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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教经验与基督教来华的中国化探索1（第1页）

二、佛教经验与基督教来华的中国化探索[1]

从唐代景教传入中国时起，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基督教与佛教的关系史。因为，在唐宋以后，佛教实际上成为中国本土最强大的宗教文化势力，也自然成为其他外来宗教本土化最大的竞争对手。因此，任何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都不得不面临来自佛教的挑战，并做出积极的回应。对于近代来华的基督宗教之本土化来说，也毫不例外地接受了来自中国本土佛教的影响。

过去研究中国近代基督教史的论著，大多不太重视近代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所受佛教的重要影响，[2]甚至贬低近代基督教来华与佛教之间所发生的相互影响。[3]有的论著虽然论及来华传教士与佛教的关系，但是通常着眼于近代早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佛教的了解和研究，而甚少涉及佛教对基督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影响。[4]

事实上，探讨近代基督教来华的本土化，固然要关注来华传教士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考察中国本土的基督教徒，尤其是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如何自觉地面对本土的宗教和文化的挑战和影响。这里正是以此为视角，着重以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为代表，来探讨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当中所受佛教之影响，希望以此加深人们对基督教来华之本土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尤其是中国本土宗教文化的关系的认识。

（一）清末民初基督教的佛教观

在晚清时期，由于佛教内部长期以来的积弊和时病，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和清末庙产兴学运动对佛教的沉重打击，在中国兴盛发展了近两千年的佛教已到了频临衰亡的境地，仅存的佛教生机也多堕入迷信化的深渊。因此，当时不仅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瞧不起中国的佛教，就是中国本土的有识之士大都对佛教采取批评和贬斥的态度。可以这么说，在于清末在南京开展佛教复兴运动以前，中国本土的佛教从根本上还没有构成对基督教传教的威胁，西方传教士们虽然已经注意到中国本土文化对传教的影响，但是对于已经衰落的佛教，他们并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而充其量也只是当作中国本土三大宗教之一种。[5]也可以这么说，面对已经濒于衰亡的佛教，近代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们并不像他们唐代的先驱者，乃至明代的先驱者们那样极力地仿效佛教，而是凭借强大的西方后盾，特别是西方列强在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直接向中国大肆传播基督教。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早期传教士办的《中国丛报》和20世纪初以前的《教务杂志》中不难看到。

不过，在世纪之交以为代表的清末佛教文化复兴者们对佛教文化的大力振兴，逐渐引起了来华西方传教士的注意。因为，清末佛教文化的复兴虽然还处在初始阶段，但是毕竟已经逐渐显示出其不可阻挡的发展势头。特别是许多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领袖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和章太炎等，都积极地支持和参与了佛教文化的复兴事业，并以佛教学说作为其阐发维新变法和立宪革命思想的理论基础。而就在维新变法和立宪革命时期，一些西方传教士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当时的中国革新事业，当然与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志士仁人有过不少直接的交往。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佛教在中国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影响力，不能因为眼前寺院的破败和寺僧的衰颓，就轻视或忽视佛教在中国的存在及其对基督教的传播所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因此，以李提摩太和李佳白为代表的这些曾经参与中国清末革新运动的西方传教士的先觉者们，开始改变以前早期传教士们对待中国佛教的态度。[6]

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开始，李提摩太、李佳白等西方传教士由于受当时等人掀起的中国佛教复兴运动和康有为等维新变法之士极力弘扬佛教学说的影响，开始注意了解和研究中国本土的佛教问题，并与中国佛教界人士展开了一系列的交流与对话活动，以便为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减少阻力和提供便利。李提摩太还与晚清佛教复兴运动的著名人物合作，将《大乘起信论》翻译成英文出版，从而向西方，特别是来华传教士介绍佛教文化。李提摩太虽然在翻译《大乘起信论》过程中，在其中加入了许多基督教的色彩，但是，这至少说明李提摩太并不是像明清之际和同时代某些（如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那样，一概地排斥中国佛教，而是注重了解和探究佛教文化及其在中国的实际影响，从而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寻找对策和契合点。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民国初期出版的《李提摩太致世界释家书》中，看到李提摩太对佛教的认识。李提摩太认为，佛教中的大乘与小乘有很大的区别，“小乘目的在救一己，大乘目的在救众生。小乘不拜神，惟信赖无助之人力，于轮回中求得救。而大乘之道，则颇似基督教，崇奉我佛，不讲轮回，独赖佛力而得救”。大乘“以观音为善良慈悲之模范，其救护受苦受难之众生，颇着效力。有忏悔者必畀以新生命。其所以现千手之身者，盖以为普遍救济，完满仁慈也。乃其怜爱与慈悲，及其情愿牺牲一己之品性，殊堪称颂”。[7]他甚至将阿弥陀佛解释为上帝之代名词，真如即是上帝之写照，如来佛即有马内利之意义，大势至颇似耶稣基督，观世音的职务颇似基督教中之圣神，菩萨犹如基督教所尊之圣哲。

不仅如此，李提摩太进而指出：“今日吾人不仅能正释迦牟尼得道时日之误，且能详明佛教中前此未明之名词。人于未悟耶释两教之先，首当知其紧要名词之意义，细心考究，始知其名虽异，而意实同。”又说：“上帝、天、阿弥陀佛及真如诸名，皆为释教中上帝之意义。而如来佛、药师佛、地藏菩萨诸名，系代表耶稣基督、弥赛亚、救世主。于释教之中，观世音即大慈大悲之观音，使吾人回念圣神之事业。唯此观音，怜众生之受难，时时为之祈求。观罗马八章廿六节保罗尝云，圣灵亦助我侪之荏弱。盖我侪不知所当求，乃圣灵以不可言之慨叹，为我侪求也。”[8]这一评价可以说是明清以来西方来华传教士对待中国本土佛教之态度极重要的一次转变。李提摩太虽然还没有提出应当学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经验，但是，他能够明确地承认佛教中存在着与基督教“名虽异，意实同”的成分，至少说明他不敢轻视佛教在中国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以及可能给基督教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带来重大影响。

进入民国以后，由于民国宪法明确保护宗教信仰之自由权，并取消了晚清时期各西方国家在中国传教的特权，因此，中外宗教开始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也正是从这个时期起，以太虚和欧阳竟无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佛门僧俗，自觉继承和推展清末所开辟的佛教复兴大业，大力开展佛教革新运动。至20年代初，随着南京支那内学院和武昌佛学院，以各地新式佛教社团组织的建立，中国佛教复兴运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由于受“五四”前后以科学民主为主导的爱国主义文化复兴潮流和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不仅信奉佛教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而且一些原本信仰基督教的有识之士也转信佛教。这不仅对基督教在中国的生存和传播是一个严重的挑战，而且也不能不促使基督徒知识分子重新检讨与思考与佛教的关系问题。很显然，这个时候的佛教不再像晚清那样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而是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中国佛教文化在民初的复兴，正说明佛教来华至今仍充满着生机与活力。也就是说，对于基督教中的有识之士来说，不仅应当承认佛教在中国存在的现实性，更应当思考佛教何以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在中国传播了近两千年而仍然充满生机与活力。

在民国初期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经过西方来华传教士一个世纪的艰苦努力，中国本土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已经成长起来，并开始成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本土基督徒知识分子与西方来华传教士的一个最重要的不同，就是他们谙熟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当然包括已经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的佛教。由于中国佛教在民间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习俗之中，因此，每一位中国本土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在走上基督教信仰之道之前，都有一段程度不同的从民间佛教信仰转向崇奉耶稣基督的心路历程。就多数人而言，他们是在清末佛教极度衰败之时改信来势汹涌的基督教，是在佛教已经自身难保不能救度众生之时而求助于外来的基督拯救。然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20年代初期佛教开始复兴之时，又抛弃了对基督的信仰而回过头来崇奉佛陀。正如陈金镛先生所说：

从政体改革以后，一般人正高唱国教，而又一般人反对国教。及当约法规定信仰自由，这般宗教家颇有宗教竞进的动机，非宗教家亦有宗教倾向的趋向。……更有几位佛教中素有研究的法师，如月霞谛闲等，应时而起，宣传佛法。于是久久静寂之佛教，遂又大燥于众人之耳。连那向在基督教门下有知识的信徒，也觉甘之如饴，弃其所学，依附居士林，诩诩自得，以为想不到所信仰的基督，乃在佛的里面。[9]

而那些自觉笃信基督教的中国有识之士，难免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他们不能不面对来自正在复兴中的佛教的挑战，思考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有效对策。

王治心先生是近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当中较早意识到佛教对基督教的挑战，并自觉地从佛教的中国化历史中寻找可以成为基督教中国本土化之借鉴的先驱者之一。他在20年代之初撰写的《基督徒之佛学研究》一书中，开宗明义指出他“为什么研究佛学？”他说：“佛教在中国的趋势，庙宇式的迷信，果然渐渐地消沉，而居士派的研究，却一天膨胀一天，试观今日的知识阶级，十九都表示对于佛学的欢迎。因此，我曾经说过一句极端的话，‘不研究佛学，不足以传道’。很有人以为这话太嫌偏激，然而，苟平心静气的一度考察，或者向知识阶级里作一度关于宗教思想的调查，方知我所说的话有几分理由。”[10]

通过对佛学的研究，王治心认为，“佛家的忍耐工夫，实在很可取法的”。因为，基督教虽然也讲忍耐，但多半是一种消极的无抵抗主义，而佛教特别注重“精进”，即“勤行善法，不自放逸”。他说：“在‘忍辱’之后，继以‘精进’，也可以看出佛教的好处来。”由此，他总结佛教关于“精进”的意义：“（1）就是有勇敢精神，不怕面前的阻挡；（2）当专其心志，达到彼岸；（3）推此义于众生；（4）不起凡心，便可以无限止的进步；（5）习成一切善法，达到最后目的。此种精神，正如保罗一样，一方面忍受一切苦难，一方面却努力面前，所以我们不能不佩服佛教的学理。”[11]

当然，取法佛教的“忍辱（耐）”“精进”精神，并不是完全仿效佛教，而是试图超越佛教，否则，基督教就不能区别于佛教而获得独立存在的主体性。因而王治心又说，佛教的精进属于内心的居多，而基督教除此之外更注重身体力行。基督教的进取精神，“纯从社会服务上表现出来；所以——基督教是社会的宗教，对于社会负很大的责任，就是要促进社会的进步”。[12]本来佛教在社会服务上面就不如近代的基督教，由于佛教“精进”思想的影响，王治心更进一步强调基督教的社会责任感，强调基督教是一种社会宗教，要促进社会的进步。这是力求避免佛教末流堕入逃禅避世的偏弊，同时也是王治心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救国救民的迫切愿望出发，积极推进基督教本土化的思想反映。

不过，正如王治心自己所说，提倡基督徒研究佛学，“并不是要从佛教里寻找些什么来弥补基督教的缺陷，乃是用来做传道的工具”。他特别强调指出：“今日基督教的劲敌，不是明枪交战的科学，乃是同是宗教的佛学，况且在它的骨子里，又是无神派，我们若然没有彻底的研究，怎能对付它呢？”[13]

20年代教会本色化运动的开展，也直接激起许多中国基督教徒知识分子探索如何使基督教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问题。王治心先生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本色化讨论，并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寻求基督教本色化的方法。由于他是很自觉地研究佛教，除了在理论上比较基督教与佛教的异同之外，他还非常注重从佛教与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的关系角度来探讨基督教所面临的本色化问题。他说：“不观夫佛教乎？自汉代输入中国，便能与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调和，而吸收中国文化——思想的滋养，结成了中国特产的佛教果，大非印度所有的本来面目了。”进而他非常感慨地说：

可惜这无往不宜的基督教，到中国已经一百十七年之久，还没有下种在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里；还是用西洋来的遗传——风俗——文化——思想——尽量地培壅和浇灌，绝对吸不到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滋养，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思想，成了可望不可即的一对怨偶。所以基督教到现在还是穿着一身洋装，在中国的领土里做客人，敷衍派对她相敬如大宾，反对派对她痛骂为洋教。几曾见人骂佛教为洋教？这可以证明基督教在中国的文化思想里还未下种。[14]

由此，王治心提出，基督教要在中国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像佛教那样与中国文化思想相融合，使基督教成为“中国基督教”，而不是使中国成为“基督教中国”。这也就是说，王治心对待基督教本色化的态度，就是要打破过去那种拘泥于使中国基督教化或“中华归主”的狭隘西方中心论观念，而应当使基督教积极地面向中国社会，自觉地与中国文化思想相结合，使之逐渐成为中国文化思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为深入阐明这一观点，他针对当时一些基督教人士从形式上的中国化，尤其是佛教形式化的角度探索基督教的本色化问题进行了评析。他指出：

佛教在中国，已成为中国化的宗教，影响于一般社会，其潜力非常之大。中国四万万人民，每论直接间接，莫不带点佛化的色彩，虽普通称之三教同源，而一言宗教，又莫不以佛教为代表。推此意以谋基督教的本色，亦欲采用佛教的仪式，故有所谓佛化基督教的主张。在西洋的基督教身上，加上一番佛化的油漆，此何尝是本色的真意义呢？[15]

在他看来，一些教堂建筑采取佛教寺院建筑的形式、礼拜仪制采取佛教仪式，一些基督教徒的婚丧礼节采用雇僧道念经的形式，等等，这固然可以使基督教渐趋本色化，但是，这仅仅是形式上的本色化而已。他特别指出：

这种形式上的改造，还不过是中国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接近的一种手段，绝对不是根本上的下种方法。因为基督教的生命里，没有中国文化的血液在内，则基督教与中国社会虽日趋于密切，仍不过是友谊的握手，而不是血肉的化合。所以根本的问题，不是形式方面，乃是在精神方面，把基督教下种在中国文化里面，吸收中国文化为血液，庶几无所谓基督教中国，和中国基督教，这才是建立在磐石上了。[16]

20年代后期，王治心在福建协和大学开始讲授中国宗教思想史课程。他通过对中国宗教思想发展历程的探索，尤其是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与衰退的历史考察，进一步地思考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

首先，他认为，佛教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就受到帝王的信奉和支持，六朝时期，历代帝王都是信仰佛教的，“从此以后，历隋唐而至清，帝王信佛非常之多，佛教在中国兴盛之故，大半因此”。[17]也就是说，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帝王将相的保护与扶持。其次，他认为，佛教之所以遭遇到“三武一宗”之厄，“在佛教是张大其辞，自召其祸。如《佛道论衡》所记斩法等事，与《弘明集》所搜集的论文，类皆抑彼扬此，足以激起道教的反感。在道教则利用帝王权威，表显其嫉妒的摧残”。[18]此外，王治心对佛教内部的腐败及其迷信化带来佛教的衰落，有着深刻的认识，认为宋代以后佛教其实只有形式上的寺院而已。他对近代居士佛教的复兴和近代佛教的现世化及追求建设“人生宗教”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这也是基督教正在努力的方向。[19]王治心虽然没有明确地指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应当吸取佛教的这些经验教训，但是，我们通过他以上的价值评判不难看出，他实际上已经显露出了这种观念。

（二）佛教形式对20年代基督教本色化的启迪

王治心先生上面所提到的基督教形式上的佛教化，在20年代基督教本土化的浪潮中，在上海、南京等地都有出现。

在上海的一些基督教教堂里，“堂的正中是圣坛，旁边是讲台，圣坛用铜炉燃点沉香，因为檀香足以息人之杂念，定人之精神。礼拜之前每人必须在圣坛前跪祷，讲道者着玄色圣衣，圆领对襟长及踝骨，气象至为庄严”。[20]王治心先生等组织的中华基督徒新团契在上海闸北主日礼拜时，也依照佛教的方式焚香点烛，同时还奏国歌，唱新歌。[21]

不过，在仿效佛教的方式促进基督教的本色化过程中，挪威来华传教士艾香德博士在南京创办景风山的传教工作最为引人注目。

我们不会忘记，当基督教首次于唐代传到中国来的时候，西方传教士景净们对圣经神学的介绍，主要依傍佛教和道家语言，他们的传教方式也多仿效佛教。后来，武宗灭佛教之时，景教也正是被看作佛教之一种而遭受灭顶之灾。到了明代中后期，利玛窦等来华耶稣会士一开始也是仿效佛教僧徒的形式传教。到了19世纪，佛教极度衰危，拥有强大西方后盾保护的西方新教传教士，直接向中国传播基督教。到了20世纪，随着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中华民国建立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基督教不得不寻求自身本土化的生长点。否则，基督教就有可能被正在复兴中的佛教等中国传统宗教文化所排挤，更有可能在当时如火如荼的非基督教运动当中失却立足之点。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自挪威的传教士艾香德博士等，在佛教的启发下，开始探索基督教如何仿效佛教而实现本土化。

艾香德博士于1903年来中国宣教，最初的地点是在湖南。在民国成立以前，他一直在湖南作宣教工作。与其他来华传教士一样，为了传教的需要，他做过许多事工：讲道、教学、医治、做生意，等等。在那段时间里，他首次接触到佛教生活，与佛教寺僧进行交往，开始思索如何在传教过程中处理与佛教的关系问题。民国成立前后，他回到挪威述职，并接受了返回中国后的一件新任务——到汉口附近的一所信义会神学院任教，直到1920年第二次回国述职。在任教神学院期间，他尽力研究中国宗教尤其是佛教，并利用假期到各寺院拜访僧徒，向他们宣讲基督教义。

就在艾香德回国述职前夕，他拜访了南京附近的一所佛教寺院，使他认识到佛教的信念能在基督中实践出来。正是这次对寺僧的宣道，使他来中国后第一次接受了一位佛教僧人——宽度的受洗。这使他对向佛教徒传播基督教获得了信心，于是趁回国述职之机，极力向挪威差会宣传向佛教徒传播福音的重要意义。1920年，艾香德第二次从挪威述职回中国后，就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如何向中国佛教徒传播基督福音的工作上，从而成为“首位致力于中国佛教的传教士”。[22]

通过不断的摸索和实践，艾香德博士大胆试验和采用佛教中的一些方式于基督教的崇拜活动中。比如，常常采用一些佛教术语来表达基督教，传教场所不再称之为教堂，而称之为丛林。更重要的是，他在崇拜仪式中，引入一些佛教的经文来说明基督教义；仿效佛教徒的素食生活方式；礼拜时敲钟和焚香；在教堂里点蜡烛；布道牧师和信徒穿着传统的佛教服饰；将十字架放置于佛教所崇奉的莲花之上，使莲花十字架成为向佛教徒宣教的一种象征。此外，他还积极模仿佛教的三皈依仪式，使佛教徒在学道时不致有隔膜感。他就是这样在南京建立了第一个专门向佛、道徒传道的基督教丛林——景风山。他认为，之所以要如此采用佛教的方式，就是要让佛教徒在学道、崇道的活动中，如在佛教寺院中一样，从而引导他们真正向道，并成为基督教徒。后来，在20年代后期他从挪威述职后回到中国，在南京、上海等地宣教，乃至于30年代后在香港建立道风山基督教丛林，都是在不断完善这一佛教形式化的传教方式。[23]我们今天看到的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从外表上看，很难想象那是一座基督教宣道场所，倒像是一座中国传统的佛教寺院。因为它的建筑外观完全依照中国佛教的形式，教堂不是西方式的穹顶，而是佛教的圆坛；此外，还专门建有供信徒客居的云水堂，等等。

艾香德博士的这一佛教形式化的传教方式，迅速遭到支持和资助他来中国传教的挪威差会和北欧差会联合会中的多数人的坚决反对。虽然当时的挪威差会有自由派和保守派之争，但毕竟保守派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这对于雄心勃勃地要在中国向佛教徒传教的艾香德来说，的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好在无论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他都坚持走自己探索出来的道路，直到他于1952年在道风山辞世。

艾香德博士的佛教化宣道工作也遭到一些西方来华传教士的批评。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教授密亨利先生在当时就发表《基督教在中国四大危急时期》的论文，明确指出唐代景教之所以遭到失败，就是因为附会佛教而缺乏真正的基督生活。[24]这显然是针对艾香德等宣教士的做法的。在当时的中国基督教徒中也有一些明确反对以形式上的佛教化来促进基督教本色化的。如相对保守的《真光》杂志就曾发表崔爱光先生的文章，该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