貌、文化意境，不也系于一代人、几代人的存殁？

易堂诸子中最先去世的，是李腾蛟，在康熙七年（戊申），同年星子的宋之盛“中风暴卒”。李氏去世前已失明，“偃蹇乎一室之中”（《同易堂祭李少贱文》，《魏叔子文集》卷一四）。据季子说，李氏“病革，犹与易堂兄弟谆谆谈议，命门生歌诗以自娱”。丧仪似乎也颇隆重，“卒之日，白衣冠来吊者盈于路，哭声震屋瓦”（《宁都先贤传》）。这年，叔子作诗哭宋之盛，叹息着“又弱一个矣”（《戊申八月十日哭匡山宋未有先生》）。此后是伯子之死。接下来即林时益。林时益病故的次年，叔子致书施闰章，说“易堂诸子，希如晨星，不胜俯仰之感”（《答施愚山侍读书》）。这年邱维屏病噎死。

由其时士人的文字间，随时可以听到“又弱一个”的喟叹。一个时代、一代人文，正随着这些讣告祭文而逝去，其中有惟遗民才懂得的苍凉意味。“易代”自然系于王朝存亡，而“代”之“易”在无数个人的生命史中，有远为复杂的性质，其间夹杂了细致丰富的痛苦，是你由史家的记述中无从得知的。明清之易代也正完成于、实现在这无数个人的日常经历中，实现、完成在他们琐碎的苦痛中。

讽刺的是，所谓的“康乾盛世”，正于此展开。

叔子有“头风”宿疾，病逝的前一年曾就医泰和。他说，“吾家五世无六十上人”（《寄儿子世侃书》，《魏叔子文集》卷六），对自己的“寿限”很有一份清醒。在上面说到的致兄弟的书札中，也说倘若天假以年——他的希望不奢，不过再活六年——他将在满六十岁之后，“绝笔不复作文，优游歌啸翠微之上，以待尽耳”。但“天”吝于这种给予。叔子去世在五十七岁上。

彭士望冒雨奔丧，据他事后记述，那晚他曾与彭任、季子联榻，叹息着“所谓‘易堂’者，仅此三人而已”（《与门人梁份书》）。是时彭士望已届古稀，内心的凄怆可知。不知那一夜三个人说了些什么，在断断续续的交谈间，是否会记起翠微峰上的雨夜，于雨声中察觉到了不远处叔子的声息？

叔子去世十年后，季子为叔兄撰写“纪略”，悲从中来，忽然记起兄弟三人坐谈到子夜，“于时残月在山，天地空寂”，其间伯子说到他不愿承担失去其弟的苦痛，愿意先于其弟而死。季子说，哪里想到竟是自己独任此悲苦呢（《先叔兄纪略》）。

魏氏兄弟当着盛年，似乎就对这一不可避免的大散怀了恐惧。他们不能自禁地一再谈到死，也应因了惟有死是完美的伦理意境所无从抗御的破坏力量。

《魏叔子文集》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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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子病逝的那年，季子像是已不复有当年豪气。送晚辈远游，他不胜感慨，说：“我昔颇健游，廿年足未停。”现在却只能空谈了（《庚申夏吴子政由湖东往浙江感赋送之》，《魏季子文集》卷二）。这期间季子得了胡长庚（星卿）的书札，其中有“自世俗视之，遂谓尊家多难；自愚论之，一时何得有此奇特事，家运正好，万勿自疑也”云云；季子于此，也颇发挥了一番“人定胜天”之义，却归指于“为道日损”（同书卷八《答李元仲书》）。季子也老了，那一套处“缺陷”的策略，正合上了《老》、《庄》的辙。在这种时候，《老》、《庄》的确指点了某种精神归宿。林时益晚年喜禅；就上述书札而言，季子的思路则近《庄》。烈士暮年，并非总能“壮心未已”。

令季子感伤的是，叔子之死不足两年，“即布衣之交，已多去者日疏之感”（《答丁观察书》）。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从来如此，并无关乎人情寒暖、世态炎凉。只不过遗民对此，别有一种敏感罢了。

施闰章曾殷殷嘱咐季子“摧壮心，养余年”，“毋雄谈负胜气、为好事者所指名”，庶几保全身名，“全处士之义”，可谓语重心长（《魏和公五十序》）。晚年的季子，不待此种提醒，自与盛年有了不同。伯子五十八死于非命，叔子病逝在五十七岁，惟季子过了六十这道坎。看过了如许的生死，经历了那样多的事件，虽声光不免日趋黯淡，晚年的季子在“吾庐”的岁月，像是有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宁静与恬淡。许多年之后，他仍然会对故交的后嗣提起易堂旧事，但那确已是过去的事了。那些**的岁月，翠微峰上的争论、互规，冲风冒雨的远行，伯兄父子惨死后撕心裂肺的痛楚，都已成过去。甚至忧世伤时的情怀，也在时间之流中渐归平淡。由文字看，季子余下的岁月，充满了琐屑、日常的欢乐。他会在“人日”与子弟友人看石垅上的油菜花开（《石垅看油菜花……》，《魏季子文集》卷二）；会在一个悠长的春日，“闲弄两孙”，或袖了手随着由塾中归来的孙子在夕阳中走（参看同书卷四）；也会在一个落雪的日子回到山中，对人说那生活很适意，“闲为妇择冻米，颗颗精细。时看儿子弄冰箸，作山石形，藤蔓牵拂其中，青翠映澈。薄醉则陶然隐几，觉甚乐也”（同书卷九《与曾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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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堂的历史，却并未因了季子、彭任的死而终结——魏氏子弟还在，梁份、“冠石子弟”还在。尽管除了梁份，其他后人的声音远不如前辈响亮，甚至不能达于山外，达于宁都这僻邑之外。

尚小明的《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有关于遗民的代际划分，将万斯同、朱彝尊、黄百家等人，归入“小一代遗民”。该书说：“这里所谓小一代遗民，是指崇祯年间（1628-1644）出生的遗民子弟。清军入关时，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不过十六七岁，许多人只有几岁。”（第16页）在我看来，用了尚氏的标准，刘献廷、梁份等人，较之朱彝尊、黄百家，更可称“小一代遗民”。

梁份也是性情中人，却不同于叔子，有一种粗豪的气概。梁份经历中的那段复仇故事，说得上惊心动魄。那故事是：梁份的岳丈为人所杀，梁份杀了那人，“刳其心肝”，祭他的岳丈（据乾隆三十年刊本《南丰县志》卷二六《人物》）。那个时期的复仇故事大多类此。如季子所写揭暄为父报仇，获贼，“磔而生祭之”，“手戮之，啖其肉”（《揭衷熙揭暄传》，《魏季子文集》卷一五）——其时的人们不但不以为异，像是乐道这类血腥的故事。似乎手上沾了血，才更足以作为“豪杰”的身分证明。你由学术史，是无从领略梁质人的这一种风采的。“易堂九子”及子弟门人中，梁份或许是有此种记录的惟一的一个。

学术史也不会如叔子那样地告诉你，梁份其人“性好睡，与人匡坐，少选则鼾声动四座”。当然份也有极其清醒的时候，比如他住在龙当山，此时“贼昼夜攻之，份料守御事，睫不交者旬有余日”（《门人梁份、吴正名四十序》，《魏叔子文集》卷一一）。

林时益评论梁份，引了孔夫子的话：“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说梁份这人，“殆所谓愚忠愚孝者乎？”（语见《梁质人四十序》，《魏昭士文集》卷三）如上文所写到的梁份在三藩之变中赴长沙为韩大任向吴三桂乞援，就可以作为“愚”的一例。那种事，是他的易堂师长们绝不会做的。另如他为了抒发遗民情怀而谒明十三陵，绘制明陵图说，竟用了步测，就那么一步一步地量过去。即使当时的舆地学者，肯这样做的，也不会有另外一人。这时已是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刘献廷、万斯同都已故去，梁份此心耿耿，犹未被岁月所消磨，其“愚”确也不可及。

由此看来，梁份舆地学的成就，多少也系于他的“愚”。倘若并非“不世出”的大才，而要做成一点事，多半要有一点“愚”的吧。明清之际有遗民倾向而志在经世者，如梁份、王源，往往骨节峥嵘，睥睨一世，不汩没于世俗荣利，举世不见知而不悔，其“愚”其“强”，正有人所不能及。

梁启超对易堂不屑意，他所撰写的学术史对梁份却不吝称道。梁份从易堂先生游，其舆地之学不消说另有渊源，非得之于彭、魏无疑。王源序梁份的《怀葛堂集》，说梁氏的文字师法叔子。近人汤中自序其《梁质人年谱》，以为梁份所作，“实突过其师魏禧之文”。而与份同时的姜宸英的说法是，叔子之所以为天下所重，也因有了梁份这一弟子（《怀葛堂集·序》）——叔子死去不算太久，就有了这样的议论。

《六松堂集》等书影

彭士望《祭魏叔子文》，说叔子卒于仪真，“门人梁份从”，似乎梁份当时在叔子身边；实则叔子病逝时，梁份正在校雠叔子的文字，并不在其地（《哭魏勺庭夫子文》，《怀葛堂集》卷八）。此时的梁份，正在“不惑”之年。

梁份为叔子所器重，他对于叔子，却像是心情复杂。他由南丰到宁都，本是彭士望的门人，彭氏却命他从叔子游。叔子死后，梁份说到叔子曾对他高声朗诵自己的诗“我有鞘中刀，空床徒徙倚。欲以贻及门，未知谁者是”，同时“目光炯炯注射人双眸子”，而份则“垂首不敢复仰视”（同上）。他说正因了深知叔子，反而怕自己“慕虚名而情文有所不尽”。可知叔子生前，与梁份并未“正师弟之谊”。这固然可以解释为因珍重此道而不肯苟且，也未必不能察知梁份的倔强自负。

由事后看，叔子、彭士望所谓“造士”，实际造就的，不过几个子弟门人；其中最有作为、堪称易堂“后劲”的梁份，却已不便仅用了“易堂门人”这名目指称。时势比人更有力量，或许应当说，是那个严酷的时代，与经世致用的风气，造就了梁份这样的人物。《宁都直隶州志》卷一一《风俗志·宁都州）列举易堂门人中“能恪守师法，不失渊源”者，没有提到梁份，却又不知出于怎样的尺度。

尚小明的那本书还说：“万斯同、顾祖禹、刘献庭、黄百家等纷纷加入徐乾学幕府，表明清政府的笼络政策收到一定的效果。尽管这些有遗民思想的学者拒绝接受政府授予的官职，但他们参与官方的修书工作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表明他们对新朝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说纂修《明史》是他们对过去一段历史的总结的话，那么，参纂《大清一统志》则表明他们对新朝统治的认可。”（第69页）关于叔子、彭士望的知交顾祖禹，该书说：“《一统志》粗成后，徐乾学欲列其名于上，顾祖禹‘不可’，‘至欲投死阶石始已’。顾祖禹试图以拒绝列名《一统志》，来表达他对明王朝的最后一片忠心，然而，他毕竟参与了《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如同万斯同参修《明史》一样，表明他已完全默认了新朝的统治。”（第27～28页）

“小一代遗民”如梁份者，晚景不免凄凉。王源序《怀葛堂集》，说当时的他与梁份“俱落拓京师，穷且老依人”，“怅怅然白头相对，俯仰一无可为”，潦倒燕市，酒阑烛跋，怀旧述往，当年的豪举，都成前尘往事，清平世界，无以消磨壮心，只能与同志者相对嗟叹而已。王源与梁份的这一种英雄末路、无可施为的痛楚，是朱彝尊、黄百家辈体验不到的吧。

刘献廷死于康熙三十四年（乙亥），朱彝尊死在四十八年（己丑），王源卒于四十九年（庚寅），梁份则活到了雍正七年（己酉），是“小一代遗民”中的后死者。至此，“易堂后”历史应告终结，余绪也飘散在了绵延的时间中。

到“小一代遗民”渐次故去，一个朝代漫长的尾声终于消歇——是如此千回百转的悠长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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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士望、季子都一再说到易堂子弟“无恒父师”。无恒师较易于解释，至于无恒父，则应因了彼此视同家人，且以培育“易堂子弟”为共同责任。

叔子作《季弟五十述》，说他的“述”，是述给易堂后人（“俾尔曹子孙知之”），述给身后的无尽的日子的。季子也“述”之不已，似乎相信只有不断地讲述，才能使子弟以耳代目，将上一代人的易堂记忆植入脑际。叔子曾对李萱孙说：“东莞九姓之裔，十数世如宗族家人，吾易堂岂可再世如路人乎？”叔子说到他的三个心愿：“一愿天下有枝撑世界之人，一愿后辈有枝撑易堂子弟，一愿吾家有枝撑衰门子弟。”（《里言》）

较之父辈，魏氏子弟不免声光黯淡。但你可以相信，几个有血性的少年人，曾在这片山林中生气勃勃地生活过。较之于此，当世以及后世的声名，或许并不重要。正是这样的遗民后代，将“遗民”这一现象在时间上延展了，也将晚明的某种遗风余绪，带进了另一个时代。政治史上断然分割的朝代，在个体人生中，在人的生动具体的生存经验中，其边界失却了清晰性质。两个朝代之间的犬牙交错、彼此缠绕，其关系的复杂性，几乎不可能诉诸描述。

王源生前说，自己曾“细访江右人文，大不及曩时。自易堂诸君子殁，汤惕庵、谢秋水诸先生相继谢世，后起者率多浮沉，独蔡静子、梁质人古文可称后劲”（《与梅耦长书》，《居业堂文集》卷六。汤惕庵，汤来贺；谢秋水，谢文洊）。王源与梁份同时，与叔子有过交游，所见已经如是；到蒋方增撰《重刻树庐文钞叙》，所见“易堂旧址已半没于荒烟蔓草间，而邱、林、李、曾皆式微，仅三魏氏尚多继起，与躬庵先生后人犹往来不绝”（《树庐文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