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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佛教文化教育的确立 以武昌佛学院为例（第2页）

最后，祇洹精舍虽然因经费、校舍等问题而迟迟不能正式开办，但它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依托，即金陵刻经处。创办金陵刻经处是在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年，已有一定的发展规模，吸引了谭嗣同、桂伯华、梅光羲、宋恕、邱希明、欧阳竟无等大批鸿儒硕学来此学习和研讨佛学，从而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佛教文化重镇和佛学人才荟萃之地。因此，金陵刻经处的成功开办，不仅扩大了在当时复兴佛教文化的影响力，而且为祇洹精舍的创办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欧阳竟无在谈到创办佛学研究会时就曾认为，当年与他一起追随杨仁山先生主办金陵刻经处刻经校勘经典事业的同志，突然间变得越来越少了，虽然砖桥刻经不少，而人亡业败，“以故设立学会于金陵刻经处，日事讲论不息”。其实，创设祇洹精舍又何尝不因为如此?因此，可以说，在金陵刻经处的发展过程中努力创办祇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并非突然心血**，也不是达摩波罗到来后一时的触动，而是他数十年来苦心经营金陵刻经处、自觉推动中国佛教文化复兴事业的必然结果。

相比较而言，各地僧学堂的创办真可谓举步维艰。如果没有“庙产兴学”运动对寺僧生存的严重冲击，广大寺僧仍然会满足于维持现状。当时对于佛法的衰微，除了华山、笠云、文希和栖云等受时局影响的先进寺僧有所警觉外，绝大多数寺僧不仅无知无识，而且沉湎于假借佛寺维持生存。那些为数很有限的各地香火旺盛的寺院，常常为一些顽固保守的僧阀所把持。而且当时全国绝大多数寺院都是家族化的法派、剃派制，财产私有。办僧学堂不仅与他们脑海中的佛教迷信化、家族化观念相抵触，也直接威胁着他们已经拥有的寺院财产。因此，杭州白衣寺松风和尚为筹设僧学堂，深受杭州地区顽固保守的寺僧们的嫉恨，并惨遭毒害而身亡。清末积极倡导开办僧学堂的著名佛教领袖人物释寄禅对松风的惨死深表悲痛:“末劫同尘转愿运，那知为法竟亡身?可怜流血开风气，师是僧中第一人!”[21]由此可以想见在清末要想在寺庙里开办僧学堂是何等的艰难。清末寺院财产的家族私有制度严重束缚着新式僧学堂的开设，“庙产兴学”风潮一过，各地僧学堂纷纷歇绝。太虚法师后来反思清末以后的寺院僧学堂时，痛感僧学堂“多数办理不久，旋即废止，故殊少成绩可言”。[22]因此，清末“庙产兴学”运动既是刺激寺僧觉醒从而议办僧学堂的重要机缘，也是检验各地创办僧学堂真正目的的试金石。

正是由于以上的诸种重要差异，也就决定了的祇洹精舍与清末各地僧学堂在中国近代佛教文化复兴史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地位。僧学堂虽然在民国时期一些寺院为抵制“庙产兴学”而开办，其命运和影响仍没有超出清末的僧学堂。与此相对照，祇洹精舍虽然在清末只维持了一年多时间，但对民国以后僧俗佛教文化教育的开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不仅仅因为通过金陵刻经处和祇洹精舍、佛学研究会为民国佛教文化的复兴培养了欧阳竟无、仁山等大批优秀人才，提供了大量珍贵的佛教典籍，开辟了现代佛学研究的新范式，而且也因为最能体现佛教文化教育思想的祇洹精舍为民国以后释太虚、欧阳竟无等佛教僧俗创办新式佛教文化教育机构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

总之，通过祇洹精舍与寺院僧学堂的比较，至少可以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由寺僧把持的佛教寺院，因受传统的法派、剃派制度和财产家族私有化等因素严重制约，创办新式僧学堂困难重重，阻力极大，因而成效甚微。如果不打破或改变传统法派、剃派及财产私有化制度，要想实现寺庙丛林的学院化，极其艰难。

第二，祇洹精舍及佛学研究会的成功举办，关键在于避开了寺庙丛林中的种种禁锢与桎梏，得到了护法居士的大力支持与帮助，而且充分展示了现代佛教文化教育应当以文化出版和学术研究作为重要依托，也就是说，必须是文化出版、学术研究与教育实践的崭新结合，才能使现代佛教文化教育具有良好的学术文化基础、合格的师资队伍和高水平的教学效果。

第三，现代佛教文化教育必须不断地自觉借鉴国内外宗教文化教育和非宗教文化教育的各种经验与教训，适应宗教文化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要求，否则，抱残守缺，终将为历史所淘汰。与此同时，在积极借鉴各宗教文化教育和非宗教文化教育的过程中，必须自觉树立主体意识，坚持佛教文化的自身特色和主导地位。

（二）现代佛教文化教育思想的形成

太虚法师在清末出家学佛，主要接受的教育是当时一些较大寺院流行的传统式闻经和阅藏。[23]在“庙产兴学”运动激起的办僧教育热潮中，他奉命协助释寄禅等办理宁波僧教育会等事务。他后来回忆说:“这些僧教育会，组织健全，办理完善的固然是有，但徒拥虚名，实际由绅士主持，或随新潮流趋向，失去佛教立场的亦不少;甚或俗化成饮酒、吃肉、聚赌等违反僧制中的腐败勾当。这种组织不健全，办理不完善的僧教育会，和当地非佛教徒的乡绅会长，任用私人操纵会务以图中饱分肥，有着莫大的关系。”[24]因此，他当时虽然参与开办的僧教育机关实际取得的收效并不大，但对他本人来说，为他后来进行佛教组织和僧教育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正如江灿腾先生所言:“参与协办僧教育，是太虚具体实践改革运动的第一步。”[25]

太虚在清末的另一段重要经历，是他在当时具有革命思想的寺僧华山、栖云的鼓动下来到祇洹精舍，接受了半年的真正新式佛教文化教育。虽然时间仅半年，但使已具有改革和振兴中国佛教宏愿的太虚有了一种全新感觉。他从这里仿佛看到了振兴中国佛教文化教育，尤其是僧教育的希望所在。因而，他后来在总结清末佛教教育时，将祇洹精舍与其他僧教育机关明确地区分开来。[26]

民国成立以后，佛教界纷纷成立各种组织，太虚与在祇洹精舍学习时的同学仁山等也积极筹设佛教协进会，试图在新的历史大潮中“使颓废的佛教复兴起来”。他们的一项重要改革目标就是要在清末办僧学堂屡遭失败的寺庙丛林中重新开办新式僧学，以提高寺僧佛教文化素养，从而为改革僧制作准备。岂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国，许多陈规陋习并未真正改变，尤其是各地寺院丛林制度，一切如旧。因此，当太虚、仁山一行来到当时出家寺僧据守的佛门重镇——镇江金山寺搞改革、开办学校时，迅即遭到以寂山长老为首的强大保守势力的坚决反对，酿成了著名的“金山风潮”。这说明民初寺院丛林中开办新式僧教育仍如清末，阻力极大。

“金山风潮”也使太虚更深刻地认识到僧伽制度和寺院财产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两年后，他撰写《整理僧伽制度论》。从此他开始走上了艰难曲折的僧伽制度改革之路，并始终以开办新式僧伽教育学校、培养现代住持僧作为主要目标之一。

1917年出关后，太虚急切想去日本考察佛教改革状况。在日本，“关于日本佛教教育”，他“亦作了一番考察，备作回国后办佛学院的参考”。[27]次年，在章太炎、陈元白、王一亭、蒋作宾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下，成功地创立了觉社。“觉社为研究佛学之讲经团体，宣传佛法之出版机构耳。”“第其所欲设施者，则又在乎佛教八宗专修丛林，佛教七众模范丛林，佛教国内国外传播团，佛教国内国外救济团。以非一蹴能几，则先之以佛教大学院与佛教孤儿院，而其事亦须凭借多数同志之力始能成办，乃更先之以佛经阅览部、佛法讲演部、佛书出版部。”[28]其中的佛教大学院，正如太虚所说，完全“仿照金陵杨仁山居士之祇洹精舍，加蒙藏梵文，期以五年。”[29]

很显然，觉社的志业不仅是对清末佛教文化与教育事业的自觉继承，更是对其作了适应当时佛教文化发展新要求的大力推展。所欲建立的丛林、佛教大学院、佛经阅览部、佛法讲演部和佛书出版部等，实际上是太虚后来从事佛教文化教育事业的主要构想。

觉社由于不是在寺院丛林中创办，避开了旧僧制下的出家寺僧的抗阻，并得到护法居士的大力支持，因而在佛法讲演、佛书出版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促进了社会上讲经风气的开展。佛教大学部虽得张謇的支持而积极筹设，终因1919年欧阳竟无居士在南京已全面展开支那内学院的筹备工作，为“使支那内学院能速成立，则所行既同，分不如合”，[30]便宣告停止。这说明觉社佛教大学部的设想，完全依赖于社会上的支持，而避开出家寺僧所把持的寺院丛林。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由于支那内学院的筹备工作而中止了觉社佛教大学部的筹设，太虚对所开创的祇洹精舍事业的继承和推展的重要标志就不会是后来的武昌佛学院。

觉社佛教大学部的筹设工作停止后，太虚本可以把造就现代佛教住持和弘法人才的宏愿寄托于支那内学院。但是，当他到南京拜访欧阳竟无于支那内学院筹备处时，发现支那内学院的简章中明确标榜“本内学院以阐扬佛教，养成弘法利世之才，非养成出家自利之士为宗旨”。[31]太虚仿佛从中觉察到他所寄希望于造就现代佛教住持与弘法人才的支那内学院，原来并不如愿。因为支那内学院的这一办学宗旨，实际上是将出家僧伽排斥在外。因此，他对于同样出身于门下的欧阳竟无创设内学院的旨趣非常不满，专门撰文《关于支那内学院文件之摘疑》，批驳支那内学院的办学“宗旨”，他说：

予于己未九月十四日，访欧阳竟无居士于金陵支那内学院筹备处，与谈甚欢；嗣获读其《支那内学院缘起叙》书后“一览表”、“简章”，顶戴信奉，如佛明诲，窃望一一能征效其实，故微有未符意言，申论之以冀竟无居士与发起诸长者居士咸赐察焉。一、“简章”第一章总纲第一条，“本内学院以阐扬佛教、养成弘法利世之才，非养成出家自利之士为宗旨”。予对于此条颇滋疑义！阐扬佛教，果无须出家之士乎？弘法利世，果有不可出家之意乎？出家之究竟果唯自利乎？出家人中果不能有弘法利世之才以阐扬佛教乎？予意佛教住持三宝之僧宝，既在乎出家之众，而三宝为佛教之要素，犹主权、领土、公民之于国家也。欲阐扬佛教以弘法利世，顾可无出家之众哉！分析以言之：出家之士，以无家人之累而减少谋生之计，弥可专志阐扬佛教弘法利世；亦因与群俗形制隔离，于弘法利世间或有难以通假便宜之处。然在家之士，虽有和光同尘以弘通佛法普利人世之益，而未免有家计缘务以纷其心志、使不能专事阐扬佛教，弘法利世。较厥短长，亦适堪相覆。考之历来宏传佛法之沙门、居士，在家者壮年利世，而衰晚修己；出家者早岁自度，而长老为人，斯各得其当耳。予昔尝读太炎居士之《建立宗教论》，谓宏传佛教，于沙门、居士二者不可偏废，爱其平允，此于住持僧宝及出世俗家之义，固应如是者也。若论大乘胜义僧宝，虽不限在家、出家，然大乘胜义出家之义，亦何尝可以形迹拘之哉！而太炎居士“缘起文”中，谓自清之季，佛法不在缁衣而流入居士长者间，亦未尽然。学佛之长者居士，固渐盛于清季，然雍、干来苾刍以世主之裁抑，于学说虽表见者稀，第笃修禅净二行者，未尝无人焉。至云以居士说佛法，得人则视苾刍为盛，不得则无绳格，亦易入于奇袤；是故遵道而行，昔之富郑公、张安道是矣；杂引他宗，迤入左道，今时裨贩言佛者是也。其撢简诚当！故切望支那内学院无隔别僧俗，引出家之士同为发起，且亦令出家有志于阐扬佛教弘法利世之青年，得依之修学焉，但吾尝闻某某居士言：以常州天宁寺殷富常住，乃不务作育出家人中阐扬佛教弘法利世之才，沾沾效世俗守财奴之所为，不其可长叹息哉！意者、支那内学院简章之列此条，其有激云然欤！乌乎！出家儿亦足羞已！[32]

开创祇洹精舍时，目的在于培养“佛学导师”。他在《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中，明确将释氏学堂内班培训的重点放在能够住持佛法的出家僧伽上。实际上，祇洹精舍正式开办后所招收的学员中，出家寺僧占绝大多数。欧阳竟无在《杨仁山居士传》中也明确记载:“金陵刻经处办祇洹精舍，僧十一人，居士一人。”如果支那内学院排斥出家寺僧入学，显然大别于创设祇洹精舍的教育传统。而释太虚所期望的觉社佛教大学部，就是明确继承祇洹精舍传统的。当他因支持支那内学院尽早办成而中止筹设佛教大学部，把满腔的希望寄托于支那内学院，却得知支那内学院极力排斥寺僧时，其失望之情是不难想见的。

由于支那内学院的办学宗旨遭到太虚法师的强烈批评，欧阳竟无也感到此事做得不太妥当，于是便委托他的门人邱希明给太虚法师去一函，加以解释，以释同门之间及佛教僧伽界的“误会”：“以措辞未圆，易启疑虑，则改为‘非养成趣寂自利之士’，亦无不可。要之，非简出家，乃简出家唯知自利者。……祛释疑团，藉免误会。”[33]

事实上，欧阳竟无所主持制定的支那内学院简章标明对寺僧的排斥，并非像后来欧阳竟无委托其门人邱希明在致太虚的解释函中所称只是一场不该发生的“误会”。因为与此简章一起出台的章太炎的《支那内学院缘起》就明确地说:“自清之季，佛法不在缁衣，而流入居士长者间。”又说:“竟无以佛法垂绝”，“发愿设支那内学院以启信解之士，由其道推之，必将异于刍颛固之伦，又不得与天磨奇说混淆可知也”。[34]

而就在太虚致书提出质疑的同时，佛教僧俗两界如释显荫、蒋维乔，乃至与欧阳竟无同为高门弟子的梅光羲也都对欧阳竟无关于支那内学院办学宗旨明确贬斥和排斥出家僧众提出了质疑。因此，虽然欧阳竟无和邱希明等都致函太虚力求消除“误会”，并将支那内学院的办学宗旨重新改为“阐扬佛法养成利世之才，非养成自利之士”[35]但仍没有真消除太虚法师的疑虑。一向致力于振兴中国佛法僧团的太虚，不能不重新考虑筹设培养现代佛教住持与弘法人才的佛教学院。而且，本寄希望于像祇洹精舍那样避开寺庙丛林中寺僧的抗阻，而在社会护法之士支持下创设佛教学院以培养现代住法人才的太虚，又不得不重新考虑原来的设想，而把目光转向僧众界。

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之中，太虚在觉社积极推动社会群众学佛风气使“佛法真正应用到救人救世上”的同时，“仍不忘另一方面的重要作用——僧寺制度改革，使僧寺真正成为弘法利生的机关，养成真能住持佛法的僧才”。[36]因此，1921年春初，太虚答应接管杭州古刹净慈寺，担任该寺住持，在进行一系列改革的同时，“筹设永明精舍，以作研究佛学，栽培弘法人才的地方。”[37]永明精舍拟设传习部、研究部、图书部和编译部。传习部是开办十数人的实验班，预计五年课程，内容除中国各宗佛学外，还拟有外文，如日、英、藏等文，以及因明、佛教史等。研究部无特别指定课程，“研究长”由“舍长”即太虚本人担任。其余活动和一般丛林无异。其训练的目的，偏重于僧人。[38]这个永明精舍开办计划，显然是承接觉社筹办的佛教大学部而来，也就是说，是自觉对清末居士所开创的祇洹精舍办学传统的继承和推展。

不幸的是，太虚大力改革净慈寺不久，就“引起杭州诸山僧的忌嫉”。“而寺中囿于恶习不甘拘束的退居与老班首等，勾结诸山寺僧及豪绅军人”假借名目，对他大肆攻击。最后他不得不让出净慈寺。[39]这说明20年代初期的寺院虽然较清末民初的寺院有不少改进，因而能允许以改革僧制闻名的太虚接管净慈寺。但大多数寺僧仍没有真正面对实现僧制全面改革的承受力。反对太虚改革的人曾以“金山风潮”为借口。太虚对反对者们居然以十年前的事作为反对他的借口非常不满，认为这完全“与住持净慈无干”。[40]但实际上这不正说明净慈寺的僧制改革和办学与十年前的金山改革与办学一样是注定要失败的吗?这也就是说，当清末以来的寺僧素质（观念）和寺院制度未能发生重大改变时，寺庙丛林制度改革与学院化是困难重重，极难取得成功的。具有清末办理僧学堂经验和民初金山寺改革失败经历的太虚法师不是不明白这一点，可是他过高地估计了民国建立十年后寺僧素质（或观念）的变化，过于急切地推行其僧伽制度改革计划。当然，支那内学院筹设简章的“失误”，是导致他再次经历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