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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化浪潮中的现代国学教育 以辅仁大学为例（第1页）

三、中国化浪潮中的现代国学教育：以辅仁大学为例

辅仁大学是近代中国西方天主教会在华创办的三所教会大学之一。它的创办虽然较1902年在上海创办的震旦大学和1921年在天津创办的天津工商学院要晚，但是，由于它自创办后吸引了大批优秀的学者前来执教，并培养了大批有影响的现代人才，而实际成为近代中国天主教会大学的龙首。辅仁大学虽然是罗马教廷在中国兴办的一所教会大学，但是，在中国化浪潮的影响下，特别是在爱国的国学大师陈垣先生的主持和领导下，辅仁大学并没有成为一所传播天主教文化的大学，而成了享誉国内外的中国文化教育与研究的重镇。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我国现代史上享誉世界的著名历史学家。他不仅在中国史学的许多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著述等身，为后学所景仰，而且，他教书育人，名满天下。[1]正如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所说：

援庵先生从事教育工作七十余年，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在旧社会教育事业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直把教育祖国后一代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他在教学上严肃认真，循循善诱，善于启迪学生以治学门径，鼓励他们在扎实的根底上用功夫。他任辅仁大学校长二十五年，从未中断课堂教学工作。新中国建立以后，他更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认为，办好高师是培养教育工作者和发展全国各级教育的重要环节。他年事日高，但还每年写文章鼓励新生树立雄心大志，为教育事业献身，有时还到历史系听课，还给历史系学生讲治学经验。数十年来，他教育过的学生遍于国内各地，其中不少人已成为专家和教育学骨干。[2]

（一）辅仁大学的创办与陈垣的辅仁因缘

辅仁大学的前身是英敛之、马相伯在北京香山创立的辅仁社。英敛之是《大公报》的创办人之一，也是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天主教爱国民主革命家，他揭露慈禧太后暴政、袁世凯卖国、斥责清政府杀害徐锡麟和秋瑾等文章名震海内外。马相伯是热心教育事业的饱学之士，曾变卖家产办学。1902年，马相伯接受了蔡元培等人的建议，在上海创办天主教背景的大学，定名为震旦，寓意“中华曙光”。1903年2月28日震旦学院正式成立。耶稣会让出徐家汇天文台，为震旦提供食宿处，并派出一些传教士担任教师。1903年3月开始上课，有学生20人，马相伯任院长。1904年到震旦求学的青年学子快速增长，马相伯求助耶稣会帮助扩建和发展这所刚刚起步的新学院。从安徽调来的耶稣会传教士F。佩林成为教学研究负责人，他给学院筹集了许多教学设备，用以将中国经典著作译为西方语言，将西语教材译成中文。但是，马相伯创办震旦大学的初衷是培养精通中外学术的爱国人才，而耶稣会的代表希望主要采用西式教育，培养天主教传教人才。1905年，马相伯与耶稣教会之间就课程设置和校务管理发生了冲突，同年8月，马相伯离开震旦，另创复旦公学，这也就是后来的复旦大学。辛亥革命前，马相伯到北京，与英敛之在北京香山创办辅仁社，专门招收天主教教徒的子弟学习国学。

民国成立后不久，马相伯和英敛之两位先生，鉴于天主教在中国仅有两所大学，乃上书罗马教廷，请派才高德硕之士，来华增设公教大学，发扬中国文化，介绍世界知识，后因欧战爆发，计划终止。1919年，教廷派遣代表来华，考察教会教育情形。次年，美国本笃会神父奥图尔博士来华，调查教育。奥氏旋赴罗马晋谒教宗，并访教廷传信部长，陈述理由，更晤本笃会总长斐德博士，请来襄助，以成此举。1923年8月7日，全美本笃会遵谕召开会议，并决定委托宾夕法尼亚州圣文森会院司泰莱院长全权办理。1925年1月，司泰莱院长委任发起人奥图尔神父为校长，1月来华，于旧涛贝勒府开办公教大学，先设大学预科（国学专科）一班，名“辅仁社”，并聘英敛之为社长，英敛之以劳瘁过度于1926年1月逝世，校务由陈垣先生主持。陈垣接任后，积极扩充设备，遵教育部规章，组织董事会，聘奥图尔为校长，1927年6月呈准试办大学本科（中文、历史、哲学、英文），正式定名为辅仁大学。

来自广东的陈垣何以能够受到马相伯、英敛之和罗马教廷的信任而参与辅仁大学的创办，并执掌辅仁大学？这就不能不先谈及陈垣与辅仁大学的因缘及其与基督教的关系。

陈垣对基督教最早发生兴趣，是他在父亲因肾结石病被教会医院治愈之后，在当时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于1907年进入基督教会在广州开办的博济医院附属华南医学院学习西医。从那时起，“引起他想更多地了解基督教，并想研究教会历史，当时就曾搜集了一些资料”。[3]后来他虽然不满美国教师对中国学生的无礼而离开了华南医学院，但是并没有改变对基督教的兴趣。

民初来北京参政后不久，陈垣便厌弃政坛醉心学术，并深受陈金镛等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影响，“觉吾身之无处非罪，局蹐而不自安；继吾读陈子之言，觉吾罪虽多，然皆可借神力以为驱除，吾心乃稍**，而终则泰然以安也”。[4]因而他“笃信敬天爱人之学，以为非此不足以救世”[5]，并“发愿著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搜求明季基督教遗著益亟”。[6]后来，他有缘结识了著名天主教爱国人士英华（字敛之，号万松野人）先生和马相伯（良）先生，与他们结成忘年交。他在英华的引介下到北京天主教堂所办的北堂图书馆看书，收获很大。1917年，陈垣得悉英华为其主持的香山辅仁社学生出了一道考题“元也里可温考”，便试着写了一篇论文交给英华和马相伯二先生请教。二老看后大为惊喜，马相伯先生亲自为该文撰序，称赞说：“向余只知有元十字寺为基督旧教堂，不知也里可温有福音旧教人之义也。知之，自援庵君陈垣始”；陈君民初反对以孔教为国教，“度君之意，殆以腐儒论孔子教，不外以礼饮食、以礼男女而已。与其举国奉此国教，养此食色之身”，“何如奉也里可温，为战胜三仇之勇士。今君广辑考证，亦犹此意也夫？君真余师也！”[7]由此不难发现，在马相伯和英华的眼里，陈垣不仅学术功力不错，而且有弘扬基督宗教的愿望。而这时他们正在筹划在北京创办一所以弘扬国学、融通西学为主旨的天主教大学——后来的辅仁大学，陈垣的出现无疑使他们在选聘人才方面看到了希望。

至于陈垣是否真的信仰过基督教，论者有不同的看法。1918年时任南开学校教习的基督徒张纯一曾在一封给陈垣的信中自称“教弟张纯一”，陈垣的长子陈乐素先生依据上述所引陈垣先生于1919年所撰《〈罪言〉序》和《重刊〈铎书〉序》也认为，陈垣先生是信奉基督教的。[8]而著名天主教史学家方豪先生曾于1927年亲自去信询问陈垣先生是否信奉基督宗教，陈先生在回函中明确地回答说：“余数月前曾讲演回回教入中国历史，人多疑余为回回教徒。近辅仁大学校长，人又疑我为天主教徒。不知我实一宗教史研究者而已，不配称为某某教徒也。”[9]这也就是说，陈垣在1919年前后虽然对基督宗教有一定的信仰，但是，这只是他个人暂时的一种心理倾向，并没有发展为加入教会、参加礼拜等宗教活动，用现在的话来说，他算是一个文化基督徒。他对基督宗教确实非常关心，但是他所理解的基督教，并没有严格地区分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等，正如他自己所说：“余以为凡是信仰基督者，均可称为基督教。”[10]因而他研究晚清以前的天主教来华史，统称为基督教入华史；而且，他认为他研究佛教等宗教的历史，也有供基督教徒借鉴的意图，比如他于1946年写给著名天主教徒徐宗泽的信中就曾明确地谈到，所著《明季滇黔佛教考》，“本专为传教士有所供镜而作”，“今日能借镜佛教史，亦可促成公教进步也”。[11]这也就是说，他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不排斥，更是寄予厚望。

陈垣虽然不是天主教徒而能够成为辅仁大学的校长，还与他主张信仰自由有关。他曾给《东方杂志》一位编辑的信中，明确批评该杂志所登载的一篇论述吴渔山的文章“谓渔山入教不足为讳”，认为“渔山不独入教，且曾为教士传教三十余年。信仰自由，有何足讳？”因此，英华和马相伯在北京筹办公教辅仁大学时，寄厚望于陈垣。正如陈垣后来回忆所说：

余自民元北上，即与先生（马相伯）暨英敛之先生过从甚密。余素主信仰自由，而独服膺基督。英、马二先生则笃信天主教者。惟自雍乾以后，教会文风凌替，外国教士中，求如利西泰（玛窦）、艾思及（儒略）之能与士大夫晋接自如者，固不可多得；即中国教徒教士求能如徐玄扈（光启）、李我存（之藻）或吴渔山之以学术见称于世者，亦不可多得。二先生目击心伤，久以文艺复兴为己任，乃先有香山辅仁社之创设，继复联名上书教廷，声请办学。时则二先生有所计议，余往往得首先闻之。二先生有所刊布，余亦得先睹为快。[12]

在1920年，当陈垣请求马相伯先生为其手书明末王觉斯赠汤若望之诗时，马相伯在积极肯定和赞赏王觉斯为明末难得的“人中龙象”的同时，竟将陈垣看作今日的王觉斯。他说：“新会援庵先生于史学有特长，而于天学（指天主教——引者注）之流传中土史，尤三致意焉。见余八十有一，而手不甚颤，力索余书，为他日之纪念，故录右诗以明坐云则坐之意。”[13]因而当英华于1926年逝世时，“临终以（辅仁）大学校务托付陈垣，陈垣受托后，继续筹办建立大学事务”。[14]陈垣因此成为辅仁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并由此而在辅仁大学获得了继马相伯、英华之后其他人难以相比的重要地位，从而与辅仁大学结下了难舍难分的因缘。

辅仁大学往后二十六年的历史也确实说明，陈垣没有辜负马相伯和英华所寄予的厚望。“面对国内国际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陈垣以强烈的爱国热忱和民族自尊心，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超凡的处事能力、精湛的教学方法和勤奋的治学精神，使辅仁大学始终朝着民主、自由、爱国的方向发展。即使在日寇占领北平后最艰苦的岁月，他痛定思痛，尽力维护着这座沦陷区仅存的、唯一被当时中国政府承认的大学。他带头节衣缩食，与在京师生共患难，更加认真和勤奋地开展教学和国学研究，从而使辅仁大学的人才培养和国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以至于当时罗马天主教廷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也不得不‘盛赞先生为学之勤与撑持辅仁之功’。”[15]

（二）积极推展国学基础教育

注重国学基础知识的教学，是陈垣领导辅仁大学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基础知识的教学，是一个教师能否胜任其职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学生素质，打好进一步学习专门知识的基础的根本要求。陈垣自十八岁起，就在广州教学馆。这是一座为少年开始读书启蒙所开设的蒙馆。在那里，他为少年学子从最基本的知识讲起，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基础知识水平。后来，他为了躲避当局因其在报刊上宣传激进思想而逮捕他，转到家乡新会的篁庄小学任教员。在篁庄小学，他几乎包揽了一个班上的所有课程的教学工作，既教国文、算学，又教体育、艺术。一年后的1907年，他又回到广州，担任广州振德中学教师，为学生们教授文化知识。20年代他到北京，先后开办北京孤儿工读园和平民中学，不仅担任校长，还亲自教授文史课程。正是这样一种经历，使陈垣后来谙熟基础知识教育，强调基础知识教育的重要性。

在辅仁大学时期，身为一校之长的陈垣先生，主要负责教学工作。“他非常重视基础课程的设置，当时他主张不论文科、理科，都在一年级设置国文课，作为必修。这个课全校统一教材，统一考试。除聘请学有专长的教师担任这门‘大一国文’课外，他自己也常亲自教授这门课程。这个课要求每两周作文一次，每班择优张贴在楼道两壁特设专栏内，以为观摩，称‘以文会友’。由于有‘大一国文’课的设置，所以当时不论文科理科的毕业生，文字都能达到较好的水平。”[16]作为基础知识教学的“大一国文”课程，在辅仁大学及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陈垣先生之所以要求在全校开设这一课程，“目的是使学生既能掌握必要的语文知识（包括古文基础知识），又要培养较高水平的写作能力”。[17]不过，有一个时期，理科学生对学“大一国文”兴趣不大，觉得那是文科学生应当学的，他们可以不必学习。陈垣先生得知后，“曾亲自动员，提出理科学生不能单纯依靠中学所学语文，若缺乏较深的国文知识，缺乏文字表达能力，自己的科研成果，就无法通顺地表达出来”。[18]

实际上，陈垣先生认为，不仅国文知识基本较差的理科学生，应当学好“大一国文”，就是学历史等人文学科的学生，更要进一步学好国文。因为学好国文基础知识，是从事国学研究的前提条件。如果国文不行，就谈不上学习国学。国文不能，就不可能研究好国学。

不仅如此，陈垣认为，学好国文，搞好“大一国文”教学，也是一个教师搞好历史和其他国学课程教学的基础。国文不好，就不可能读历史文献。不能教国文，也就不可能教历史和其他国学课程。牟润孙先生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时，受业于在该所兼职的陈垣先生。1932年毕业时，陈垣觉得他还年轻，介绍他先到中学去教国文，打好国文基础，于是他进了辅仁大学附中，教了四年国文。牟先生后来回忆说：“先师（指陈垣——引者注）时时对我说，不能教国文，如何能教历史?国文不通的人，如何能读史书?那时候中学用的国文课本，是文言语体合并选在一起。所谓文言，今日称之为古汉语。先师又时时以教学相长勉励我，要我好好备课。说：‘讲国文要好好去研究训诂，更要紧的是读音，读错了字则无从追改。’经过了四年时间，在陈先生不时训诲之下，我对于要讲的文章，每个字的读音、训诂，以及文章的结构组织，都仔细用功夫去追求，它的效果真是很大，当时对于学生起了什么作用，我不知道。我自己则因此改变了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匆匆翻书的坏习惯。以后遇见要有精读的书，肯去细心体会，养成一字一句读书的习惯，其基础确是在这四年里养成的。回念先师栽培教导之苦心，终生难忘。”[19]

陈垣先生在辅仁大学为了加强“大一国文”基础知识教育，亲自为全校挑选优秀的国文教员。1941—1946年在辅仁大学就读的史树青先生后来回忆说：“当时学校各系大一国文，都由先生指定校内教学经验宏富、学有专长教师担任。记得张鸿翔、柴德赓、余逊、周祖谟、启功、牟润孙、苏晋仁诸先生，都曾任课。课本用校内集体编辑的《国文读本》，先生曾亲自担任一个系大一国文、讲授《国文读本》。校长亲自讲授大一国文，引起了全校师生对大一国文的重视。”[20]启功先生于30年代后期起由陈垣聘为辅仁大学“大一国文”教员，他对陈垣先生重视“大一国文”也深有感触。他说，陈垣先生对于全校各班的“国文”课，一向不但亲自过问，每年都要自己教一班的课。各班的课本是统一的，选哪些作品，哪篇是为何而选，哪篇中讲些什么要点，通过这篇讲解要求学生受到哪些方面的教育，都经过仔细的考虑，并向任课的教师加以说明。“学年末全校的一年级‘国文’课总要‘会考’，由陈老师自己出题，统一评定分数。现在我才明白，这不但是学生的会考，也是教师的会考。”[21]

陈垣先生一向热爱青年，扶助青年的成长，对于那些好学上进的青年学子，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引导他们，提携和奖勉他们。启功先生1933年还是一个中学生，在亲友的介绍下来北京找陈垣先生谋个职位。陈垣先生看他年纪虽轻，学养还不错，就推荐他到辅仁大学附中教一班“国文”。过了两年，附中有人认为启功不够中学教员的资格，解聘了他。陈垣先生反觉得启功不仅有资格教中学，而且还有资格教大学。于是他直接聘启功在辅仁大学教“大一国文”。

柴德赓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陈垣担任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时的学生，一向勤奋好学，颇得陈垣的指导和帮助。他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被陈垣先生聘为辅仁大学历史系教师，在学业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当他出版了《谢三宾考》后，陈垣先生极为奖勉，并向学界推荐。他于1945年2月23日给方豪的一封信中，特别告知此书，“乃柴君精心结构之作，在近年出版界中似尚是第一流文字”。[22]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20年代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受业于陈垣的蔡尚思先生，“曾经侧重教育家的态度方面，把当时的老师们分为几种类型：一种是上等的类型，师生间没有什么界限；另一种是下等的类型，对学生摆架子。陈师（指陈垣——引者注）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他当时是比我大二十多岁的中年人，我第一次去访问他，他把我当作一个小孩子，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而很高兴地肯定我给他的信，问来问去，谈谈笑笑，非常风趣，真是和蔼可亲。我离开北大后，他来信仍然特别称我为‘吾尚思’，这是何等亲爱的表示呀!我自有师长以来，也没有遇见这样一个好老师!有一次我写信给他，涉及经学上的一个名词，他一见面就对我详详细细地指出其所以然来，我觉得非常心悦诚服，真要多多向老前辈请教。这是陈师平时同研究生接谈的一些特点。”[23]

陈垣先生在不同场合多次教导辅仁大学的教师和担任教师的亲属，对待青年学生，要多给予爱护、关心和帮助。他曾说：“对学生多夸奖，生其兴趣。”[24]又说：“初教书，先要站得稳，无问题。认真多奖励（即尽心之谓），要学生有精神，生趣味为要。凡说学生懒学生闹者，必教者不得法之过也。”[25]启功先生回忆说，陈垣先生对待学生，要求“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要“以鼓励夸奖为主。不好的学生，包括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都要尽力找他们一小点好处，加以夸奖”。教师对待学生，“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发生，又怎么发更大脾气?万一发了脾气之后无效，又怎么下场?”作为青年教师，在讲台上即是师表，要取得学生们的佩服。[26]陈垣先生不仅如此教导青年教师，他本人也是这样实践的。因此，多少年来，只要是他亲自教过的学生，他对他们都会有一定的印象。

正如长期担任陈垣助手的刘乃和先生说，陈垣先生“对他教过的每个同学，大体都能了解，往往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学生又来看他，他一般仍能叫出名字，甚至能够说出这位同学读书时成绩的优劣，文章作得好坏，书法写得如何”。[27]试想，如果不是全身心地关心、爱护每一个青年学生，如何做得到对每一个教过的学生那么了解?“有人以为他要求学生严格，认为和他不易接近，或者有畏难情绪，不敢选他的课。但真正和他读过书的人，都知道他对功课要求虽然严格，但对学生，有如春风化雨，循循善诱，和蔼可亲，凡是听过他课的人，离开他后都时时想念他，也无不感谢他的谆谆教诲。”[28]

正因为陈垣先生非常关心和爱护青年学生，所以他把直接指导学生的课堂，看作教师搞好教学的关键环节。“他从不无故请假，从不迟到早退，对全年的讲授和每堂课的内容，有预定的教学计划。他要求同学也得严格，凡是上过他讲堂的人，都会深刻记得：他上课要指名提问，答不上来要批评；布置作业一定要按期交，不许潦草塞责，潦草的要重做。”[29]

对于课堂教学，陈垣先生认为，首先就是要备好课。他曾对启功先生说：“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设想学生会问什么。”[30]“备课不但要准备教什么，还要思考怎样教。哪些话写黑板，哪些话不用写。易懂的写了是浪费，不易懂的不写则学生不明白。”[31]因此，备课的内容，必须尽量做得充分，不能马虎，而要多为学生着想。“自己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有时并不够一堂时间讲的。”[32]他一次给长子陈乐素的信中也明确地说：“教书之法”，“要充分预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不备也”。[33]据柴德赓先生回忆，1942年陈垣先生为辅仁大学研究生开设《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课，“真是以狮子搏象的力量来备课，从《大藏经》及有关史料中搜集资料，加以分析研究，写成论文底稿，再来讲授。这种对教学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34]

在陈垣校长的影响下，辅仁大学的教师们都能积极地搞好课堂教学，及时鼓励和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

据傅试中先生回忆，有一次余嘉锡教授上课时，课室后边有同学讲话，一向严格要求学生的余先生训示说：“我开这门课，并不一定让同学们都来选读，如果有人不愿意听，尽可以退选，若不好意思退选，你也可以坐在座位上睡觉，但是不能说话扰乱别人听讲。若是你对这门课有兴趣，而认为我讲的不好，我可以为你另请好的老师来讲，但是我讲这科《目录学》，不但你不配说我讲得不好，就是当代的任何国学大师也不敢批评我讲得不好。”但是，余先生对于学习认真，成绩好的学生，能及时地给予表彰。1942年秋，余嘉锡教授在国文系开设汉魏六朝文课程，一次当堂作习作，余先生命题为“秋夜读书记”。傅先生当时作学生，改秦少游满庭芳“碧水惊秋，黄云凝暮”为“碧水催秋，红霞凝春”作为开端。当时已是抗战后期，日军败象已露，家庭经济也日益困窘。他以骈文抒写寒士秋夜苦读的情状，颇受余先生赞赏。余先生还令其抄录下来，公开张贴出去，供同学们观摩。这件事对傅先生激励很大。[35]沈兼士和张怀先生等其他辅仁大学教授，也都很注重课堂教学，及时勉励和指导青年学生的成长。[36]

（三）注重引导中国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