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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教经验与基督教来华的中国化探索102（第1页）

二、佛教经验与基督教来华的中国化探索[1]02

事实上，赵紫宸对现实状况的考虑，正是他注重如何有效吸取佛教中国化成功经验的重要前提。他还明确地指出，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将主要依赖于三件事：其一，如何加深人对上帝的信仰，这是根本性的问题；其二，基督教果能在中国发扬光大与否，须依赖西方基督教的“转向与上前”，这是非常重要的外部环境；最后，他说：

宗教是行。中国的基督教若要发展，必须要信众的行为，比平常的人们更加高超清洁，更加猛勇隽永。基督教若不能像佛教一般地出一辈厌身燃指的奇男子、奇女子，则基督教将没有它存在的价值。[45]

（四）基督教对佛教中国化经验的历史自觉

进入40年代以后，基督教中国本土化运动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抗日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持续动**，这种本土化的尝试并没有达到人们期望的结果。也就是说，基督教中国本土化问题仍然是40年代摆在中国基督教徒面前的一项急迫的任务。以韦卓民、徐松石和方豪先生等人为代表的40年代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自觉推展20年代以来王治心、谢扶雅等人所进行的从佛教的中国化经验来探索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

若从景教于唐代传入中国算起，基督教来中国已经十多个世纪了，但是，基督教在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并不大。原因何在？韦卓民先生认为，景教的失败，无疑要归咎于过于依附佛教，没有使自身与其他中国的宗教区分开来，从而丧失了自身的独立身份。这样，在唐武宗灭佛教时，景教被当作是佛教之一种，也遭受沉重的打击，以至于后来佛教开始复兴时，景教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如韦卓民先生自己所说：

景教传教士阿罗本（A-Lo-Pan）于公元六三五年到达中国首都，时在唐太宗之治。太宗对于景教甚为尊重，并且亲自予以研究，都对景教予以礼遇。中国档案显示曾有诏令准予传布。二百一十年后，即公元八四五年，武宗排斥佛教徒，而景教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无非佛教的旁支，因此亦遭波及。此后于短期内佛教在中国又兴起，但景教则一蹶不振。至公元九八七年，中国内已无基督徒存在。基督教会在中国传教历史第一章至此结束。景教在中国被消灭，乃因与其他宗教混淆不清，这是失去本来面目而付出的痛苦代价。[46]

那么，今天的中国基督教徒是否就可以忽视佛教在中国的存在呢？或者说，我们在积极探寻基督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是否可以忽略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呢？事实上，与基督教同属于外来宗教的佛教，约早于基督教六个世纪传入中国，并在基督教初传中国时就已经实现了中国化。韦先生认为，佛教的中国化虽然主要是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和哲学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没有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结构产生多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但是，这足以使我们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获得不少有益的东西。

在韦卓民先生看来，基督新教来华一百多年来，虽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但是与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及其成绩相比，还聊以**。“佛教在中国三百年方产生一个僧人，六百年时间才译出像样的佛教典籍。就是译著完成之后，也是既无人看，也无人懂。”[47]因此，他说：“佛教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在中国文化上打上它的烙印。如果基督教完成它在中国的使命的话，它将大大影响整个中国人的生活。”[48]这是韦卓民先生通过比较佛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对基督教的未来所寄予的期望。

不过，韦先生并没有忽略佛教在中国历史上所曾遇到的困难。外来宗教的中国化，往往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所遭遇的困难，甚至灾难，在史书上有许多的记载。同样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基督教也难逃种种艰难困境。正如韦卓民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基督教是从国外传入中国的，所以得了一个有不好内涵意义的名字——洋教。因为它是外来的，所以激起了我们详细审查观察的愿望，看看它到底带来了什么。中国人是很讲求实际的。当外来的东西开始影响我们的家庭、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时，我们就对它产生疑问。佛教之所以多次受到迫害，不是因为它是一种宗教，而是因为它影响了我们社会和经济生活，尽管这影响是微乎其微的。[49]

韦先生认为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学艺术和哲学思想等精神层面上，对于政治和经济等层面的影响非常的小。[50]但是，即使如此，佛教也时常引起中国人不同程度的反感。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基督教来华所可能面临的困境。要想摆脱中国对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文化的反感，尤其是由于基督教在近代传入中国时明显受到西方列强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所引起的中国人的反感，基督教首先必须作好适应来自中国社会之挑战的准备。

除此之外，韦卓民先生认为，要想切实可行地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还必须像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那样做好两件事情：其一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督教朝圣中心，其二是努力实现以中国文化精神来诠释基督教义。

韦卓民先生对于艾香德和王治心等人所进行的使基督教仪式上的佛教形式化之尝试表示异议。他说：

我也不赞成基督徒崇拜时使用佛教念珠，和以佛教莲花来代替圣坛上的十字架。我很奇怪某一位在中国虔诚的佛教学者，也是一位作品常被引用的作者，竟然将莲花作为纯洁的象征，而忘记了在净土以莲花生育，对于女性是一种侮辱，在它的涵义里，完全是非基督教的。[51]

但是，韦先生并非一概地排斥基督教在形式上对中国本土化之佛教的效仿。在他看来，基督教必须有四个中心：一是教堂作为礼拜上帝、培养基督精神的中心；二是传播基督教生活的基督教社会服务中心；三是促使教徒保持活跃、敏锐思维的基督教思想中心；四是基督教朝圣中心。从中国的基督教的已有状况而言，只有前三个中心，而没有朝圣中心。他说：

朝圣是一件宗教盛事，是东方人表达宗教倾向，排遣宗教情感的一种最佳、最自然的方式。中国的佛教、道教信徒都在名山胜地修建了各自的庙宇道观。教徒们纷至沓来。如归精神家园。在那里，他们获取宗教灵感，接受宗教教育，获得精神的满足与安宁。民众也常常不期而至，寻求消遣和娱乐，尽兴而归时，却悠然而对宗教有一些认识。[52]

以前基督教并没有类似于东方宗教的这种朝圣中心，那么中国的基督教是否需要这样一种朝圣的中心呢？韦先生认为，中国的基督教如果建立了这样的朝圣中心，就可以像佛教寺院那样接待前来朝圣或路过的教徒，使教徒们有一种现实的归属感。他进而对如何建立这样的基督教朝圣中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基督教的朝圣中心，应当选建在茂林荫翳的山顶上，或是离闹市数英里的林地之中。选址的时候，应以宽阔为要，以免城建侵地，确保建成后的朝圣中心能够成为宗教娱悦、僻静之地所当有的静谧与安宁。

不仅如此，韦卓民先生对建立基督教朝圣中心有着更详尽的考虑。以往人们认为基督教的教堂就相当于佛教的庙宇，现在又要建立一个朝圣中心，那么，教堂与朝圣中心是个什么关系呢？韦先生说，教堂只是礼拜场所，而朝圣中心不仅包括教堂，还包括其他诸如公墓、旅馆，乃至教会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因而是一种基督教文化的综合中心。他特别强调，一般我们的主教堂都建在城市的市区，乃至市中心，其实，主教堂应建在非市区的朝圣中心，这样更能发挥朝圣中心的作用。他说：

我们希望，如此建立起来的基督教圣地，能够逐渐地把中国人的情感从目前的家庭中心吸引过来，因为基督徒可以在这里纪念他们精神上的先祖。在盛大的基督教节日，如圣诞节和复活节里，或在一些由教会接管并已基督教化的节日里，可以上演宗教剧目，开展讲故事、展览、义卖、火炬游行之类的庆祝活动，招来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寓教于乐。宗教聚会当然也在这里举行。圣地将成为一处宗教娱悦的僻静之地——借用印度教的术语，基督教的静修处。[53]

对于这样一种朝圣中心，由谁来充当主持人就显得非常重要。按韦先生的说法，“主持主教堂及其附设机构的牧师，应当是一位中年以上的精神领袖”。“应当有渊博的宗教学识，并且以灵修而有令名。”他希望在这样的一位牧师的主持下，不仅使朝圣中心成为灵修的中心，也成为教会领袖人物的培养中心。他更期望“有了精神领袖的朝圣中心，能够招来实业家、政治家和外交家，来此过几天宁静、安闲的灵修生活”。[54]

韦先生的上述构想，充满了东方化的色彩。尤其是他试图使基督教的朝圣中心成为灵修、教育和文化中心的设想，颇类似于中国佛教的寺院建设。中国古代的佛教寺院或丛林，实际上就是一个集修行、教育和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性宗教活动场所。

如果说，建立基督教的朝圣中心主要是属于物质层面的建设，那么韦卓民所急切盼望的如何以中国文化精神来诠释基督教义，则显然属于精神层面的建设。韦先生多次指出，佛教在中国的成功，利益于文字工作中以中国文化精神对佛教教义的重新诠释，从而使佛教在中国获得了新的生命和发展机遇。这一点颇类似于王治心先生于20年代曾经探讨过的如何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思想相融合的问题。

韦卓民认为，佛教来中国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实现了以中国文化精神来进行阐释。如果说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给基督教带来什么有益的经验的话，有一点是确实的，那就是，佛教在中国的解释的多样性，正是佛教在中国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最伟大的价值。因为，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最初几个世纪里，没有人能够预计到佛教宗派直到今天仍然在中国存活着。如果基督教也能够像佛教那样地在中国传播，中国人即使不会完全赞同基督教义，但是也会发现基督教存在着与中国精神相一致的地方。[55]正是从这种观念出发，韦卓民强调，基督教要想在中国传播和生根，就必须努力寻求可能与中国文化精神相融合之处。

当然，要想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精神相融合，首先必须探讨如何以中国文化或中国思想方式来解释基督教教义。在韦卓民看来，基督教的世界性及其对不同处境的适应能力，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的重要保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用中国思想方式来充分表达基督教义。他说：

以中国思想方式，来解释基督教义，以中国文化来显现或表达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可能的呢？答案是不太合适。我们既不能以其他人民的思想方式来适当地解释基督教义，也不能以其他文化来充分显现或表达基督教信仰。这就是我们所以现在解释基督教义和显现或表达基督教信仰如此不合适和不完整的原因。我要重复地指出，除非所有有历史民族的文化，无论是在东方或在西方，能被带领到无所不能上帝圣坛前，除非人能成长到上帝圣子的完满形态，我们对基督教的解释和对基督信仰的显现或表达，注定了是不适宜和不完整的，因而使很多人不满意。[56]

这也就是说，当我们试图以中国文化来解释基督教义之时，我们应当考虑到这种解释的不完整性。只有让这种解释与直接的基督宗教经验相融合时，才有可能使这种表达相对完整。很显然，前者是学术文化层面的问题，后者是宗教经验层面的问题。

就学术文化层面而言，韦卓民认为，要想尝试以中国文化精神来解释基督教义，必须首先体会中国文化之精神，由此他曾专门撰写了《中国文化之精神》一书，探讨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他说：

在我们打算以中国文化来解释基督教时，我们要尽量避免使用比较方法，除非涉及枝节。我们宁可尽量深入中国文化的精神，以及多少世纪以来为中国文化所吸取的各种宗教、社会以及知识传统的精神，来看有没有和基督教生活观念能够配合的地方，在不抵触中国人观感情况下，有没有若干因素可以利用作为表达媒介和作为接触的交点，用以将基督教义和制度传播于中国人民。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我们要吸收中国文化的高层次，但也不要忘记中国文化中显已存在的黑暗部分。[57]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韦卓民对如何以中国文化精神来解释基督教义进行有益的尝试，发表了许多作品。他充满希望地说：

中国人需要基督教，而教会也需要中国人。当我们以中国文化来解释基督教义的时候，由于中国人的重视，我们宗教新展望，也会超于显赫。我们将人产生一个中国的神学，就像我们过去的希腊、拉丁和欧美的神学一样，不仅将在中国的教会和其他国别地区的教会分开，而且要将过去历史上所继承的精华，用以充实基督教的传统。[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