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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风东渐的挑战与佛教的回应1（第1页）

二、西风东渐的挑战与佛教的回应[1]

《人间觉半月刊》是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由当时的中国佛教会厦门分会主办的一份佛教学术刊物。该刊基本上是秉承和弘扬以太虚法师为代表的近代佛教革新派的精神主旨，比较关注当时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并做出积极的响应。在1937年5月20日的第二卷第十期，集中刊登了多篇响应基督宗教的文章，几乎成为从佛法的角度展开与基督宗教对话的专号，这是近代中国佛教学术期刊中相当罕有的现象。

近代中国的百年，既是传统中国佛教文化从衰落走向复兴的转折时期，也是西方基督宗教文化向中国大肆传播的高峰时期。作为东西方两种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文化，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相遇，并谋求和扩大各自的生存空间，很自然地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冲撞。这种冲撞，不仅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冲突，也反映了佛教和基督宗教适应近代中国特殊环境、进行自我认同和立异趋新的历史自觉。对于力图从衰退中走向复兴的中国佛教来说，面对声势浩大的西方基督宗教的东渐，不能不对来自基督宗教的种种挑战做出响应。这些响应，体现了中国佛教如何契理契机地维护自身的独立形象、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可贵探索。

自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非基（督宗教）”运动和佛教复兴运动的兴起，一些原先信奉基督宗教的人士改信了佛教，近代基督宗教与佛教之间的冲撞与对话较以前明显激烈起来。20年代初，一些比较激进的基督宗教人物，如王治心，甚至提出了“不研究佛学，不足以传道”的口号，激起了一批基督宗教徒知识分子从基督宗教的立场探讨佛学。[2]而由基督宗教徒改信佛教的著名人士张纯一，更大肆宣扬“佛化基督教”的主张，引起当时佛教和基督宗教两界人士的激烈论争。[3]由此，近代中国佛教与基督宗教之间的论辩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到了30年代，耶佛两界知识分子之间的论辩更加激烈。

历来对近代中国宗教文化研究，极少注意到佛教与基督宗教之间所发生的实质性的冲撞。对近现代中国的佛教与基督宗教的相遇与互动的研究，无论在海内外，都是相当稀少和初步。例如在英语界方面，古爱华（WinfriedGlüer）的论文比较集中在来华的西教士而较少讨论中国人之间的讨论。[4]黎惠伦（WhalenLai）虽然撰写了两篇论文论在中国的耶佛对话，并且也比古爱华更多地引用出自国人的资料，但他仍认为，中国的耶佛对话是微不足道的，其重要性根本无法与在日本的耶佛对话相比。[5]这些研究，可能受到所能找到的历史文献的限制，难以做出比较全面的探讨，而往往集中对西方教士或一些比较著名的全国性的人物（如太虚法师）的研究。[6]容易忽略了一些比较难找到的，1949年以前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佛教期刊，尤其是一些较为基层性或地区性的讨论，因此而倾向于低估了近代中国的耶佛对话的重要性和深广度。在汉语界方面，近年来有学者注意关于佛教与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相遇的研究，但讨论仍是相当初步，有待进一步的深化。[7]

《人间觉半月刊》第二卷第十期的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站在佛教的立场，响应自20年代以来尤其是30年代中期，比较流行的几种关于佛教与基督宗教思想比较的论著，对于了解佛教与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的相互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素材。以下对《人间觉半月刊》的讨论的研究，相信会有助了解20世纪上半期尤其是30年代，佛教与基督宗教的相互冲撞与对话，尤其是中国佛教对来自基督宗教的挑战的响应。

《人间觉半月刊》对来自基督宗教之挑战的响应，可分成四方面：一是对于来自基督宗教方面的攻击和贬低进行反驳；二是对于基督宗教徒对佛教的误解进行辨正；三是从佛法的立场对基督宗教的某些教义进行批评；四是积极肯定基督宗教的正面价值，尤其是社会服务等精神。以下将依此四方面来交代《人间觉半月刊》中对基督宗教的回应。

（一）反驳来自基督宗教的批评

当时，基督宗教对佛教的攻击和贬低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攻击佛教引人走向寂灭消极；二是贬低佛陀说法的独创性，认为释迦牟尼在东方传教是受上帝的差遣，上帝是万佛中之大佛，从而抑佛扬耶。

在《人间觉半月刊》中，望亭严厉地反驳了基督宗教徒刘道洋在《基督与释迦》一文中对佛教的批评。[8]望亭所要反驳的第一点是刘道洋所说的，佛教强调六道轮回可怕，常常把慕道者引到寂灭消极的路上去。[9]其实类似的对佛教的理解和攻击，在晚清时期已经司空见惯。民初以来的中国佛教革新运动者，积极探索佛教的现世化，正是试图克服晚清以来佛门中的各种积弊和时病的。[10]问题是，民初以来的佛教革新者，虽然为克服教门内部的各种弊端进行了许多努力，毕竟由于当时的时局持续动**和教门本身积弊太深，难以在短时期内有较大的改观，因而即使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类似于刘道洋这样对佛教的攻击和批评仍屡见不鲜。

望亭指出，刘道洋对佛教的这种看法，正是刘君自己所说的“离了‘入主出奴’的成见”。这是因为，六道轮回既然可怕，就应当离苦而得乐；这和基督宗教所追求的离苦求乐生天国去没有多大的差别。既然佛教能引人得乐，不受生死之苦，怎能说是引慕道者向消极的路上去呢？正如刘君所知，大乘佛法讲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这怎么能说是引人至消极呢？况且，按基督宗教的说法，“相信上帝者则永生天国，不信者实时受苦，无缘不信的人们，就永久沉沦在苦海得不着上帝的赐予了。这，智者当然了然地知道与佛教‘无缘大慈’是相去多远了”。[11]

很显然，刘道洋批评佛法的寂灭、消极，主要着眼于小乘佛法和佛教的积弊与时病，从而以偏概全，把整个佛法都看作消极的。望亭的反驳，主要根据大乘佛法的积极的现世救苦救难精神，站在护教学的义理立场，如此理解佛法当然是合理的。但是，望亭毕竟回避了现存佛教的弊端和佛教传统观念中的某些消极的层面。望亭进而批评基督宗教不如佛教那么讲慈悲，对基督宗教的博爱观来说也未必公平。

另一点望亭要反驳的是刘道洋抑佛扬耶的讲法，认为释迦牟尼和孔子虽然都是先知先觉者，但是他们都是上帝所差遣，为上帝所悦纳。刘道洋认为，《金刚经》中有预言说，“我灭后五百岁，有一宗教师生焉，教人勿立教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上，惟当立教于无量千万佛上”；刘道洋更进一步说，“是乃基督道成人身叫人认识无量千万佛之上的上帝，万灵之父”。[12]对此，望亭进行了严正的驳斥，既然释迦和孔子都是上帝所差遣，那么为什么释迦和孔子都不信上帝呢？又为什么不说出释迦和孔子是与耶稣一样“是上帝所差遣”一类的话呢？更为什么不说出上帝是万能能生一切主宰一切而却说出上帝之所不及的“缘生无性”等无上微妙法门呢？何况，刘道洋之论在圣经中根本就没有，压根就是他胡编出来的。而《金刚经》更没有明文的预言，与基督宗教更没有任何关系。[13]

在《人间觉半月刊》同一期中，铁胆头陀也引述和反驳了刘道洋的观点。铁胆头陀直指这只不过是“假了真神的招牌削别人的脚而就穿自己的鞋子的勾当”的“令人齿冷的布教法”。[14]然而，铁胆头陀并没有提到刘道洋的名字，反而将矛头转向艾香德，就是出版刘道洋的文章的道风山基督教丛林的创办人。铁胆头陀指出：[15]

道风山为挪威艾香德所主持，这位博士在南京上海间高明的传教手段，我已久仰，好在南方识货的和尚不多，大概“上帝与释迦平等，上帝是万佛中之一佛”的伎俩，一时或者不会露出马脚来，历来青年僧伽受其夸惑者颇多……，慎之慎之！[16]

由此可见，驳斥刘道洋一类的抑佛扬耶的讲法，是有着实际上的需要的。

望亭和铁胆头陀站在护教的立场，回击基督宗教的言论，的确非常激烈，这是不难理解的。事实上，上述基督宗教对佛教的攻击，明显缺乏对佛教教义和经典的真正了解。例如，刘道洋还攻击佛教主张“一切皆是虚空的虚空”，这就属于不了解佛教所讲的“空”的本义。所以望亭反击说，刘君只是看到“空”的字眼，而没有得着佛法关于“空”的妙义。实际上，佛教所谓的“空”，是“真空”不离“假有”而显“真空”；若离了“假有”，即无“真空”可说。同样，“假有”也是不离“真空”的，离了“真空”，就无所谓“假有”。“真空”与“假有”，非一非异，如灯与影，影不离灯，灯也不离影。[17]因此，刘道洋以己意解释佛经，乃至攻击佛法，以达到抑佛扬耶的目的，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只会招来佛教徒的不满。

（二）澄清基督徒对佛教的误解

当时基督徒对佛教的误解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最有代表性的有两种：一是以佛教来解释基督宗教，试图说明基督宗教的观念按佛教的理论来看也是合理的；二是以基督宗教来解释佛教，力图以基督宗教的观念来改变佛教本意，以适合基督宗教的需要。

以佛教来解释基督宗教，从而曲解佛教观念，多半是对佛教有相当了解的基督宗教徒，尤其是那些原来信奉佛教后改宗基督宗教的人。《介绍耶稣与佛教徒》一书的作者陈道民，就是这种类型的代表。他自称曾信仰佛教二十余年，长期跟随某著名法师学习佛法，因而对佛教的教义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后来受艾香德等人的影响，改信基督宗教，并积极地以佛教教义来阐释基督宗教观念的合理性与优越性，力图向佛教徒介绍基督宗教。

陈道民在该书中，以佛法阐释基督宗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真如实性解释上帝的存在与万能；其二是以佛教观念来阐释耶稣。

陈道民提出，“上帝”两字，常被认为是“帝释”“梵王”“韦斯纽”或“大自在”等随业受报的天神，这实在是莫大的误解。事实上，《约翰福音》中就明确地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实际上就说明“上帝”并不是一个天神，“乃是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的真如实性、人生的本来面目。而基督教所说的神，亦绝不是佛教所说的随业轮转的神。《尚书》曰：‘名无能名之谓神。’基督宗教的神字，正是这个意思”。[18]他还说，世间的一切诸法，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无实自体，而“此一切诸法之真如体性是常存的，促成此一切诸法幻相的之因缘势力是不灭的。此真如体性，即老子所谓‘道’，即耶稣所谓‘上帝’也。世间之一切有为无为、有漏无漏诸法，皆依之而假立，故曰上帝创造万物也”。

佛民站在佛教的立场甚至认为，陈道民上述以佛法的真如实性来解释上帝的言论，不仅是鱼目混珠，而且简直就是“吮吸佛法的精血，借补先天不足的基督教义”。因为，我们如果将两教的教义比较一下，就不会觉得基督宗教的上帝观念就是佛教的真如实性。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说明基督宗教是神权一元论；而佛教强调诸法是因缘和合而生，反对神权迷信和一元论。“原来上帝造天地的这种构成论，不惟佛教斥为荒谬绝伦，即现代社会稍有知识者，亦简直认为鬼话。”陈道民将《创世记》的故事，袭用佛教道理，将宇宙构成论的问题，变成宇宙本体论问题，显然是想以佛教的缘起论来弥补上帝造物论的不足，是掩耳盗铃的行为，难逃社会的指责。佛民指出：“以缘起义为构成论，真如实性为本体论，绝非把现象的缘起，即混做本体而说，这是我们对于基督教义，始终引为遗憾的地方。”佛民进而提出，据历史上的考察，耶稣尝从学于那沙列斯邑近旁的马野兹伊教。此教介乎印度佛教与婆罗门两者间的教派，那么陈君所引的约翰福音中“道成肉身”的第一节话，是不是胚胎于马野兹伊教中的佛教思想，这还是一个问题。[19]

按基督宗教的说法，耶稣是上帝差遣下来的圣子，体现上帝的旨意和精神。因此，“耶稣是道”，“耶稣是救主”，“耶稣是爱”。陈道民依佛教理念对耶稣进行了佛化阐释。他说，爱是宇宙的真髓，人生的要纲，具有兴乐拔苦两义。以基督宗教观念，天地有情，无有种族、品级之分别，平等一如。同时，耶稣不是“证道”，而是“道成肉身”，是“道的应身”；不是“亲证诸法本体”，而就是“诸法本体”。[20]不过，佛教强调完全靠自己修持，不知自己是多么渺小，因此，心想亲证真如，实际上与真如隔得很远；而耶稣基督以爱和血成立十字架来救赎众生，教人因信称义，就能够使人真正实现拔苦兴乐。

陈道民以佛教用语阐释基督教义，其用心虽然是想让佛教徒能够了解基督宗教，从而像他那样最终皈依基督宗教。但是，由于佛教与基督宗教的信仰系统和话语系统毕竟有根本的差别，因而他的阐释也每每露出牵强附会以至曲解佛教本意的破绽，反而引起来自佛教界有识之士的激烈批评。

佛民批评说，陈道民这种讲法实际上是“佛化了耶稣，使耶稣在约翰受洗后的今日，再加受佛教的灌顶礼”。这看上去不过是借佛教来阐释基督宗教，实际上是借佛骂佛。至于救赎的问题，基督宗教强调耶稣受上帝之差遣代人救赎，佛教则强调通过教育启发众生的自信力和本有力，自作自受地得救。因此，佛民批评说，基督宗教所谓完全靠上帝提拔的得救，是一种枉费牺牲的“溺爱”，反而否定了大众的自信力。佛教则不然，释迦教育众生，是通过三乘九乘不同程度的教育，使我们大众自己所本具的伟大力量尽量发挥出来，从而实证本具德性。这就是佛法的真义。[21]

对于采用佛教的名相来解释基督宗教的思想，又或是用圣经来解释佛教，铁胆头陀也是有保留的。铁胆头陀提到，以前张纯一为改善基督宗教而倡议用佛法解释圣经，甚至要建立佛教基督宗，但受到基督宗教徒吴雷川的反对；而吴雷川的见解是，宇宙真体唯一，古今圣哲各自参悟，各自受用，不必为宣扬基督宗教而称之佛教之一宗，反而应各存其独立之价值。铁胆头陀除推许吴雷川的见解外，更认为证明耶佛两家有通之处则可，若抱牢了圣经来解释佛学，却是万万要不得的。[22]

在同一期的《人间觉半月刊》中，也有批评林洪兵和王治心等基督宗教徒对佛教的评论。与陈道民有所不同的是，林洪兵、王治心和刘道洋等人，他们一直都是比较单纯的基督宗教徒。在他们对佛教的阐释中，基督宗教的立场与影响就更为明显。

林洪兵曾长期担任吴淞商船专、中国公学、上海澄衷中学、郇立务本英专和暨南大学等校的英文教员，兼任自立会议务牧人之职、上海四达里福音堂看门，一向注重攻击异端，“杜邪防酵”。[23]在他所著的《道就是十字架》的小册子中，曾论述佛教南无阿弥陀佛之道。他对南无阿弥陀佛之道的理解，完全建立在他读圣经时的联想和临时所买的几本佛经的解读。他自述，有一天当一位犹太先生教他用希伯来文念诗篇时，他突然发现诗篇九十一章四节“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一句的希伯来语发音，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不仅如此，在旧约中有几百个“阿弥陀”，与新约中的意义一样，新旧约中“阿弥陀”共有两千多处。犹太人做礼拜诵颂读诗篇的经文，就如同佛教徒念经一样，都要念到此字，由此可以想见此字对于基督宗教来说意义非常。可惜的是，这个本应译作“真理”或“真道”的字，往往被译作“诚实”或“实在”，等等。我们如果把它译作“真理”或“真道”，就很明白地表示耶稣的“十字架”即在其中。

林洪兵进一步解释说，从希伯来语音与语义来说，“南无”就是“鱼头”的意思，佛教之所以念经敲木鱼即源于此。佛教“木鱼”之“木”字，正是表示一个人挂在十字架上；而“鱼”又是救恩的意思。不仅如此，“阿”是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母，有“元首”“头脑”的意思，在基督宗教即为最高的“神”。“弥”是“水”的意思，也就是“天”。“陀”按希伯来发音是“道”，也就是“十字架”。“佛”字发音是“长钩”，也就是牧羊人手里的长钩。因此，“阿”“弥”“陀”“佛”四字连贯起来，其意思正是《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中的话：“神从天上降世为人（就是道成肉身），受死于十字架上，才能救赎世人。”[24]

林洪兵的阐释，就是对稍具佛教和基督宗教之常识的人来说，都觉得太牵强附会，叫人无法相信。即使是信仰基督宗教的人士，一定会有许多不能接受林洪兵如此牵强附会之做法的，更何况那许许多多反对以基督宗教来曲解佛法的佛教徒。

相比较而言，宗教暨文化史学者出身的基督宗教徒王治心对于佛教的研究，远远超出于林洪兵对佛法的粗浅认识水平。王治心早在民初就开始注意中国传统佛教文化问题，20年代初期佛教复兴运动迅猛开展之时，他就率先提倡并带头开展基督徒的佛学研究，以积极面对来自佛教的挑战。《基督徒之佛学研究》一书，就是那时的作品。该书发表后，在佛教和基督宗教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30年代中期出版的《人间觉半月刊》及时发表佛教徒厌染的《一本书的几点纠正》一文，反映了此书在佛教界中引起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