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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代中国基督教界的科学观（第2页）

谢扶雅的上述现代宗教观念，颇类似于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所追求的“新宗教”。与吴雷川一样，谢扶雅并不认为宗教（基督教）与科学之间是对立或冲突的关系，关键是我们要改变基督教如何适应科学的方式。按照他的理解，正是有了现代新科学，从而破除了种种迷信，从而才有了新宗教的可能。这是科学对宗教的大贡献。

但是，谢扶雅并非一味地强调宗教必须适应科学的发展，同样，他也强调科学应当与宗教合作，防止科学的乱用。他说：

反过来也可以说一句：有真宗教才有真科学。宗教对事物的态度总是和谐的，全局的。反之，科学的态度常是敌视的，分析的。这是科学的长处，但也可以说是短处。……科学家因效忠真理，献终身于研究之神坛，甚或为真理而致牺牲其性命，这显然是宗教精神的功用。所以宗教对于科学至少也算可告无罪吧！科学本身是中立性的，严格说来，科学无所谓价值，它虽有力，但好比是火，用之于善，可除黑暗；用之于不善，可兆焚如。科学若加上宗教的指使，才真能为人类造福，医药学须济以仁心仁术而后病家可速复健康，农艺学之于田圃，遗传学之于优生，皆表示科学与宗教合作后的效用。反之，倘用化学于绿气炮以助战，用电学于各种凶器以杀人，皆证明科学与宗教分离后的罪恶。这样看来，科学不过是工具，而宗教乃是主使者，科学不过是机械，而宗教乃是真智慧。科学本身无光，须赖宗教之日光以为光。这不又是宗教对科学的大贡献吗？[18]

这也就是说，科学与宗教都是处于变化发展之中，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与冲突，而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科学的发展带动宗教的进化，而宗教的进化促使科学更好地发展。谢扶雅的上述观点，比较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前后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关于科学与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基本主张。

[1]《基督教与科学》，甘永龙摘译，《东方杂志》，1911年第2期，第7—10页。

[2]赫克尔：《科学与基督教》，陈独秀译，《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6期，第48—52页。

[3]贾玉铭编著：《新辨惑》，南京灵光报社1923年版，第86—87页。

[4]贾玉铭编著：《新辨惑》，第105页。

[5]谢洪赉：《基督教与科学》，上海青年协会1921年版，第13—14页。

[6]朱经农：《科学与宗教》，《文社月刊》，第1卷第11、12册，1926年10月，第5—20页。

[7]李荣芳：《宗教科学与哲学的各自范围》，《青年进步》，第54册，1922年8月，第26页。

[8]赵紫宸：《基督教哲学》，中华基督教文社1926年版，第52页。

[9]转引自谢受灵：《基督教五大证据》，汉口中华信义会书报部1925年版，第83页。

[10]贾玉铭：《神道学》，南京灵光报社1931年版，第83页。

[11]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青年协会书局1936年版，第5—6页。

[12]徐宝谦：《编辑者言》，《真理与生命》，第4卷第15—17期合刊，1940年5月，第1—2页。

[13]谢扶雅：《基督教新思潮与中国民族根本思想》，张西平、卓新平编：《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14]谢扶雅：《基督教新思潮与中国民族根本思想》，张西平、卓新平编：《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第40—41页。

[15]谢扶雅：《基督教与现代思想》，青年协会书局1941年版，第61—62页。

[16]谢扶雅：《基督教与现代思想》，第63—64页。

[17]谢扶雅：《基督教与现代思想》，第64页。

[18]谢扶雅：《基督教与现代思想》，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