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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佛教文化教育的确立 以武昌佛学院为例（第1页）

二、现代佛教文化教育的确立：以武昌佛学院为例

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复兴，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迫切需要有一批能够适应中国社会近代化发展需要的新型弘法人才。因此，无论是清末中国近代佛教文化复兴运动的开创者杨仁山居士，还是清末僧伽界最早觉悟到佛教必须面向时代发展的需要而谋求振兴僧制的八指头陀释寄禅，乃至民国以后一心推动佛教革新运动的释太虚等人，都非常重视新型佛教文化教育机构的建立和新型佛教弘法人才的培养。杨仁山居士在清末最早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现代佛教文化教育机构——祇洹精舍，释寄禅于清末在释太虚和释圆瑛的协助下积极推动僧教育会的建立和各地僧学校的开办。到了民国初期，月霞法师在上海等地开办华严大学，谛闲法师在宁波开办观宗学社，积极推动佛教弘法人才的培养。最突出的，当然要数1922年几乎同时分别由太虚法师在武昌成立的武昌佛学院和欧阳竟无居士在南京成立的支那内学院。随后，以武昌佛学院的毕业生为主力，全国各地陆续创办了数十所佛学教育机关，带动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佛教文化教育机构的普遍建立，为20世纪中国佛教革新运动和佛教文化的复兴，培养了大量的合格僧俗人才。1937年太虚法师在回顾过去三十年来的中国佛教发展状况时，颇为欣慰地说：

祇洹精舍虽居士所设，而就学者比丘为多，故为高等僧教育之嚆矢。与之相先后者，则有依日人水野梅晓在长沙所设之僧师范学堂，亚髡在扬州天宁寺所设之普通僧学堂，及江苏僧教育会在南京所设之僧师范学堂，然皆不久停办。民三，有月霞法师依上海哈同花园所设之华严大学，转辗迁移杭州海潮、常熟兴福，得持松等继承，复有了尘、慈舟等分枝武汉，在僧中颇形成为一学派。稍迟，有谛闲法师在宁波所设之观宗学舍，今演变为观宗寺弘法研究社，及分为高邮之天台宗学院，及天台之国清寺研究社等，亦在僧中形成为一学派。

至民十一，笔者在武昌以李开侁等之援助，设立佛学院，遂于僧教育开一新局面。不惟影响于青年僧甚大，且于学术、文化及政治、社会各方面，均有相当影响。迄今演续为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及研究院，则由法舫等代主持；而直属分设者，尚有法尊代主持之汉藏教理院。其仿设者，若常惺于厦门之闽南佛学院，民十六后、曾由笔者与芝峰、会觉、大醒、寄尘等持续之；他若大醒、心道于福州之鼓山佛学院，大醒、寄尘于潮州之岭东佛学院，寄尘、容虚于九华山之江南佛学院，慈航于安庆之迎江佛学院，常惺、台源、法舫、容也、量源在北平之柏林寺、法源寺、拈花寺学院，慕西、净严之河南佛学苑，宽融之普陀佛学苑，妙阔在陕西之慈恩学院，昌圆、广文之四川佛学院，永昌之贵州佛学院，静严之焦山佛学院，大醒在江北之觉津学院，谈玄在奉化之雪窦学寺，芝峰、亦幻在宁波之白湖讲舍等；或昙花一现，或独在持续，皆出于佛学院直接间接之关系。其他，若竹林佛学院，玉山佛学院，法界学院，光孝学院，栖霞学院，北平之弘慈学院，湖南之祝圣学院各僧教育机关，均有以上各学院之学僧参预施教，然各学院迄今未能有一系统之学制，而世界佛学苑亦尚无使佛学世界化之效能，殊可遗憾！

关于女众教育，则有武昌之佛学女众院，及尼恒宝主办之菩提精舍，汉口尼德融主办之八敬学院；而女居士尤以创立香港东莲觉苑之张莲觉，主办奉化法昌学院之张圣慧，主持无锡佛学会过圣严为杰出。[1]

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无疑是中国近代佛教文化复兴的两大重镇。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的创办，追根溯源，不能不提到居士在清末创办的祇洹精舍。正如1923年夏季欧阳竟无居士在法相大学特科开学时发表演讲所说:“今兹所存，惟武昌佛学院与本院（支那内学院），实承祇洹精舍而来也。”[2]这里仅从佛教文化教育的角度，就武昌佛学院与祇洹精舍的历史关系及现代佛教文化教育体系的建立略作探讨。

事实上，佛教文化教育机构的成立，是中国佛教近代走向复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佛学院是一种全新的现代宗教文化教育机构，也是一种全新的佛教文化传播机构和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它充分展现了近代中国佛教界对佛教文化现代性的追寻。

（一）东风西渐影响下清末新式佛教文化教育的兴起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本来就是寺僧们接受佛教文化教育的场所。宋元以后，佛教义学式微。至明代中后期，金陵报恩寺、峨眉山伏虎寺等为振兴佛法而努力恢复寺院中的僧伽文化教育[3]。但是，到了清代，尤其是雍正废除度牒制以后，寺院中的僧伽义学教育又衰落下来。到了清末，寺僧中真能了解佛教义理的，寥寥无几。

与此同时，佛教末流的迷信化、庸俗化现象日益严重，极大地造成了佛门形象的破败，与正在兴起的中国近代科学文化教育运动格格不入，造成了严重威胁佛教生存的“庙产兴学”运动。无奈之中，一些寺僧乞求于正雄心勃勃地来华开教的日本东本愿寺僧人的保护，由此又引起了中日双方围绕日僧来华开教问题的外交纷争。[4]清政府不得不改变原先放任各地提夺庙产兴办新学的策略，转向支持各地寺僧自己起来开办僧俗学校，以抵御日本利用日僧来华开教干涉中国事务。就这样，从1904年开始，浙江的寄禅、松风和北京的觉先、湖南的笠云等佛门先进，相继在长沙、杭州、北京、宁波等地筹设僧教育机关。随后，南京、扬州、常州等地也纷纷效仿，创设僧学堂。的祇洹精舍就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中创设起来的。

促使创办祇洹精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1895年锡兰佛教文化复兴运动领导人达摩波罗居士来华鼓动中国佛教徒去印度传播佛教文化[5]。在基督教传教士李摩提太的帮助下结识了达摩波罗[6]，并相约由负责在中国培训一批佛教文化人才，以便去印度协助达摩波罗传播佛教。

当然，有志于创办培养现代佛教的弘法人才的学校，并非只是为了应达摩波罗之约，也是为了挽救急剧衰落中的中国佛教。他特别针对当时的“庙产兴学”风潮指出:“今日者百事更新矣!议之者每欲取寺院之产业以充学堂经费，于通国民情，恐亦有所未惬也。不如因彼教之资，以兴彼教之学，而兼习新法。如耶稣、天主教之设学课徒。”[7]但是，好事多磨。想创办一所现代佛教弘法人才的培训学校的宏愿一直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和帮助。正如自己所说:“支那国中，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驰，渐致释氏之徒，不学无术，安于固陋”，“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堕坏之时。欲求振兴，惟有开设释氏学堂，始有转机，乃创议数年无应之者，或时节因缘犹未至耶!”[8]直至清末各地创办僧教育，一些佛教僧俗和社会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创办佛教学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之后，祇洹精舍才得以勉强建立起来。

祇洹精舍的创办，与当时各地的僧教育机关，尤其是僧学堂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

首先，祇洹精舍是积极、主动地创办起来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培养现代佛教弘法人才，振兴中国乃至亚洲的佛教文化。正如在《祇洹精舍开学记》中所说:“释迦如来涅槃后二千八百六十年，摩诃震旦国外凡学人，建立祇洹精舍于大江之南建业城中，兴遗教也。”他后来在金陵刻经处设立佛学研究会，也是以“兴遗教”为宗旨。他说:“今时盛谈维新，或问佛学研究会维新乎?曰:‘非也’。然守旧乎?曰:‘非也’。既不维新，又不守旧，从何道也?曰:‘志在复古耳’。复古奈何?曰:‘本师释尊之遗教耳。’”[9]

与祇洹精舍志在“兴遗教”相对照，当时各地寺庙兴办僧学堂等佛教教育机关，虽然也有如北京观音寺住持觉先等人有意改变“僧人无学”的形象[10]，但绝大多数都是为了“保产”。正如太虚法师后来总结的那样，清末民初各地寺院所兴办的各种僧学堂，“其动机多在保存寺产”，“绝少以昌明佛教、造就僧宝为旨者。”[11]因而，当时社会上积极鼓动“庙产兴学”的人士看到各地寺僧借口自办僧学，而实际上只是为了保产，并非真的要振兴佛教文化事业，便猛烈抨击寺僧们“实为保利而非保教”。

曾在“庙产兴学”风潮中乞求日僧保护的浙江三十六寺寺僧，因得清政府保护寺产令后，原先倡议开设僧学堂，现在也不议开了。这可谓“利既可保，教不可论”。[12]杭州绅士樊恭煦等曾为杭州各寺摆脱“庙产兴学”的困绕、要求开办僧学堂的愿望给予了积极有力的支持和帮助。然而，受到保护的各寺僧众并非真心诚意地为振兴佛法而开办僧学堂。樊恭煦等人对于杭州各寺僧玩弄议设僧学堂以保寺产的把戏甚为不满，认为:“议开僧学堂，绅意在开通智识，僧意在抵制捐款。今既不捐，则僧学堂亦无庸开办，有名无实，徒滋流弊。”[13]

其次，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感于寺僧素质的低劣和“庙产兴学”的冲击而萌发开办佛教学校的想法。他真正着手筹备祇洹精舍，是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即与达摩波罗会面后。[14]由此至1908年正式创立，已逾十年。其间，他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如他积极借鉴日本佛教教育和欧洲基督教（含天主教）教育的成功经验。

他在与日本南条文雄的通信中，多次表明欲学习日僧办学经验。他曾说:“近代以来，门户之见牢不可破，支那境内，禅宗一派空腹高心，西来大意几成画饼;台教一派尚能讲经，惟于名相，亦非古法。且诸方名刹，向无学堂造就人才，所以日趋于下也。贵宗（日本真宗）既有学寮讲肆，又开普通学馆，是世出世法兼而习之，人才辈出，何可限量!惟愿善学者不为成法所拘，则妙契佛心，允为如来真子矣!”[15]

清末议开僧学堂后，他又写信给南条文雄，希望提供有关日本佛教学校章程以备参考:“敝帮僧家学校才见肇端，欲得贵国佛教名宗大小学校种种章程，以备参考，非仗大力，不能多得。此等章程，虽系和文，敝处亦有能译之者，与学诸僧甚为盼望也。”[16]

正是参照了日本佛教学校和基督教学校课程，因而制定了较为完备的《释氏学堂内班课程》。不仅如此，他还积极“添造房舍”，筹措款项，网罗人才。对祇洹精舍的教学目标有严格的规定:“僧徒课程计三门:一者佛学，二者汉文，三者英文。三门精通，方能赴印度布教。”也只有这样，才能为广泛开设释氏学堂而“造就佛学导师”。[17]

清末寺僧界由于抵制“庙产兴学”而萌发“兴学保产”，各地开办的僧学堂往往迫于眼前护产的需要而临时宣布成立，缺乏合格的师资和必要的准备。为保护庙产赢得社会的好感，各地僧教育会往往同时开办僧、俗两种学校。如释寄禅在宁波创设僧众小学和民众小学、普陀山僧教育会创办化雨僧小学校和慈云初级小学校、复权初级小学校，[18]北京觉先同时创办僧学堂和贫民工艺院，等等。有些寺僧（如广州六榕寺僧等）只愿捐资助学而不办僧学。

这也就是说，清末寺僧创办教育学堂，其着重点与其说在僧学堂，不如说在民众教育。这无疑会影响对僧伽教育的投入和管理。扬州天宁寺所办的普通僧学堂，就因为“教授管理均不得法”，[19]最终不得不解散。当时许多僧学堂也都因此而昙花一现。

就教学科目和教学方式而言，清末僧学堂也远不能与祇洹精舍相比。如太虚所言，各僧学堂往往“仿照通俗所办之学校而办”。这自然是一种最简便的临时应付办法。因而“其教学科目亦多属普通学校之性质，间或讲授佛学，亦仅以点缀，未尝重视”。[20]当然，寺僧中也不乏像觉先那样亲赴日本考察佛教办学的，但其对当时僧学堂的实际影响极有限。因此，与筹办祇洹精舍相比，清末寺僧界创办僧学堂显然缺乏应有的重视和必要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