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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化教育体制中的中国文化教育 以圣约翰大学为例（第2页）

其二，增聘得力的国学教师。在原聘的国学教师之外，决定将再聘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著名国学家钱基博为国学教授，并聘请东南大学教育科教授孟宪承为国文部主任。

其三，成立国文教学研究会，聘请中华教育改革社主任干事陶行知等著名教育家来校演讲，指导教育改革，以适应时势所需。

其四，大力增加图书设备。鉴于圣约翰大学多年来轻视国文和国学教育、国文藏书较少的状况，近年开始增购，总计已达8900余册，是10年前的近6倍。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经史子集图书，基本齐备。

其五，举办国文成绩展览，促进国学教学水平的提高。该校在毕业同学恳亲会日举行国文成绩展览会，深受好评。因此，美国纽瓦（Newark）博物馆举行巡回展览时，也征求圣约翰提供展品，圣约翰大学于是将部分国文成绩送往美国，以备陈列。

以上五项改进办法，在圣约翰大学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可以看作圣约翰大学自觉适应时势，改变长期以来严重轻视国学教育状况的一个显著标志。当1923年秋季开学后，“国学部厉行新章”，“凡华侨或由他校转学，其中文未得有适当程度之入大学者，专开一补习班，唯每生每学期须纳补习费30元。此章自1928年级（即现之初级）实行，闻补习者已达40余”。[37]

在1922—1923年的国学教育改革中，圣约翰大学力求将学生国文素质的提高，重点放在进入大学部前的中学阶段。国学教员蔡正华针对当时新生入校后因国文差而开办补习班的状况，认为除添设大学国学学程外，尚需提高附中国文程度，实行统一的附中中西文学级。[38]因而，圣约翰大学颁布规定，送至各对口中学，要求各校的毕业生“须确有新定之国文程度，方准免试升学。此项标准之规定，系根据新学制国语课程标准之精神而配合教会学校实际之需要”。[39]

与此同时，国学功底深厚，且对于中学国文教学法素有心得的钱基博、何仲英、洪北平等教员，在新学期联合组织了一个中学国文教学讨论会，诸人轮流提出问题，共同讨论，“其所拟问题有关于一般原理、课程标准、教材教法、学力测验等项。每次讨论后整理，对于国文教学问题，准备做出比较有系统的贡献”。[40]这说明圣约翰大学对学生国学知识教育的重视，并非停留于一般的课程补习，而是力求以中学国文教学为突破口，通过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切实全面提高进入大学时学生的国学素质。

钱基博等圣约翰大学国学教员对于大中学生国学知识教学的改进举措，在当时上海等地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当时著名的中西女塾在整顿振兴国学教育过程中，“不时延请对于国学富有研究者，如约翰国文科长孟宪承，暨约大教授何仲英等，均曾亲临该校讲演”。[41]

（四）国学教育与爱国意识

孟宪承、钱基博等国学教员应聘来圣约翰大学整顿和改善国学教育落后状况，不仅促进了圣约翰大学国学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增进了圣约翰大学师生，尤其是国文教员和广大学生的爱国思想和民族主义意识。后者在五卅运动中得到集中的反映。

1925年上海发生了著名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圣约翰大学学生集会声援，降半旗致哀，遭到卜舫济校长的反对。卜舫济不顾师生们的爱国热忱，公然将中国国旗降下，并扔在地上。华籍师生闻讯大愤，集会声讨卜舫济的帝国主义行为。卜舫济召开教授会，企图以开除爱国学生相威胁。岂知向不出席教授会议的钱基博先生和其他国学教授一道出席了此次会议。钱先生慷慨陈词，痛斥卜舫济无理压制中国学生爱国活动的暴行，要求卜舫济公开向爱国师生谢罪。卜舫济拒不认罪。于是，“占学生绝大多数的约550名学生于6月3日发表声明，他们发誓永不再回圣约翰大学。他们成立了一个退学联合会，谴责卜舫济对他们爱国行动的阻挠，宣传他们对五卅事件的观点。相当多的中国教师对卜舫济不与他们商量便自作主张的做法很气愤，他们要同爱国学生站在一起。于是他们都辞了职，并公开发表声明检讨了以往的缺点。师生密切合作，又建立起一个新的大学——光华大学。”[42]

钱基博先生后来在光华大学的一次毕业典礼上说：

我近见报载程国扬先生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演讲《欧洲教育最近趋势》说：“英国国各种学校，都是很有效力为品性的养成，忠信的认识以及个人效能的增加。”又说：“意大利一世纪以来，一方追求国家的统一，他方却期望固有民族文化的复兴。自信无论为现在及将来，再造意国的基础，须建筑于意大利传统之上；因为过去历史之中，才包含着新时代文化的渊源；想在古代文化中，找出精神的新泉；而以古文化的存在，为保证民族统一和团结的根据。但是他们的重兴古代文化运动，并不是纯粹的复古教育；他们的宗旨，是用现代方法，去实行罗马教育，以现代人的心理，去了解古罗马的精神；就是以历史传说为手段，而以地方环境、时代精神为背景，产生一个现代化的罗马教育，以图整个民族的团结。”诸位，须知我们光华的成立，就是教会教学的反叛，而表示一种国性之自觉；要以现代人的心理去了解古中华民族的精神；想在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中，找出精神的新泉，而产生一种现代化的中华民国教育，以图整个民族的团结和统一。[43]

这虽然是在光华大学期间所发表的看法，实际上也是钱基博先生早在圣约翰大学进行国文教学改革期间就具有的思想，只是在经过五卅运动脱离圣约翰大学而成立光华大学之后，才公开地表达出来。因此，“在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中，找出精神的新泉，而产生一种现代化的中华民国教育，以图整个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反映了圣约翰大学爱国师生的共同心愿，是他们开展国文和国学教育的根本目的。他们之所以愤然离开圣约翰大学、反对卜舫济的帝国主义行径而成立光华大学，就是因为在卜舫济主宰下的圣约翰大学不可能实现他们的教育目的。

五卅运动后大批爱国师生离开圣约翰大学，对圣约翰大学的教育，尤其国学教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五卅前大中两学合计有700余人，五卅后顿减半数，有400余人，大学中学各占其半，宿舍均呈清寂状。思颜堂锁闭，思孟堂、怀施堂房间多有空者，苟全开放，几可人占一室。”而且，离校师生主要集中于国文、体育两系，“国文教员多辞职”。[44]圣约翰大学从20年代初开始，“见教会学校之多忽略中文也，因严厉整顿中文以警觉之”。[45]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国学教育方面已初见成效，如今却因五卅运动的影响而前功尽弃，不仅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更说明卜舫济领导下的圣约翰大学的国学教学改革，仍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最突出的一点，恐怕还是国学教育的地位仍然明显低于西学教育的地位。钱基博等来圣约翰大学所开展的一系列国学教育的改革，虽然对圣约翰大学长期以来忽视或轻视国学教育，是一个较大的改进，但是并没有打破圣约翰大学多年来重西轻中的教学格局。因此，五卅运动后圣约翰大学国学教育的衰颓，固然是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是其重西轻中教学格局严重制约着国学教育进一步改革的必然结果。

由于大批国学教师和学生离开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的国学教育再次走入低谷。然而，时势不允许圣约翰大学如此维持下去，否则，必将导致更加严重的恶果。因此，杨次辏在《我之约翰观》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国今日各大学之进步，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西人在华设立之大学，亦应中国之趋势，作新兴之施教”。[46]英文系主任都孟高先生充分感到“中国文化之灿烂”，应“令学子不致舍己耘人”。[47]明之更明确具体地指出：“有国当有文，勿以其无统系难读而忽之，当加整理也。今姑置保存国粹堂皇之说于不论，此四千年先民之遗教、社会之成训、历史之潜势，吾得外乎哉?”[48]也就是说，在1928—1929年间，无论是华籍教员还是外籍教员，都比较一致地认识到重整和改变圣约翰大学国学教育落后状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明之还针对当时圣约翰大学国学教育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措施。当时高中国文部每周6小时，大学部则更少，其余时间各科均以英文教授，导致严重的“国学饥荒”。由此，他认为应当改进高中以至大学阶段的国文和国学教授方式，具体说即高中一年级第一学期读完“论孟学庸”，尚可参读朱熹《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刘宝楠《论语正义》、焦循《孟子正义》等。第二学期应读完《左传》《史记》，可略窥春秋秦汉间之政治社会，且能增进作文的组织力。此外，尚可兼读《国语》《战国策》。第二学年第一学期可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和毕沅《续通鉴》，以了解中国之历史，同时尚可参读《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纪事本末》《三通》等。荀孟庄韩非，为诸子中之特出，为第二学年第二学期应学内容，庶几可略得文章变化之端倪。此学期尚可参读王先谦《荀子集注》、俞樾《荀子平议》、孙诒让《墨子间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等。《诗经》和《楚辞》为中国最古的纯粹文学，读之可得文学之修养与欣赏，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应教授此二书，另可参读陈奂《诗毛氏传疏》、朱熹《诗集传》和《楚辞集注》等。第二学期可有选择地教读《文选》《乐府诗集》《韩昌黎文集》《柳河东文集》《杜工部诗集》《白香山诗集》以至刘勰《文心雕龙》、马建忠《文通》，以明晓文章体例及文法要略。除以上之外，古人认为读书必先识字，清儒治学多得力于此，因此，我们虽不一定专研文字学，文字学大纲之类不可不知。历代诗词骈文和戏曲，也应抽暇便览。明之认为，如果真能持之以恒、分期诵习以上诸书，则“国学始基渐植，升入大学，再求博览，则有十三经、廿四史、百子丛刻、总集别集，各以精力，各适性情，分途研求，按期讽诵，或成通材，或作专家，是可预计而能也。”[49]不难看出，明之对高中、大学阶段所学国学课程的规划，实际上没有超出传统的经史子集范围。虽然在参读书目中加入了胡适、梁启超等近人著述，但这些著述仍是关于古代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便是20年代末期圣约翰大学对国学的理解及其教学内容的特点。当然，此前的圣约翰大学国学教育也没有超出此范畴。

自30年代开始，圣约翰大学的国学教育的重心，从此前的高中阶段转移到大学阶段。此外，教学内容也从此前的经史子集及其注疏，转移到近代形式的专门史和专题研究。

就国学教育的重心转移而言，我们不难从以上看出，无论是钱基博等人的改革，还是明之等人的重兴，都把国学教育的重点放在进入大学之前的中学尤其是高中阶段。这大概与圣约翰大学注重在大学阶段进行西学教育而轻视国学教育的体制有密切关系。因为这实际上是把本可以在大学期间进行的国学教育，提前到高中阶段。这样，入大学时有了较好的国学基础，在大学期间就可以不必花费太多的时间在国学上，而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西学。

然而，在30年代以后，圣约翰大学也一再强调，进入大学的学生，必须通过规定的国学考试，如1939年圣约翰大学的招生委员会和课程委员会，都对大学生入校和在读期的国学知识水平有严格的规定。规定华侨和外国学生入学中文考试不及格，入学后必须补习，应用和阅读中文的能力不得低于2000个词语，否则不能取得学位。[50]即便如此，圣约翰大学在大学阶段并没有像30年代以往那样，对国学的教学只是应付，并无实质性与相应范围和数量的国学课程的开设。从1938年至1942年的圣约翰大学课程表中不难发现，中国文学系共设课程36门，除去国文作文、大一国文、补习国文、大二国文、应用文和高级国文外，具体介绍中国国学知识的课程有30门。据同一时期的另一张课程表显示，文学院中国学系必修科目13门，选修科目20门，除了外国语或西洋文学史、毕业论文、应用文等三五种外，其他均为具体介绍国学各方面知识的课程。除此而外，在教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系或专业，都开设有与之相关的国学专门史知识课程。[51]以上这些课程或科目的设置，在30年代以前的圣约翰大学是不可想象的。这充分说明圣约翰大学的国学教育，在30年代以后真正转入大学阶段，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把国学教育的责任推给中学阶段。

圣约翰大学关于国学教育的上述转变，既是20年代末期以后基督教的中国化或本色化程度日益加深的直接反映，也是圣约翰大学当局逐渐吸取以往的教训、自觉调整原有的教学模式的一种积极步骤。在这个教学模式的调整过程中，圣约翰大学虽然没有像其他的教会大学那样响应中国政府改换中国人担任教会大学校长的号召，但自这时起的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不能不改变原来过于轻视国学教育的做法，从而像其他教会大学如金陵大学、岭南大学、华中大学那样大力加强国学教育。因此，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民国十九年之后，圣约翰改成中国式的大学，里面的情形（即重西学轻国学——引者注）也就与前大不相同了。”[52]

以上这段文字，在今天看来平淡无奇，但对于30年代初的圣约翰大学的国学教育而言，则有着特殊的意义。江振声固然将振兴中国学术文化作为求学的根本目的，但他特别指出了我们应当像西方近代学者那样，以新式科学方法来研究或整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而不能沉浸于原来的那种陈旧的求学方式，即在乱（烂）纸堆里翻斤斗。这实际上预示着圣约翰大学的中国文化教育，将冲破旧的学术文化范畴，而与当时的国际学术文化的专门化科学化接轨。

圣约翰大学自30年代起国学教育的科目和内容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以近代新式的学科分类，替代了原来的“四部”（即经史子集）的传统分类。教学科目不再是什么经、史、子、集，而代之以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文法、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文学史、经学研究、诗选等。仅列举1938年至1942年间的中国文学系课程名称即可见一斑：国文作文、大一国文、补习国文、应用文、高级国文作文、专书选读（韩愈）、国学概论、中国修辞学研究、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字学、经学通论、中国哲学史、诗选、中国文化史、经学概论、孔子研究、经学研究、戏剧史、近代国文文选、中国小说史、词选、专书选读（吴梦窗词研究）、清代词史、李白诗、蔡邕诗文、诗史、乐府诗研究、书法研究、国画、校勘学、声韵学、文字学、词选（花间集研究）等。[54]显然，原先的那些课程名称，诸如《近思录》《孟子》《礼记》节读、《论语》《御批通鉴辑览》乃至“论孟学庸”“荀墨孟庄韩非”“韩昌黎文集”“刘勰《文心雕龙》”“十三经”“百子丛刻”等大中学科目都不见了，代之以现代科目名称及内容。《论语》课变成了“孔子研究”，“十三经”变成了“经学概论”或“经学研究”，“韩昌黎文集”变成了“专书选读（韩愈）”，“百子丛刻”等变成了“中国哲学史”，等等。

以上对圣约翰大学国学教育的历史进程所作的粗略的探讨，显示出圣约翰大学的中国化道路并不平坦，而且与同时代的其他中国教会大学，如金陵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岭南大学等的中国化相比，更显艰难而曲折。当然，圣约翰大学的国学教育所展示的中国化，并没有超出近代中国中西文化冲撞与交融和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也没有因为卜舫济长期担任校长而脱离同时代的由中国人任校长的教会大学的中国化道路。相反，正因为圣约翰大学长期抵制由中国人担任校长而实行更多的西化教育，更显得近代中国的教会大学的中国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同时，圣约翰大学的国学教育所展示的中国化轨迹，也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国际化进程。这也就是说，圣约翰大学国学教育的发展历程，既是中国化，也是国际化，是中国化与国际化的有机统一。这实际上正是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共同特征，也是人类各民族文化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1]陶飞亚、吴梓明:《教会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29页。其他尚未见专门论及圣约翰大学之国学的论著。

[2]［美］狄考文：《基督教会与教育》，曾钜生译自W。Mateer，“TheRelatioMissioion”，RecordsoftheGeneralceoftheProtestantMissionariesofaheldatShanghai。May10—24，1877，pp。171-178。转引自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4—94页。这里所说的“异端邪教”，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俗信仰，特别是指儒、佛、道三教。这是当时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有的普遍性偏见，从而维护基督教的绝对救世真理的地位。

[3]［美］狄考文：《怎样使教育工作更有效地促进中国基督教事业》，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94—106页。

[5]周之德：《振兴学校》，《中西教会报》，第3卷第32期（1897年8月），第3—4页。

[6]蒋昂：《中西教育之融会》，《教育杂志》，第9卷第9期（1917年9月20日）。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第468—470页。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第476—478页。

[7]杨程：《基督教教育之将来》，《青年进步》第93期，1926年。

[8]《卜舫济记圣约翰大学沿革》，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426页。

[9]《校史》，上海市档案藏圣约翰大学档案Q，全宗号243，卷号1447。

[10]《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上海档案馆编《档案与史学》，1997年2月第1期，第5页。

[11]《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第6页。

[12]《赉玛丽记圣约翰大学建校经过》，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430页。

[13]《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第6页。

[14]《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第7页。

[15]《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第7页。

[16]《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