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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佛教文化教育的确立 以武昌佛学院为例02（第2页）

1931年太虚法师筹建世界佛学苑，女众院旁边的世界佛学苑开办研究科，留守在女众院的这几位就隶属其中，为该苑研究科的女子部。在大护法方耀庭居士及其夫人德慈女士的大力支持下组成了女众院董事会，太虚法师、大醒法师和王森甫居士等佛教界名流亲临指导。当时毕业于武昌佛学院首期班的法舫法师和武院教授唐大圆居士负责主要教务工作，颇为用心用力。院长太虚法师将其改组为世界佛学院（苑）女众院，招生一班。首期班的定成、超荃等除接受高级课程之外，还兼任佛学教员。杨德肇居士为院护。此前一年，一期学习的李德瑛居士已从太虚法师出家，成了德瑛法师。她协助院长太虚法师主持院务工作。武昌女佛学院的第一期毕业生中，有吉林省籍的定海法师，已回原籍创办一所女众佛学院，“颇具规模”。另一位一期毕业生超荃法师，与汉口女居士林的德融法师组织了武汉地区的另一所女众佛学院——八敬学院。一期中只有定成法师留院协助教务。为了加强女众院与社会学佛女众之间的联络，该院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女子念佛林，每逢农历的初一、十五举办共修活动，吸引了社会上各学佛女众的参加。由于当时的世界佛学苑由武院一期毕业生法航法师任指导，芝峰法师、会觉法师任高级课程教授，正在积极招收高级班学员，女众院也获得大力支持。[62]女众院因此又一度有所发展，并成为当时全国女子佛教文化教育的重镇。

1931年女众院恢复开办之后，很快就向全国佛教界颁布了一份招生简章，对招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说明。女众院附设于武昌鼓架坡十号的武昌佛学院，专门招收女众，以研究佛学，三年卒业，不收学膳等费用。具体来讲：

一，本院以研究佛学造成弘法人才为宗旨。二，本院招初级生二十名，高级生十名，以皈依三宝以上之女众为限。三，凡十六岁以外三十岁以内，品行端正，文字清通者，皆可报名投考。四，凡经本院考试录取者，本院相识之信佛士女二人以上之保证得入院肄业。五，自三十岁以上至四十五以内之信佛女众其有修学佛法者得自备宿膳费，由保证人介绍入院旁听。[63]

1933年初夏，在按原计划正常招收女众院学员的过程中，女众院临时根据社会上女众学佛和为佛教界培养更多女众弘法人才的迫切需要，又出示广告，专门招收一批插班生：

太虚法师所创办之武昌佛学院，向设有女众院，主其事者，为德容比丘尼。僧俗学员凡数十人。逐日研究经教，及其他世间学课。年来，以该院教职员之办理完善，及各院董之热心赞助，院务颇为发达。最近为扩展法务，培植女尼师资起见，特发出通告，添招插班生十人。除书籍外，膳宿等费一概不收，诚为妇女学佛不可多得之机会也。兹录其简章于后：一，年龄三十以下，十六岁以上；二，程度不论缁素，文理清顺，曾听过佛学课，并曾受过三皈者；三，人数十名；四，用费书籍自备，膳宿费免收，唯入院时，得缴保证金五元，待卒业时退回；五，介绍以本院相识之佛教徒为保证人。[64]

太虚法师非常关心女众佛学院的教育，他在1932年为佛教教育制定各专宗和各级教学课程时，还专门为女众教育制定了周密的课程表，并标明“佛教各女学校通用”。课程表如下：[65]

（甲）预科二年

（乙）普通科四年

从这个课程表来看，整个佛教女众教育包括预科和普通科两级，预科两年，以做进入普通科的准备。普通科四年。每一学年的课程，都包括经、律、论和文史四个部分。在普通科第一学年“论”的部分，他加进了《佛学概论》，要求对佛学的基本教义进行现代学术体系化的讲解。在“文史”部分，他强调了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等现代佛教史学内容。这些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1933年9月1日，武昌佛学院女众院举行了第三年第一学期的开学典礼，院长太虚法师、董事长方耀庭居士及夫人德融女士、汉口正信佛教会会长王森甫居士、《海潮音》杂志社大醒法师等参加了开学仪式。在仪式上，院务主任德瑛法师特别报告了女众院自1924年创办以来的历史经过。作为院长的太虚法师作了讲演，并说道：

武昌之有佛学院，是从民国十一年李隐尘居士等所创办的，即千家街佛学院。后来女众院也要弘扬佛法，因此乃与正觉寺商量把这地——指现在女院的住址——租出，做佛教弘法的事业，而成立女众院。在开学的一、二年久的时候，因时局变乱的关系而停办。至（民国）十七年时局渐渐平稳，初办即在院当学监之李德瑛居士及定成尼等，继续的开办，定成尼亦即初期之学生。经费（民国）十七年后多由汉口佛教正信会资助，而王森甫居士尽力尤多。[66]

太虚法师在讲演中，要求新一期的女众院学员们除了要对护持学院的社会各界感恩之外，更要坚固学佛的信心，切实做到知行合一。

继武昌佛学院女众院之后，在武昌又先后于1931年和1932年成立了两所佛教女众学校——武昌菩提精舍和八敬学院。不久，位于汉口的汉口佛教正信会又于1933年增设了正信会女子研究部，专门开展女众佛教文化教育。这样，在30年代，武汉地区就有佛教女众教育机构四处，成为近代全国佛教女众教育最发达和最有成效的地区。

当然，二、三十年代中国佛教女众教育并不限于武汉地区。1929年，香港爵绅何东的夫人张莲觉居士，为改善港澳地区妇女的社会地位，特别感到“国中研究佛学机关，多属男界，少有为女界设者”，便借用澳门观本法师所创设的女修院——无量寿功德林，设立女子佛学院，使数十名港澳地区的佛教女众得以接受新式佛教文化教育，从而开岭南佛教女众教育之先河。

北方的佛教界也于20年代开始进行佛教女众教育。1928年，山东济南东流村第四虹桥女子莲社创办了佛化半日女工小学校，招收社会女信徒来校学习佛教文化知识，半天工作，半天学习。

江浙本是近代中国佛教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地区，早在清末就创办了多所僧学堂，设立于南京的祇洹精舍，更是近代中国新式佛教文化教育的发源地。可是，江浙地区佛教女众教育的开展，反而相对落后于华中、华北和华南地区。较早创办佛教女众教育机构并有一定影响的，要数著名佛教女居士张圣慧于1937年春在浙江奉化设立的法昌佛学院。该院曾聘请宜兴海会塔院觉明尼师讲授《楞严经》，深得广大学员的赞誉。

在近代中国佛教女众教育中，除了武昌佛学院女众院以外，颇值得特别提及的，要数分别活跃于30、40年代的武昌菩提精舍和澳门佛教功德林佛学院。

武昌菩提精舍，是在当时汉口佛教正信会会长王森甫居士和武昌佛学院教授会觉法师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购得邓姓公馆作为院址而成的。创办人是湘籍尼师恒宝。据说恒宝尼师博通经论，深趣法味，善于讲解，并且能忍苦耐劳。该精舍主要培养有一定文化和佛学基础的尼众，招收的学员有来自武昌佛学院女众院的，大多数则来自湖南、湖北、山西和浙江等地的具有初小水平的出家女众。授课的教授，都是当时佛教学术界的名流，如会觉、谈玄、法舫、尘空、苇舫、大醒、孚仲等法师以及唐大圆、周观仁、张圣慧、吕碧城、李慧空等大居士。开设的课程，以讲解和研读佛教的经律论为必修课，傍习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此外，还有早晚课诵，兼习禅定，行解并重。从第一学年到第五学年各学期，都有详细的课程安排表，使学员能够循序渐进地学习佛教文化知识。为了更好地增进学员的知识学习，精舍还专门设置图书馆，藏有《大正新修大藏经》一部，另有《华严经》《首楞严经》《涅槃经》《五灯会元》《瑜伽师地论》和《成唯识论》等散装佛经，并有教内外杂志十余种，如《海潮音》《海潮音文库》《威音》《人海灯》《新中华》《东方杂志》和《女子文库》等。

1936年，也就是武昌菩提精舍成立五周年之际，精舍同仁编辑出版了《佛教女众专刊》。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本佛教女众杂志。该刊的作者以精舍同仁为主，并专就佛教女众，尤其是女众教育问题发表意见，正如菩提精舍的舍长恒宝尼师在《创刊词》中所言：

本刊出世的愿望，佛教女众有大心菩萨出世，发扬佛陀的真精神，振兴中国佛教，提倡佛教女众教育，导利人间，善男信女，皆能洞明因果，缘生真理，破除迷信行为，而能真正信仰，归敬三宝，发菩提心，兴隆正法，创设佛教女子大学，广集佛教女众人才。

这也就是说，武昌菩提精舍把开办佛教女众教育与发达佛教女子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澳门佛教功德林佛学院虽然创始于1929年，但是真正在岭南地区产生影响，是在1939年以后。因为功德林创办之初的师资主要是观本法师。而观本法师后来回内地跟随虚云法师到鼓山等处修道弘法。1935年张莲觉居士利用江苏镇江竹林寺高僧霭亭退位游港的机会，特别邀请老法师帮助在香港恢复未继的澳门功德林女子佛教文化教育事业，终于在港成立宝觉佛学社，招收港澳和潮汕地区的佛教女众。这实际上是澳门佛教功德林女子佛教文化教育的继续。澳门佛教功德林女子佛教文化教育的真正恢复，是1939年从内地来港澳弘法的高僧竺摩法师应邀来功德林主持佛学讲座。

1939年春，香港“东莲觉苑”苑长林楞真特邀请竺摩法师到澳门佛教功德林创办“佛学研究班”，教授来自港澳的佛教女众。竺摩法师先后开讲了《维摩诘经》《地藏经》等佛教经典，并在功德林编辑出版《觉音》杂志，积极联络海内外爱国爱教的有识之士，推动佛教文化交流。他的讲授由于注重启发与讨论，大大激发了学员们研讨佛学的兴趣。特别是1941年在他讲授《解深密经》的启发和指导下，功德林“佛学研究班”学员江之萍等以经文中有“女性暗弱”等贬斥女性的言论为主题，掀起了一场如何看待大小乘经典中轻视女人问题的讨论。在竺摩法师的直接引领和帮助下，这场讨论还专门邀请了著名高僧弘一法师和太虚法师进行指导，得到两位高僧的高度重视和多次来函指导，使这场讨论成为近代中国关于佛教女性问题的一次重要事件，推动了中国近代佛教女性观念的现代发展。[67]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佛教女众教育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是，经过诸多高僧大德和关心佛教的社会有识之士的艰苦努力，的确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正是由于这些佛教女子教育活动的开展，才使得许多渴望了解佛教文化知识的佛教女众有了学习的机会，使她们走上了正信之路，改变了长期以来佛教女众缺乏佛学教养的局面。实际上，近代佛教女众教育的开展，也大大丰富了复兴中的近代佛教文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的佛教革新运动全面深入地发展。

[1]太虚：《三十年来之中国佛教》，《海潮音》，第21卷第1号，1940年1月，第8页。

[2]王雷泉选编：《欧阳渐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

[3]喻谦：《明金陵大报恩寺沙门释永宁传》，《新续高僧传四集》卷十九。（明）释海明：《伏虎寺开学业禅堂缘起》，许止净辑：《峨眉山志》卷五。

[4]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教务教案档》，第七辑（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第1151—1236页。

[5]K。J。Saunders:BuddhisminthemodernWorld，London，1922，p。67。

[6]关于达摩波罗，可参见黄夏年：《达摩波罗的佛教民族主义思想初探》，《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3期。

[7]黄夏年主编：《杨仁山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