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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代中国佛教界对文化论争的认识03（第2页）

巨赞非常赞赏西方宗教对于现代科学的产生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高度评价源自于西方宗教、发展于现代科学的纯粹理性精神。[104]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以西方宗教和现代科学为代表的西洋文化虽有对外追求的纯粹理性，却疏于对内追求的实践理性，而这正是中国儒家文化所具备的。这两者之间需要相互补充。他说，与西洋文化相对的我们东方文化，如《大学》中讲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注重实践理性的一方面，但东方文化“缺乏宗教的虔信热情，缺乏纯粹理性，所以从前中国人的著作，大都没有精密底条理的。目前社会如此紊乱，未始不是渊源于此。综上所讲，东西文化，各有所长，而亦有所短。我们要想求得世界永久的和平与人类无上的幸福，实有把东西文化截长补短互相调和之必要。两三月前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柏持来华讲学，盛倡综合哲学之说。据说在美国学术界，这种思想非常流行。而我们国内，也早已有新儒家运动，所谓新儒家运动，就是想把西洋文化当中纯粹理性的长处，加到实践理性里面去，结成另外一个儒家的理论系统。这种运动，目前还在启蒙时期，很合乎时代的需要，将来必有成就。”这也就是说，在巨赞看来，主张全盘西化，单纯强调引进西方宗教和科学，来建设和发展中国和世界的新文化，显然是不对的，但如果只是主张复兴儒家文化，忽视科学文化，也是不对的。新文化的建设需要将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可是，如何才能使以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呢？巨赞认为，这需要佛教来参与。他说：“佛教的真精神、本来面目，在国内掩蔽已久，可是具有东西文化之长。易言之，它有纯粹理性，也有实践理性。如果讲到沟通与调和东西文化，它应该是其中的桥梁媒介。”[105]也就是说，西方的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本来是不搭界的，只有用同时具有这两种文化特性，或者能够同时容纳科学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佛教文化，才能使两者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对于佛教文化是否能够成为现代中国和世界文化建设当中融通西方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之间的桥梁和媒介，可以有不同的认识，但是，不能否认，佛教在历史上确实与东西方两种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佛教产生于印欧语系，法相唯识学和因明学最集中地反映了佛教哲学的思维方式与西方文化的传统思维方式的一致性或近似性特征；[106]另一方面，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过两千多年的融合发展，逐渐变成了一种中国的文化，具有了许多中国特色。这些是不容置辩的。而从近代以来的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人类文明的健康、持续发展，确实需要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综合发展。巨赞确实抓住了近代以来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1]圆瑛:《中国佛教季刊题词》，《中国佛教季刊》（中英合刊），第1卷第1期，1943年秋季号，第5页。

[2]大圆:《东方文化与佛学》，《海潮音》，第16卷第5号，1935年，第626页。

[3]唐大圆:《佛学与东方文化》，《频伽音》，第4期，1933年12月，《论说》第2—3页。

[4]此文引自《说苑》卷十五《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

[5]寄尘:《文化建设与佛教》，《人海灯》，第2卷第21、22期合刊，1935年，第372页。

[6]寄尘:《文化建设与佛教》，《人海灯》，第2卷第21、22期合刊，1935年，第373页。

[7]巨赞：《新佛教运动与抗战建国》，朱哲主编：《巨赞法师全集》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31—732页。

[8]郭齐勇:《文化学概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2页。

[9]万钧（巨赞）:《新佛教运动与抗战建国》，《狮子吼月刊》，第1卷第3、4期合刊，1941年，第7页。

[10]巨赞:《论目前文化之趋势》，《海潮音》，第28卷第10期，1947年10月，第4页。

[11]太虚:《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海潮音》，第11卷第4期，1930年4月，第2页。

[12]太虚:《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海潮音》，第11卷第4期，1930年4月，第3页。

[13]太虚:《提供谈文化建设者几条佛学》，《海潮音》，第16卷第5号，1935年5月，第624—625页。

[14]参见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5]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页。

[16]圆瑛:《中国佛教季刊题词》，《中国佛教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第5页。

[17]太虚:《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海潮音》，第11卷第4期，1930年4月，第4—5页。

[18]太虚:《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海潮音》，第11卷第4期，1930年4月，第5—6页。

[19]《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3卷第4册，第377—382页。

[20]《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3卷第4册，第409页。

[21]《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3卷第4册，第409—410页。

[22]《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3卷第4册，第411—412页。

[23]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58—459页。

[24]《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3卷第4册，第101页。

[25]《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15—616页。

[26]《宋恕集》，上册，第372—373页。

[27]关于国粹派文化观念，参见罗福惠:《国粹派及其经学》，《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228页。郑师渠:《晚清国粹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8]刘仁航:《东方大同学案》，卷六附。

[29]刘仁航:《东方大同学案·结论》。

[30]刘仁航:《东方大同学案·本书编订意趣纲领》。

[31]刘仁航:《东方大同学案·结论》。

[32]福善:《论宗教信仰与世界文化》，《人间觉》，第1卷第1期，1936年，第3—4页。《人间觉》，第1卷第2期，1936年，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