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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化浪潮中的现代国学教育 以辅仁大学为例（第2页）

陈垣先生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教导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进行启发式教学，以自己的治学经验，引导学生热爱中国文化，培养学生积极开展的独立学术研究能力。

1929—1935年跟随陈垣先生求学的当代著名辽金史专家陈述先生回忆说，有一次陈垣出席两名学生的婚礼，并为他（她）们证婚。参加婚礼的同学们纷纷要求新娘新郎汇报恋爱经过，陈垣先生则很风趣地问他们“是怎么入手的”，一句话弄得哄堂大笑。原来陈先生做研究，最重“入手”，即从哪里入手，怎样入手，“入手”就是方法。陈老先生无论在哪个大学讲课，内容无论有多大差别，他所强调的就这么两点：“方法和识力。方法教给你，你就可以自行活动；识力要随读书的增多而不断增长。有的人，读了很多书，识力却比较差，这样也不算是有学问。他希望青年一代既掌握正确的方法，又具有一定的识别能力。”[37]

为了培养学生的治学方法和独立研究能力，陈垣先生在课堂教学中特别注重给学生开设让学生和老师一起开动脑筋、体会前人治史方法的“实习”课程。“援庵老师教课从来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他考虑要设置一个使同学自己动手，能自己查书，找材料，判断史料正误，斟酌取舍，提高写作能力的课程，要使同学学完一个课，达到能够自己搜集资料、考据是非、组织文章。按着这个要求，他设了‘史源学实习’一课。这个课隔年开设，教材则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的变化，年有改易，几年之间，曾用过《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札记》《日知录》和《鲒埼亭集》等做教材。方法是上课讲授与实习相结合，两周作一次实习，即写小文一篇。作文章时首先要考出教材中某篇文章的史源，正谬纠误，提出自己见解。每次他自己也写一篇，作为范文，有时印发给同学，有时与同学文章一起张贴，便于同学们对证思考。”[38]

陈垣早在1906年新会篁村小学任教期间，就很注重引导学生直接体会教学内容，他常利用节假日带学生远足，采集生物标本，让学生们直接认识课本上所写的内容。1911年任教光华医学院时，他不仅自画人体图，进行直观教学，而且还带领学生到乱石岗挖骨骷髅，作为标本以观摩人体骨骼结构。“这期间，他也间或为群众诊病，积累的实践经验，运用在课堂教学上，同学们都认为他讲课有新思想、新内容，容易理解，对他的课非常欢迎。”[39]正是如此，陈垣先生后来在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学，非常注重将自己的治史经验和方法直接传授给学生，而不是只让学生了解书本上的文字知识，从而使学生易于消化、接受。

陈垣早期学生柴德赓先生回忆说，陈垣教学生读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先让学生自己去找书，找来书自己去点校，然后到他那里去对。他要学生校对书中材料是否真实，来源何处。他还曾要学生去读顾炎武的《日知录》，要学生把顾炎武引用别人的话与顾氏自己话混在一起的点校出来，找出哪些是引文，从什么地方引来的，这样不仅读了《日知录》，而且也读了其他很多有关的书。这是陈垣先生教导学生目录学知识“最有效的办法”。柴德赓后来根据从陈垣先生那里学来的方法，去研究吴士鉴的《晋书斠注》。他花了半年多时间，从头到尾地读，连小注也不放过，并且抄出来，对照原文，看吴士鉴到底引了多少书来注《晋书》。就这样，他不仅读了《晋书斠注》，还读了历代不少关于《晋书》的其他书籍。他觉得对后来的研究，得益很大。[40]

赵光贤先生是陈垣30年代的学生。他说他在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听陈垣讲课，课名虽然是“清代史学考证法”，实际上是让他们读《日知录》，办法如上柴德赓所述。赵先生说：“先生教我们读《日知录》，逐条查出处，起初不知用意何在。心想有的出自正史，何必逐条查呢?查出处就是考证法吗?后来慢慢体会出来，查出处正是作考证工作的最起码的基本功，没有这个基本训练，就谈不到考证。从《日知录》（用其他的书也可以）里找材料的出处，首先可以接触到平常不易接触到的材料，比如方志，除非是我什么地方的材料，一般是不会去读方志的，方志里究竟有什么东西，不知道。只有在查出处时会查到方志，然后才会知道方志有些什么，将来在研究什么问题时，就会知道到方志里找材料。”[41]这实际上是要学生自己通过读书，涉猎广泛的材料，去发现问题，同时开阔史料视野，体会做学问的门径。

其实，陈垣之所以要让学生自己读书，自己去实践，自己去体会、摸索，是他自己多年来亲身体会出来的宝贵经验。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引导学生入门，光讲条条框框等大道理，而不让学生亲自去体会，是摸不着门径的。赵光贤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先生诲人不倦，很喜欢对学生们讲他的治学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我们这些初学历史的人都是非常宝贵的。比如先生说，写笔记的方式，是治学的一种好方式，读书有得，就记下来，集腋成裘，就是一条。这种方式始于王应麟的《困学纪闻》，盛于顾亭林的《日知录》。又说：《日知录》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但还不是第一；第一应推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先生举《养新录》中考证。东晋以来侨置郡为例，《晋书》中所记南徐州、南青州之类，多是错的，后来沿讹袭谬，直到钱氏始正其误（亦见于《二十二史考异》）。先生教导我们说，你们应当学习这种方法，在这基础之上再写文章就比较容易了。听了先生的话，我又读了《养新录》及其他清人论经考史之作，觉得钱氏考证之学确乎高出众人之上，而先生所做的考证文章，取材既博，论证又精，纯是竹汀一派学风。”[42]

陈垣为了让学生们通过自己读书，更好地去体会治学方法，尤其注重课堂示范和批改学生的作业。他在讲《史通·点烦篇》时，先让学生按《史通》所说应删的字数去删削。他自己也照作一遍，再给学生讲解，哪个字可省。而他“所作的示范，真是文省而意赅，而且与刘知幾所说应删的字数吻合”。[43]在“史源学实习”课中，他的示范文更是令学生们佩服，日积月累，后来这些范文收集在一起，便是后来出版的著名的《陈垣史源学杂文》。

陈垣先生为了培养学生独立研究能力，很注意批改学生的作业，对学生严格要求，从不让学生蒙混过关。据赵光贤先生回忆，如果哪个学生走了捷径，想偷懒，陈先生便会直截了当地指出。有一次，一位同学写了某条见于《辞源》，陈先生说不行，告诉大家自《康熙字典》以下，各类字典只能参阅，不能引用，只有像《说文》这样的古字典可以引用。因为许慎所录的古书，大半已亡佚了，因而《说文》对现在的人来说就是最权威的版本了。然而，清代人从所见到的最古的书中去找来源，何况各类字典辞典有不少错误，如果不核对原书，自然就要上当。陈垣先生总是根据批改学生作业的情况，对大家循循善诱，极力劝导学生们树立良好的严谨学风，一点一滴地去做好。所以赵光贤先生颇有感触地说：“这些话，乍听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对我却有很大启发，终身受益无穷。从此我便养成一个习惯，不论读古书或今人著作，如觉得有疑问，一定要查原书，不怕麻烦。尤其是解放后的文章，彼此抄来抄去，谬误百出。我常警告我们的教师和同学，千万不要从报纸杂志的文章中抄材料。”“这都是因受先生之教而得出的一点经验。饮水思源，永远不会忘记先生的教诲。”[44]

陈垣校长对学生循循善诱的风尚在辅仁大学的教员中甚得发扬。傅试中先生回忆说，他在读大二时曾想为白石道人词集作注，打算利用前人编订的《全唐诗》，为此他向国文系主任余嘉锡先生请教。余先生听后“立刻正色告诫，全唐诗是官修的书，不太可信，宜查阅《艺文类聚》等书；继又垂询喜爱谁的诗，我正喜李贺的奇诡诗风，余师又予纠正，学诗宜从杜工部入手，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如初学即效李贺，长处不易学到，先学得许多毛病，语浅意深。接着又劝常去图书馆，北平辅大图书馆是开放式的，书架壁立，名籍充塞，无事浏览，有事查阅，均极方便；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甚多，亦可托赵万里先生借阅。此虽家常闲话，而受者倍感亲切，这不就是《论语》中所谓‘诲人不倦’的精神吗!初意余师的神色可能严峻，而谒谈之下，其言蔼如，不又是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态度吗!”[45]

抗战时期就读于辅仁大学的王静芝先生也回忆说，文学院长沈兼士先生给学生上课时，不仅外表质朴而文雅，令人肃然起敬，而且对学生总是尽心竭力地去引导、扶助。有一次讲《说文研究》课，当向同学提问时，全班没有一人能解答。沈先生虽有严厉的批评，更有耐心的指导，帮助同学们分析问题。王先生说：“我们在这时恍然大悟，同时有一个了解，便是沈先生的问题，往往达到里层，从表面没能看出，因此回答不出。从此以后，每逢沈先生发出问题，大家都用剥开一层，寻求内涵的方法去想，便也时常能得出正确的答案。”[46]沈兼士先生正是这样不断引导和启发学生们自觉掌握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

（四）大力推动中国文化复兴

复兴中国文化，激发学生的爱国热忱，是陈垣领导辅仁大学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又一重要方面。辅仁大学的创办，正值20年代中后期全国教会大学为适应当时正在勃兴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需要，普遍开展“本色化”运动和“中国化”运动。绝大多数教会学校不仅根据教育部颁布的《私立学校条例》，选派中国籍人士担任校长，而且，教会大学内部也逐渐从原来侧重宗教文化教育，转向重视科学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教育，从原来“洋气太重”，转向“接近中国情形，切合中国的需要”。[47]

为了使教会大学的学生，“于中国文化方面，有深切之了解，于中国文字方面，有纯熟之技艺”，以便“影响中国人民生活与思量”，[48]各教会大学都在扩充和改良国文系，加强中国文化（国学）课程。有的人甚至建议“设立中国文字、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社会学之专科”。[49]这些都说明，2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教会大学已普遍重视中国学术思想与历史文化的教育，这对于刚担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来说，为发挥其多年锻炼出来的国学教育与研究才能，提供了良好的现实氛围。从辅仁大学草创之初开办“国学专修科”时起，辅仁人就开始了国学知识教育与国学人才的培养工作。陈垣担任辅仁大学校长以后，实际负责全校的教师聘任、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他积极领导全校开展国学知识教育与国学人才的培养。大学本科班招收的第一届学生，就是“国学专修科”的毕业生。

1929年，根据教育部大学必须有三个以上学院的规定，辅仁大学组成文学院、理学院和教育学院，陈垣特聘著名中国语言文字学家刘复（半农）为教务长、沈兼士等著名国学家为教授。为了进一步加强国学教师的实力，1930年他聘请了一批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国学家来校任教，如朱希祖、郭家声、刘复（教务长）、朱师辙、尹炎武（国文系主任）、张星烺（史学系主任）、马衡和范文澜等。至1935年，仅在历史系授课的，就有容肇祖、余嘉锡、柯昌泗、张星烺、陈垣、谭其骧、刘彦、姚从吾、陆开钧、储皖峰等著名国学家。[50]这一国学教师队伍的阵容，在当时全国教会大学，乃至所有高等学校中，都是不多见的。

正是由于陈垣所领导的辅仁大学注重国学人才的培养，因而在历届国文系、历史系和哲心系（哲学专业）的毕业生中，以国学为题做毕业论文的，占以上三系（专业）毕业生总数的比例非常高。据笔者统计，仅1937—1948年，其中不包括1942年和1944年，共十个年头，辅仁大学国文、历史、哲学方面的毕业生，总数442人，而以国学为论文题目的，就有419人，占毕业论文总数的95%。[52]

按照一般的理解，国学包括中国传统学术的各个方面，即经学、子学、小学、史学、文学等。陈垣先生对历代最为重视的经学和子学不太重视，认为“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53]他自己“平生不讲经学”，[54]就是以《日知录》为范本开设“史源学实习”课时，因他“从不搞经学”，因而跳过《日知录》卷一至七的经学部而从卷八讲起。[55]这并不是说他反对或否定传统经学、子学的合理内容，而是觉得它们容易导致主观化和空泛。他受清代钱大昕等考据学的影响，又受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崇尚实证的学术和专门的学问。这种观念，对于他本人的教学和他所领导的辅仁大学的教学，都有极大的影响。

在辅仁大学，没有中国通史之类课程，史学系中国历史课程分为六断，即六个断代史：上古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哲学史、思想史等，校中无此课。”[56]因此，陈垣为辅仁大学国文、史学等系所聘请的教师，都是在专题史、断代史等具体问题上有实证研究的专门人才。文学院的旨趣之一，就是“导以自动研究各项专题”。这一点不仅体现在陈垣、余嘉锡、张星烺、刘复、柴德赓等国学教师的研究成果和实际教学中，也明显地反映在辅仁大学学生国学方面的毕业论文选题中。如1939年国文系、历史系和哲学专业毕业论文题目，都是诸如“二十四史姓名备检”“广雅疏证声韵表”“历代俸禄比较研究”之类专题性的。[57]

陈垣先生的国学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陈垣虽然后来受聘担任西方天主教会办的辅仁大学校长，但此时的教会大学正步入中国化时期，西洋人再也不能像晚清民初那样肆意妄为。况且，辅仁大学的创办，从一开始就贯彻英华、马相伯这两位中国著名爱国爱教天主教徒和教育家的办学思想。陈垣受英华、马相伯之遗命接办辅仁大学后，自觉继承和发扬了英华、马相伯先生在筹创辅仁大学时所灌注的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心，积极推进辅仁大学的国学教育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

陈垣先生努力推动国学教育的国际化、现代化，始终与近代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据郑天廷先生回忆说，1921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师生集会上，陈垣先生明确地说过，现代中外学者谈起汉学（中国国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东京如何，就没有提中国的国学研究，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58]辅仁大学成立后，陈垣的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他希望通过国学教育，让更多的中国人研究国学，发达中国国学。据翁独健先生回忆，1928年，当他还是大学一年级学生时，在课堂上就听到陈垣先生甚有感慨地说过这样的话：“今天汉学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抢到东京，我们要把它夺回北京。”[59]

1929年，陈垣又在燕京大学现代文化班的演讲中，呼吁国人加紧整理敦煌文献等国学史料，否则“外人却越俎代庖来替我们整理了，那才是我们的大耻辱呢!”后来，他又在课堂上多次向学生们强调努力学习，赶快振兴国学，为国争光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陈述先生回忆说，当时“陈先生的崇高民族气节，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给青年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0]

九一八事变后，陈垣先生又多次向学生们说：“日本史学家寄一部新著作来，无异一炮打在我的书桌上。”[61]因此，他教导青年学子应加倍努力学习。据朱海涛先生回忆说，1935年12月的一天，日本人策划的“华北国”正在酝酿之中，朝阳门外日本兵打靶的枪声，在北大红楼清晰可闻，陈垣在讲课时沉沉地说道：

这段话非常鲜明地体现出陈垣具有很强烈的学术救国和教育救国思想。

陈垣先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不仅体现在他在课堂上直接向学生传播教育救国和学术救国思想，从而激发青年学子刻苦学习的爱国热忱，同时体现在他的教学内容也积极地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历史运动保持一致。

20年代，陈垣极其服膺清代嘉定钱大昕的考据之学，专重考证，因而教学内容以钱大昕的考证学著作，如《十驾斋养新录》《廿二史考异》等，作为主要参考文献。“九一八”事变后，他再也不能冥心于史料考证，而“颇趋重实用，”于是“推尊昆山顾氏”，将顾炎武的《日知录》作为“史源学实习”等课程的主要阅读和参考文献。日军侵占北平后，中国形势进一步恶化，陈垣的满腔热血使他“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把此前向学生讲解的《日知录》，改换成注重发扬民族气节的全谢山《鲒埼亭集》，“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他明确地说，他的教学风气的多变，“盖时势为之，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也”。[63]解放初期，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更明确地谈到他何以教学与学术风气屡变。他说：

九一八以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九一八以后，世变日亟，乃改顾氏《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北平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64]

可见，陈垣不仅在课堂上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学生、激励学生、抨击汉奸卖国、日寇侵华，而且在其著述中托词以表达其爱国情怀。他于抗战八年间，足不出户，著书立说，教导学生，始终不与汉奸、日寇接触和妥协，甚至痛斥汉奸的无耻行径，带领辅仁大学全体师生勤奋学习和工作，为中国的教育和学术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正是他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想与学术思想的具体实践。

文学院院长沈兼士先生，不仅在辅仁大学授徒，也秘密领导开展北平地下抗日工作，当时许多学生都受其影响，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正如王静芝先生所说：“对辅仁大学来说，若不是有兼士先生的抗敌工作，而不（像当时的北大、清华和其他学校那样）需甄试。而辅大由于抗战争时期的爱国表现，一直是我们辅大校友引以为荣的事。”[68]

总之，注重国学基础知识的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开展中国文化研究，努力复兴中国文化事业，不仅使辅仁大学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文化教育与研究的重镇，也使辅仁大学全体师生始终充满着爱国热情。这是陈垣先生作为一名教育家留给后人的重要的教育文化遗产，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1]关于陈垣先生的相关研究，还可参见刘贤：《学术与信仰——宗教史家陈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2]白寿彝：《要继承这份遗产》，《励耘书屋问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