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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世纪20年代初期基督教界对民族主义思潮的回应03（第1页）

二、20世纪20年代初期基督教界对民族主义思潮的回应03

从以上四点反对的理由来看，有三点是直接涉及来华传教士的。中国基督教会和中国基督教徒严重依赖来华传教士及其差会的大力支持，自然难免不会同意或积极支持废除传教士在中国赖以获得最大保护的不平等条约。

但是，这种情况到了1927年国民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和国民政府成立前后，就开始发生明显改变。越来越多的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和教会领袖，经过1922年开始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会教育权运动，特别是1925年的五卅运动的教训，已经明确认识到中国基督教必须积极要求和推动晚清以来的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如有中国基督徒认为：“非基督教运动，既非无的放矢，必是由来有自。况参与此次运动的人，多系知识阶级，是否对否，颇费我们的研究，直到研究之后，便知事出有因。厥因维何？就是不平等的条约。当兹国家主义澎湃之时，国人感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如何，这是宗主国同胞所知道，毋庸我来赘述。但我们所崇奉的宗教，不幸在历史上确与不平等条约发生了若干关系，而事实上，中西信徒又享受了不平等条约里面的宣教特殊权利，所以，反对不平等条约的人们，便迁怒于基督教了。”

也有中国基督徒认为：“教会固属宗教团体，不宜干涉政治，可是，传教条约确与教会自身，如缕如织地发生了多少密切关系，是不容我们不出来干涉的。传教条款的加入，纯为宣教而起，甚至有好几件条款，还是教士们赞助他们本国公使起草的。谁说订立之时，教会便得参与，废除之际，教会竟不宜干预呢？”[103]

还有中国基督徒认为，传教条约为帝国主义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之一。本来，传教是奉耶稣基督之命，也是由西方母国差会资助的，与其所在国家的政府没有关系，因此，不需要有什么条约的。况且，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了狼群，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还说：“你们要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见证。”“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耶稣并没有说：“你不用我差你去，我会叫你所自出的国的政府和你传教地的政府，订立一种传教条约，并有坚船利炮盾其后，有人要逼害你，你母国的政府一定会根据前所订立的传教条约，责成你传教地的政府遵照保护，保护不力，或更帮同迫害，必定有大兵派到他们国里去，叫他看见骇怕，不敢再惹你们，虽然身居虎口，仍是安如泰山，不用怕。”为什么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就不能够遵循耶稣所说过的那样去做，反而派出他们到中国来履行并且保守耶稣所没有说过的呢？订立保护传教的不平等条约虽然都是政府所为，但是，不能否认，当初这些条约和条款的签订，都与受到迫害的来华传教士向本国政府报告和强烈呼吁，以及他们亲自参加谈判和签约有着直接的关系。[104]

正是基于以上种种理由，著名基督教知识分子罗运炎等人认为，对于曾经签订而今仍然发生影响的不平等条约，我们中国基督徒必须积极地呼吁和推动予以废除，况且，“凡与基督教有关系的不平等条约一天不打消，我国人民对于基督教的疑惧一天不能冰释，任何宗教，处于这样不受信任的地位，其前途之危险，不待龟卜，而我们教会今日之处境如此，安可不急起直追，速求解决之道？”[105]

以上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这大多是从教会和传教的立场来说明含有保护传教条款的不平等条约废除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不完全是从民族主义的立场来分析不平等条约的危害性表明他们在当时的条件下主要还是在非基督教运动、特别是五卅运动巨大的反基督教和反帝国主义浪潮冲击之下被迫做出的反应，同时表明他们还不能完全摆脱对西方差会和来华传教士的依赖性。或者说，大多数教会和教会机关仍然还是接受差会和传教士领导或指导及资助，还没有完全自觉地认识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建立真正独立自主的民主共和政府，才是中国基督教未来的真正出路。这当然与当时的中国政权还没有真正采取向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要求收回主权的行动以及当时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值得各界民众，包括基督教和其他各宗教真正信赖的民主政府有直接的关系。

与中国基督教界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与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严重危害性，因而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迫切要求相比较，基督教界少数民族救亡图存意识强烈的民族主义先进人士，至迟在1917年就很明确地提出基督教救国主义的主张，并积极组织基督教救国会等机构。[106]当时比较突出的是徐谦。

徐谦是晚清进士出身，曾就职于法部和北京高等检察厅。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在北京、广州多次出任司法次长、司法总长。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他灰心丧气，南下以律师谋生，其兄劝他信仰基督教，他表示：如果祈祷上帝，使袁死，他就皈依基督教。没有想到，不出三年，袁果死，他北上复任司法次长，并受洗入教。因此，他后来多次提到，他加入基督教，是以救国主义为基督教义。他曾自述：

我于民国七年夏天，参预中外基督教徒庐山莲谷会议，我就提出基督教救国主义。当时经过很郑重的手续，开了三次审察委员会，审察委员七人，多半是中外基督徒有名的领袖。他们一致承认这个主义，就向大会报告。大会会员有二百多人，皆是从十一省来的中外基督徒的领袖。他们一致通过，采取这个主义并且举了七个执行会员，连我在内。当时议决由十一省基督教会分担经费。我从此就努力行这个主义了。这个主义，是什么主义呢？自然内容很丰富，但简单的说，就是领导基督徒革命反对世界帝国主义。[107]

徐谦所提出的基督教救国主义，其所救的国，当然是指当时的中华民国。为什么要用基督教来救中华民国？他没有细说，但从他要实行这个主义的目标“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来看，无疑是一种反帝救国论。因为晚清以来侵略和压迫中国的，不是一两个帝国主义列强，而是几乎所有的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要救中国，就必须同时反对这所有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和压迫。后来有人提出“基督教救国”的提法与教义有冲突，他虽然不满于质疑者的“洋奴性”，还是将此改为“基督救国”，将“基督教救国主义”改成“基督救国主义”，“基督教救国会”改为“基督救国会”。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就将这个‘教’字去了，只名为‘基督救国主义’，单独发起各省基督救国会，一直到民国十三年上半年我独力做这个工作，对于基督教会下了总攻击，只希望唤醒基督徒群众起来参加革命。”他还说，当也是基督徒的冯玉祥听了他对于基督救国的阐释后，也很认同，对他说：“我从前做基督徒，听牧师讲，只以为专是救人的（宗教意义的救人），现在我听了你的讲，才明白基督徒，是应该救国的（革命意义的救国）。”[108]

徐谦积极鼓吹基督教的救国思想，并大力推动各地基督教救国主义组织的成立，得到了一些地方中国基督教徒的响应。1919年4月，广州基督徒发起成立广州基督徒救国会，租定事务所于仁济大街，每星期开一次发起人例会，有急事时开临时会议，并发布宣言约章等，8月行入会礼，全体会员“皆信心坚固，热心国事，兼有实际能力之基督徒”。由于巴黎和会引起国内的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该会又开大会讨论“对日外交”事宜，到会者六百余人，“议决索还胶青，拒绝签字，要求任王正廷君为国际联盟代表，并商请联会一致主张，业已通告中外各基督徒，九月九号已开成立大会，迩来拟组织报馆，设立银行，以为救国之准备”和“今基督徒救国会之进行，渐次着手，将来变地上之国为天上之国，未必不以此会为阶梯之初步也。今日北京、南京、陕西、浙江基督徒，俱有发起救国之组织，而沪上虽有救国团之名目，尚无实际之组织……”与此同时，他们也大力鼓吹基督教救国主义，鼓动中国基督教徒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救亡图存运动当中。

基督教知识分子王葆真认为，基督教救国主义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种，客观的基督教救国主义，是“先舍去基督教而专由设想，因出于救国之实验，而后认定基督教救国主义者也”。主观的基督教救国主义，“即不以救国为本务，而先以信奉基督教为主义，然因欲实行教义，自然以救国为合理，非救国不能达其自由平等、救人救世之目的，由此而认定基督教救国主义者也”。

他说，客观的基督教救国主义，如庚子拳乱后，国内各界开始觉醒，唯有变法图强，才能够救国，于是倡立宪，请开国会，以为有宪法的国会才可救国。到民国成立之后，虽制定了好的约法，但是国家危亡之势日深。“或讲财政，讲法律，讲外交，而今日财政几乎破产，法律威信扫地，外交主权丧失；或整军经武，购舰造兵，而酿成军国乱政之祸，授武人卖国之柄”。于是又有济世忧时之士出来讲教育道德，可是，新教育尚未撷其菁华，旧道德又已成为糟粕。“只知改革国家之形式，而不能改革国民之心理；只知汰除国家之腐朽，而不能养成国民之品性。所以愈闹愈坏，至于国家破亡。此由救国各方面之观察，既已术穷智竭，斯不能不放开眼睛，看看基督教，是否可与言救国”。基督教在中国虽然还不发达，信徒大多并不了解真实教义，但是，“近十年内，居然在中国社会显出一整齐优秀之团体，设学校，开医院，举办恤贫救灾，禁烟禁酒之各种慈善事业，功德卓树，声光腾达，为其他团体所未能有，此基督教之能力，既足以彰显于中国，将来运于政治，必能改良弊政，收救国之效。”况且，欧美各强国，都是基督教国家，无论是英国革命首领克伦威尔，还是美国独立革命元帅华盛顿，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华盛顿甚至请牧师随军讲道。“由英美国之历史，可以证明基督教必能救国，非空论的，乃实验的。”这就是从客观的历史认定基督教救国是确当的理由。

什么是主观的基督教救国主义？王葆真指出：“欲问基督教是否含有救国之真理，则不可不专门研究基督教之真解。”基督教的目的，就是基督所宣讲的福音，第一便是“天国近了”。基督教人祈祷，也是说“愿您的国降临，愿您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在天上”。又说：“不爱人如己，不能进天国。不办天父所喜悦之事，徒呼主也主也，不能进天国，不背负十字架从我者，不能进天国。”可知进天国是基督给予世人的希望，也就是基督教的目的。天国看起来很渺茫，但基督教人祈祷“天国必降临在地上”，意即“使地上之国，变为天国”。地上的国是不自由的，不平等的，布满了天灾人祸；而天上的国是自由的、平等的、和平幸福的。当然，要想让地上的国变成天国，不是等着耶稣来拯救我们，而是要我们按照基督的教导去努力奋斗。“当目睹国家之危亡，人民将沦为奴隶，则起而救国，斯为基督教义中之最重大、最紧要、最严明之规条无疑矣。是故实行基督圣训者，即纯由于信奉真理之观念，自不能不改良国政，以期趋于天国之境域，故由基督教发生之救国主义，对内则**涤政治之罪恶，完成民生之幸福；对外则敉平国际之分争，开拓大同之文运，至于如此，所谓天国降临，救人救世之功，乃可睹矣。此由主观的而认定基督教救国为必要之理由者也。”[109]

很显然，他是从历史上的基督徒实际参加救国活动来说明客观的基督教救国主义，从圣经里耶稣的言行中发现基督教本身就含有救国主义的教义。这种内外兼备的分析与阐释方式，将救国主义说成是基督教最主要的思想虽然不完全符合基督教神学的博爱精神和拯救观念，但是，对于引导广大基督教徒领会基督教救国主义，积极面对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北洋政府的统治不仅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反而越来越加深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程度，也激起了更多的爱国基督教徒知识分子起来大力呼吁建立基督徒的救国组织，积极开展救国行动。徐谦领导的基督救国会还专门发表了一份针对时局的劝告同胞书，明确指出“救国初步，不外二点，对外则抵抗他国侵掠之势，对内则发挥平民政治精神。苟能以此二点确定方针，则无论时局变化如何，国民当不能为其所惑，兹揭要义，警告国人”。该劝告同胞书分三点，其一“请再讨复辟帝制之诸犯也。国民之主张，论段与安福党以其卖国也，以其通日也，以其盗窃国库滥借外款也，自其自募私人军队也。”“今日若不打倒复辟帝制诸罪魁，解散胡匪之军队，则国家建设未可言也。此就事实上论今日第一步，国民先应奋起与全国爱国军人共讨复辟帝制诸犯者也。”其二，“国事根本解决之道不出遵循经常轨道，或创立非常之原二途，前者悉依法而行，即民国六年督军叛变国会，非法解散后，一切非法之事，悉予依法矫正，由国会恢复原状，依法行使职权。”“后者一途即由全国之民共起而谋之根本改革。”“约言之，即实行裁兵废督。裁兵，应裁至无一私人军队；废督，应废至无一干政武人，然后由人民直接民权创立新制，始可望有良好之结果。”其三，“国民大会为国民所乐闻，惟其问题甚多，无人可以武断。（吴佩孚、梁启超及新旧二国会各有主张。现代国家）惟其制皆有规定于宪法，故皆有一定法式可循。今是中国约法既毫无规定。”“总之国民今日尚在非常危险之时，必须将一切卖国坏法之事、帝制复辟等党，矫正扫除，而后国民救国之责任，方始告一段落，而解决时局之方，乃有经常与非常之两途可商榷。此则本会愿有以唤起全国同胞之注意者也。”[110]

这个劝告同胞书，将革命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对外屈膝卖国、对内妄图复辟帝制的北洋军阀政府，旗帜鲜明地将基督救国主义与当时中华民族急迫的反帝反封建的救亡图存历史使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基督徒宗教民族主义的最强音。

1923年夏，徐谦在北京还发起成立了救国联合会，据当时的报刊报道：“救国联合会为徐谦等所发起，主张采用中央行政委员制，为改良民国政治，解决时局纠纷的惟一善法。昨十九日晚八时在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召集北京国民团体联席会议。到会者有北京学生联合会、护法议员联欢社、基督救国会、民治革新社、民治主义同志会、国民生计协会、法政研究会七团体的代表二十余人，共同决定在京内外作有统系的宣传工夫，并推吴山、包世杰、徐风人、袁长青、樊宗泽等五人为临时委员，草拟宣言，然后征求各团体的同意发表云。”[111]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涨时期，徐谦积极利用基督教博爱、牺牲和救国的精神，团结北京地区的一批爱国力量，共同参与拯救时局的民族救亡事业。这其中，北京学生联合会所代表的大学青年学生，正是当时积极推动非基督教运动的主要力量，而代表基督救国会的徐谦能够与他们团结在一起，共赴救国事业，不难想见，不管当时是何种组织，救国才是大家一致的历史使命。徐谦和他的基督救国会正是在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大业当中，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并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对于徐谦的基督救国主张，晚清翰林出身的基督教知识分子吴雷川也给予了积极的响应，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在《真理周刊》上撰文指出，凡是国民，都应当救国。基督徒作为国民一分子，自然也有救国的责任。这是无待多言的。但是，现时基督教会的信徒，对于救国的论调，有的说“基督教救国”，有的说“基督救国”，对两种的观念的解释，也都不甚一致，应当厘定清楚。他说，讲“基督教救国”，这是传教者所主张的。“传教者本来是要救人，但如果人所在的国不得安宁，实际上就要感受许多困苦。而且现时的困苦，决非未来的希望所能解免，所以传教者的初意，虽只是注重救人，渐渐的得着一种觉悟，不能不讲到救国”。而“基督救国”是热心于国家民族命运的爱国基督徒所提倡的。他们起初是要本着基督教的道理，改良国家的政治，以为如果国家本身的罪恶不消除，国家的政治不能得到改良，人民终久不可能得救。后来又觉得从基督的道理上说，不应当有什么国家的界限，要使基督的道理适用于一国，必先要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而后各国才能获得和平安宁，从而去整理内政，使人民享受幸福。“所以他们的宗旨不是保持国的威权，乃要消灭武力专制等等恶习，不要奖励人民狭隘的爱国心，各自救其本国，乃是要取法基督爱世界的心，普救世界所有的国”。而对于非基督教的人来说，他们反对基督教救国论，因为他们以为国家的事情不是单一的问题，如果专提一件事，如说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法律救国乃至经济救国、武备救国，都无不可。就是不能专说基督教救国。又有基督教会的人也反对基督救国主义，“他们不明白提倡基督救国者的真意，以为基督在世的时候，从不论及国家，他只要是救世，何尝要救国，又以为政教是应当分离的，既不能用教会的名义加入救国的运动，所以不必说基督救国，更以为拿‘救国’二字，做了团体的标帜，有了一种组织，就不免有人抱了自私的目的，附和声势，随意加入，这更是玷辱了基督救国”。

针对上述教内外关于基督教与民族救亡图存之关系的种种议论，吴雷川认为，如果提倡“基督救国”，就不能徒托空言，最好是要实验。比如，执掌政权的人，如果信仰基督，却不能实行基督的道理，就不容易使人相信基督教救国。而基督救国的理解，又超过当代的现象，难使一般人领受，并且容易误会。所以，“最切实的办法，就是融合基督教救国论与基督救国主义，而实行基督徒救国”。那什么是基督徒救国呢？吴雷川说：

基督徒救国唯一的要素，就是耶稣牺牲的精神。现今世界各国，政界、军界、学界、农工商界，以至大资本家、大学问家，大致都有基督徒。如果效法基督，将基督教的道理在各个人的业务上，实现出来，何患国家不能改进？所以，基督徒救国，就是基督教救国，进一步说，基督徒同是国民，本不必假借教会的名义，才能结合。如果一国的基督徒已经从各方面事业发展上，联合起来确实救了自己的国，自然要有各国的基督徒联合起来，共同一致，提倡国际亲善，世界和平，使世界各国共同得救，所以，要发挥基督救国主义，也必须实行基督徒救国。更进一步说，基督的道理本是兼容并包，不分门户，只要人真肯牺牲，有救国的心，行救国的事，虽然他还没有做基督徒，却已遵行基督的教训，都可以证明基督教救国，或是基督救国，所以凡救国的，就可说他是基督徒，而已经作基督徒的，自然是必要救国。[112]

五四运动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有标志性的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救亡图存运动。它使1915年以来接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和在国内外接受现代新式教育的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真正有了最急迫的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自觉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五四运动以后，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等强烈的“革命”思想空前高涨。来自于帝国主义列强国家，又得到帝国主义列强不平等条约明文保护的来华传教士和他们在中国所传播的基督宗教，自然难以置身于这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历史场景之外。而1915年以《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所宣扬的各种新思潮、新文化给基督教所带来的冲击，也是自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以来所面临的最激烈的文化挑战。民初正在逐渐成长中的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还没有人能够自觉做出与新文化运动同步的积极回应。但是，五四运动以后，徐宝谦、赵紫宸、范子美、吴雷川、吴耀宗等开始自觉地反思这场持续多年、影响日剧的新文化思潮。

徐宝谦亲身感受到，五四运动以后，仅仅半年多的时间，“新出版物一天多似一天，书报世界充满了新思潮的出版物。什么《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新中国》《新生活》《建设解放与改造》，等等，听说已有二百六十余种。这些期刊和日报，大半是用白话文字的。因为这种文字的鼓吹，所以自由、平等、博爱、牺牲、互助、进化、解放、改造等名词，成了人人的口头禅。”他分析新思潮如此迅速发生的原因，“第一是因为现在全世界的潮流，是趋向到科学同平民主义两方面，第二是因为中国近年来，已经饱受了‘军阀’、‘政客’、‘贫困’的害。所以对于这种新的潮流，十分倾向。”他不能不面对在这股新思潮中基督教所遭受到的各种冲击，有反对的，也有赞成的，而“大半是反对的多，赞成的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反对基督教呢？“反对的人，以谓宗教与科学同‘平民主义’，是根本的不能相容。宗教是阻碍人群进化的东西。基督教尤为最有势力的宗教，所以不能不排斥。”当然，他也欣喜地看到，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陈独秀，在其发表的《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中，能够公开承认“基督的人格、精神、教义，是极可佩服的”，其所不满意于基督教的，只是说到“基督教的教会、仪式、信条，虽已陈腐，不能适应世界潮流”。[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