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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宗教与近代社会思潮下（第1页）

第二章宗教与近代社会思潮（下）

一、基督教来华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

民族主义虽然不是近代中国历史在鸦片战争之后就自然生发出来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甚至是占据着核心地位的一种社会思潮。近代中国社会的几乎所有派别及其人物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学术、教育、外交，等等，几乎所有的方面，都深受其影响。[1]已故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李侃先生曾说：

中国近代文化的新陈代谢和民族觉醒，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在五四运动以前，中西文化、新旧文化的冲突，主要是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激发和强化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近代国家意识。在政治上集中表现为救国与维新、爱国与革命。以五四运动为契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并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使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而“五四”以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时代主流的新的社会思潮，又作为整个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觉醒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阶段觉醒，在更高自觉的基础上统一起来，有力地推动中国革命进程的迅速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2]

在最近召开的“第五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想与实践”成为大会的主题，“民族主义”作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之一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和深入讨论。清末民初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孕育或萌发阶段，从孙中山的“振兴中华”口号，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再到国粹派的“古学复兴”主张，都集中反映了近代初期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五四时期是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实际上也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成熟阶段。李大钊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孙中山提出了“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便要首先恢复民族精神”的思想，梁漱溟、梁启超等东方文化派提出了复兴东方文化的思想，王光祈在《少年中国运动》一书中提出“中华民族复兴运动”思想。到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责任感，民族主义获得了国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认同和普遍响应。[3]

章开沅先生说：

帝国主义的侵略总是要在被侵略国家引起反抗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运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从一个侧面来说，也就是这样一部民族运动史。由于经济发展程度和阶级结构变化的制约，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运动有其特定的主要承担者。在1900年以前，中国民族运动的主要承担者是广大农民以及地主阶级当中的抵抗派，70年代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虽然有一些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知识分子和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与其事，但他们都显然未能起支配作用。到20世纪初年，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极其活跃的姿态出现在民族运动的前列，并且逐步掌握了引导运动向前发展的主动权。可以这样说，他们是自觉地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的，而其中若干有识之士甚至相当明确地说明了自己所从事的民族运动与往昔的民族运动之间的联系与区别。1903年，在反帝爱国运动的新**中，对于民族主义的宣传显得空前活跃，但进步知识分子并没有把民族主义作为目的，而是把它当作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治方案的一个重要手段。[4]

正如1903年出版的《浙江潮》杂志中刊载的文章所说：“吾言民族主义，何以必推源于法国大革命？曰：民族主义与专制政体不相容者也。民族主义之大目的，在统一全族以立国。然兹所谓统一云者，志意的统一，非腕力的统一也；共同的统一，非服从的统一也。”[5]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其《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第一讲中曾经说过：

什么是民族主义呢？按中国历史上社会习惯诸情形来讲，我可以用一句简单话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像广东两姓械斗，两族的人，无论牺牲多少生命财产，总是不肯罢休。这都是因为宗族观念太深的缘故。因为这种主义深入人心，所以便能替他牺牲。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范围。

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近代民族问题研究专家杰西·格·卢茨也认同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即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特殊的原因，一直缺乏民族主义观念。她说：

民族意识通常是建立在对其他民族存在的认识，以及和其他民族的人民与文化竞争的观念之上的。这种态度对中国的中央帝国的传统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西方人在中国的出现再加上中国人对西方力量的源泉日益认识，这两者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催化剂。而背离自己的传统，似乎是亚洲民族主义领导人在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共同的阶段。[6]

而《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在谈到欧洲国家在近代普遍产生的民族主义为什么在同时期的中国没有产生时，认为主要的原因是统治清代中国的满族人作为异族入侵者不愿意提倡民族主义，如该书所说：

满人在文化上不同于汉人。在满人统治中国的整个期间完全可以看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和汉人的差别。满人因为是异族，所以当19世纪中叶中国面临西方的入侵时，他们并不乐意提倡民族主义。相反，他们心目中有他们自己皇朝的利益。但是，随着19世纪的流逝，由于满人渐渐汉化，这种满人特征便日益变得无关紧要了……（他们）在对付西方入侵问题时极力依靠中国的文化制度……到1800年，满人已坚定地采取中国人关于世界的观点。[7]

对于中国人来说，民族主义，毫无疑问是近代才有的一个观念。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产生，是由于1840年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接连不断地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强迫中国签订了一个又一个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将中国从一个持续了近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国家，硬生生地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因此，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运动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题。民族主义应该说早已成为较普遍的共识，可是，直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还在面对“中国究竟有无民族主义，一般人颇为之怀疑莫决”这样的问题。其中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民族主义本身是一个外来的概念，不仅需要近代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当事人积极地探索，如“20世纪之初，梁启超全神贯注于建构民族认同，亦即在人类演化‘普遍真理’的视野下，去重写中国历史，以唤醒清朝统治下人们的民族意识”[8]；也需要这段历史的研究者去深入发掘和厘定。已故著名学者唐文权先生在他的名著《觉悟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中说：

同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联系最为密切最为直接的民族主义思潮，更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使无数的中华儿女沾被润泽沐浴泳翔其间，共兴重振中华之心。就此而言，民族主义几乎就是爱国主义的孪生姐妹，就是它的代名词。可以说，在近代中国，许许多多风采照人的历史人物由它作育造化而闻名，许许多多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因它酝酿陶铸而发生，而多姿多态的思想文化领域也随处都有它的呼号、呐喊。毫无疑问，民族主义思潮是近代中国思想领域的一个强光点，也是摄取并折射那个时代雷电风云的一面聚光镜。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思潮因其漫长的流程和广阔的流域，它几乎就是一部浓缩别裁了的中国近代史或思想政治史。[9]

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缺乏爱国主义，岳飞、文天祥等爱国主义楷模，光辉灿烂，妇孺皆知，可是民族主义还真的是个近代概念，而且这个近代民族主义与近代爱国主义已经难舍难分，融为一体。如果没有遇上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近代中国可能照样还会走上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现代民主共和之路，但是它可能只是一种民主革命和种族革命，而不可能是一种民族革命。因此，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有直接的关系，一切与帝国主义相关联的，都会与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发生关系。

基督宗教虽然比帝国主义列强的先锋英国还早来中国，早期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还没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但是，一旦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将基督宗教绑上坚船利炮，传教士为了宗教和自身的利益而助纣为虐时，基督宗教就与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了不可分割的重要关系。晚清时期的每一次重大中外交涉，每一次清政府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每一次割地赔款，几乎都与基督宗教来华有着密切的关系。直到民国以后，不平等条约的继续存在和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勾结及帝国主义列强每一次打着和平旗号企图瓜分中国的国际会议，都会激起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也都会使得在中国的基督宗教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标靶。正如著名近代基督教史学者吕实强先生所说：

民族主义在晚清时期已经逐渐滋长，这是因为国家长期积弱不振，列强侵逼不定期已……基督教来华传教，于晚清时期（1860—1911）曾遭受到强大的阻力，民教冲突，即所谓教案，此伏彼起，乃使不论教会与中国本身，都受到严重的伤害。入民国后，这种激烈的冲突虽已减缓，但不少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上，仍然具有强烈的反感和敌视。他们所据的理由相当广泛，但主要为来自科学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其中更以民族主义为核心关键。[10]

佛教虽然也是外来的宗教，但是早在汉魏六朝和隋唐时期就已经逐步融入中国文化和社会，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佛教形态。明清以后佛教衰落，到了晚清时期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佛教与整个中国文化一样遭受被打压的命运。佛教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与近代中国人民的救亡图存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佛教在戊戌变法时期就成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阐发民族救亡思想的重要思想基础。到了晚清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被章太炎、黄宗仰等人拿来阐发民族民主革命救国思想。到了民国成立以后，佛教革新运动的开展，成为近代民族主义复兴运动的一部分，并在抗日战争时期，直接表现为救国与救教的合一运动。

“夷夏之辨”是中华民族在古代社会典型的民族意识形态，《左传》中即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之说。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严于华夏之辨历来被称之‘春秋大义’，是（中华）元典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每当民族危机深重之时，这种‘春秋大义’更被发扬张厉。”因此，“它增进了华夏——汉族的凝聚力，特别是当异族入侵时，成为保家卫国的精神动力，从苏武、岳飞，到文天祥、史可法，其卓绝的民族气节，便导源于此。”[11]毫无疑问，“夷夏之辨”在中国古代对于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和政治统一起到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夷夏之辨”也带有强烈的贬抑异邦、视外族为野蛮的华夏中心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念，不利于与其他民族和国家开展平等交往。尤其是进入近代新航路开辟之后，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各种交往日益增多，“夷夏之辨”的观念甚至直接影响到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在闭关锁国中一步步走向没落。而与此同时，欧美各国和“脱亚入欧”的日本却在对外开放中一步步走向强盛，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民族意识形态也因此面临欧美列强之坚船利炮的严峻挑战。

当19世纪初第一批欧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郭实腊、米怜等进入中国之时，清政府仍然坚守着雍正时期颁布的禁止西洋人到中国内地传教或进行各种活动的政策，传教士们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社会上至王朝下至百姓普遍存在着的“夷夏之辨”民族意识形态。因此，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们首先要解决的不是直接向中国传播基督教义，而是要向中国官方和民众宣传现代世界的民族国家理念，以此作为传播基督教的基础条件。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近代中国的第一部中文期刊，也集中反映了早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如何看待和处理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该刊的创办人和主要编纂者，是德国籍新教传教士郭实腊（或译为郭士立，K。F。A。Gutzlaff，1803—1851）。1881年他受伦敦教会的委派来到中国，后来又先后同时担任英国驻港和驻华商务机构的中文秘书。1833年（道光癸巳年）6月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就是针对当时中国盛行的“夷夏之辨”观念，“为了使中国人获知我们（欧美）的技艺、科学与准则”，以说明“我们（欧美）确实不是‘蛮夷’”，破除中国人“仍自称为天下诸民族之首尊，并视所有其他民族为‘蛮夷’”的偏见，促进与中国人的交往，从而向中国传播基督教。[12]该刊从第一期起，在《东西史记和合》栏目中，既刊登中国古史演变的“汉土帝王历代”，也同时刊登“洪水之先”“洪水之后”等基督教《圣经》中上帝创世、犹太国形成演变及耶稣诞生的历史。并在每期的《序》或《论》及《煞语》中，一方面极力抨击中国人的“夷夏之辨”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大力宣扬基督教的“神天上帝”普爱万国万民、拯救万国万民的基督教教义。如在创刊号开篇之《序》中就明确地指出：“夫自上帝降生民，则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奈何风俗颓败，异端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纷杂出乎，故设庠序学校，凡以为兴贤育才化民成俗计也。”又指出：“国民之犹水之有分派，木之有分枝，虽远近异势，疏密异形，要其水源则一。”况且“子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圣人之言不可弃之言者也。结其外中之绸缪，倘子视外国与中国人当兄弟也。”“夫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以昭雍睦也。且孝友睦姻任恤，隆据熙皡遗风。万国咸宁，则合四海为一家，联万姓为一体，中外无异视。”[13]当然，他强调“一家”“一体”的观念立足于基督教所宣扬的上帝为宇宙万物之大父的教义。

在接下来的1833年8月出版的该刊序《论》中，郭实腊再以“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之语批评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既违反中国圣人孟子“仁政”观念，也不合于中国传统“怀柔远客”的礼义。[14]并在该期的末尾之《煞语》中，明白地表露出只有引入基督教的观念才能彻底根除中国数千年来的“夷夏之辨”意识形态的流毒：“远近亲疏之不同，苗根只一支分源，或迁在本地，或移外国，其源根一体，联枝贵叶合四海。况死后万人万国聚于同处，或受刑罪，或享福乐，恶得搅唆乎？君子者，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处，行天下之大道，视诸国如一家，即上帝之子矣。”[15]继而，他采取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曾经用过的方法，以基督教观念附和儒学来排斥中国传统的佛、道两教文化，[16]谓“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说蓬莱在海东，惟有儒门崇现事，眼前不日无前眼”。[17]进而，他以赌博危害中国“民人国家”，强调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中国，[18]甚至明确指出：“惟神天上帝之炫耀，彻四方，有全能，怀睿智，无所不作，无不赐，至可怜，极慈悲，甚公义，诸德之全也。尔中国与外国人，应奉事之，摒异端兼愚人之诞焉。”[19]

随后，他一步一步地向中国传达基督教的博爱教义，强调神天上帝是世界所有人的“普父”，不偏爱世人，而是眷爱一切信他的人，也从不放弃那些离家的浪子，而总是慈悯众生，拯救众生：

神天鉴空衡平，亲疏贵贱，其台前总是一般。至上帝慈悯诸生，若父者视万有，均当一家也。皇上帝监于万方，眷求一德，不论面色乌白，不拘国方所出，商贾、农夫、匠工，咸为一然；男女老幼，父子母女，终不分别。至上帝为普父，其眷爱抱万生也。惟心善恶不同，神主爱自爱者、恨自恨者为。爱神天者，则遵其律例；恨神天者，则违其法度。神天切爱世间人也。

人多感招天之眷爱，令圣人神使已住在天堂者愉乐也，惟以顺心可爱神天之爱。顺心者，含诸善之总，犹孝子不肯背父亲之嘱咐，愿恪人者，不叛神主之诫律，昼夜慎重，旦夕珍视，自觉获罪于天，不迟延悔改，诚心全意迁善焉。不获神天之爱，自暴自弃，餐寝俱废，德行自强不息，积善不止，虽知以缺善行，不堪神天之爱，还知神主之圣旨，独悦德行，就随之。呜呼人哉，趋炎附羶，嗜慕攻取，贪婪忿恚，奸伪嫉妒，爱河欲海，嗟尔诸人，弃神主之切爱，招公义怒者，思神天之一偏爱，如慈父之爱子，如慈母之护育其子也。世人何可暂离其爱乎？[20]

作为19世纪早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第一位中国牧师，梁发曾在伦敦会来华传教士米怜（W。Milne）主持的印刷所工作多年耳濡目染之后，改变了过去对佛教的信仰，接受了基督教的普世性观念，并被最早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封为牧师，从此积极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教义。他相信基督教虽来自于西方，但是它的普世性救世教义却是能够有益于中国的。因此，他力图打破长期存在的中国传统夷夏观念，宣扬上帝对中国的救赎思想。他说：“今时世代之人，幸蒙救世主自天降地，宣明神天上帝隐秘之旨，代赎罪获赦罪之恩，教授门徒，谙明其义，令之宣传通天下万国之内，使万国之人，皆知代赎罪获赦罪之恩诏也。”基督教毕竟是外来的，许多有着千年夷夏意识的中国人，易将基督教仅仅看作外国的东西而予以排斥。因此，梁发所宣传的基督教教义，是普世教义。“神天上帝乃系万王之王，万国之主，宇宙之内，万国之人，自国王以至庶民，皆在其掌握之中。”更何况，基督教救世，“不是要人破费钱财，不是要人改变国法，又不是要人变换服色，不过禁人勿去拜各色神佛菩萨之像，独要存心崇事神天上帝为主，改恶学善，敬信救世主求得赦罪之恩，免受死后之永祸。”这是“何等美哉”！他特别针对晚清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状况，认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对于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是有益而无害的，且能够真正使中国达到太平世界。如他所说：“倘若全国之人，遵信而行者，贫者守分而心常安，富者慕善义，心亦常乐，上不违逆神天上帝之旨，下不干犯王章法度，不独贪慕世乐之欢，不空费光阴之宝，君政臣忠，父慈子孝，官清民乐，永享太平之福，将见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清平好世界矣。”[21]从这里不难看出，梁发对待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完全是从基督教的普世性出发的，而不涉及当时中国已经逐渐陷入欧美帝国主义列强侵夺所引发的民族拯救意识。

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林乐知、李提摩太等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则不需要像早期来华传教的先驱者马礼逊、郭实腊等人那样小心翼翼地宣扬基督教教义，而是直截了当地大力阐扬传播基督教有益于拯救中国的观念。这当然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日益加深，由此引起清政府和社会民众越来越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和救亡图存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林乐知在其主办的《万国公报》上经常发表“基督教有益于中国”之说。他说：“中华为东方之望国，疆域之广，户口之繁，皆为大有可造之事。论天时、地利、人和三端，无一不足以胜人。若更崇基督之教，以为出治之本，人尽以敬天者爱人，岂不可以爱人者兴国乎？昔之所以兴不遽兴，至丧师割地，而贻笑于邻邦者，中国旧教之误人也。今日之可以欲兴即兴，虽富国强兵，而能期于一旦者，基督圣教之救世也。秉国钧者，如欲惩其弱而复其初，岂有他道哉？去其旧教，以从圣教而已矣。方今中国人民，或创立各种私会，如印度之立新教然也。或仿效基督教法，如日本之兴老教然也。甚或斥主教为邪教，焚毁劫杀之常闻，而不知其违天者不祥，背天者获罪也。基督教以天为主，乃天所传之教，非人所造之教也。无一人不在天之下，即无一人不在教之中。不独上帝无异帝，真道无异道，即天文、地理、格物等学，亦皆无异学也。人岂可自外于教，自绝于天，而坐失此无穷之教益哉？”[22]

与此同时，一些中国的基督教知识分子为了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也积极响应林乐知、李提摩太等来华传教士的主张，相信只有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福音，才能够使中国从列强手中收回利权，从而使中国逐渐富强起来。九十高龄的南溪赘叟沈毓桂就认为，中国海禁大开之后，世变日新，“乃五十余年来，仍共蹈常袭故，何以致振兴而臻富强哉？诚欲谋致富之策，莫如阴收利权。欲收利权，莫如仿行新法。采西邦之新学，广中土之利源，未始致富救时之一策也”。“而不知振兴中国之大纲，宜以崇天道为首领，而兴学校、广新法，二者相辅而行，则思过半矣。”他强调说，当今之世，要拯救中国，“固无有急于此三大端者矣”，“然则，谓国运之兴衰，人事之得失，无不由上帝主之。在我者惟尽其所当然，而不当存责报于天之意。然自古及今，未闻有修德之国而不为天所与者也。所虑者，中国于圣道尚未深信，虽知有上帝而不能专一以事之。此**祠遍国中而曾不能默佑其国，使之日盛也。呜呼！由此观之，欲效西法可不先崇天道哉？”[23]

另一位中国基督教徒綦鸿逵也相信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有益于中国摆脱目前的危机，并像信仰基督教的欧美国家那样实现富强。他说：

西方有救世教焉，非一国之教，万国之教也；亦非万国之教，上帝之教也。以敬神爱人为宗，以克己正心为本，要旨载于《圣经》，名贤多有撰述，断无蛊惑人心之弊。其传道也以民胞物与为怀，推其己饥己溺之心，常欲拯救亿兆于水火以同登仁寿。又以详察中外全局而知中国之安危，寰球之枢纽也。中国危，则五洲涂炭；中国安，则天下**平。于是安中国之心，且安中国即以安万国之心，皆与救世教并行不悖，遂各抒其同仁之愿。每遇西人歧视华人之事，往往援西例以讽其政府，而各国政府抑或为之动听，不得不以公义待中国。举凡坚船利炮，火车电报等类之可以致国家于富强者，皆与中国共之。虽曰收通商之利，亦实有深望中国永保其自主之权，以共享太平之诚意也。故西国纵有欲肆其开疆拓土之力者，只以不合于道之故，彼此牵制，不敢遽逞凶锋。如必以西士为蛊惑人心而至，则吾殊不解西学、西法之传入中国，使中国可借以敌西国者，于中国人心何害？于西方国是究何裨乎？呜呼，孔圣两马一车，实欲平治天下。[24]

中国人的排外主义虽然早已有之，“但是直到西方压力加强的1860年以后它才成为一种值得重视的重要力量。排外主义的范围广泛，一方面，有些人憎恨外国人，但不反对模仿西方，为的是进行反击。另一方面，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任何外国事物，不论是基督教也好，或是现代技术也好。”[25]

1860年到1895年间，中国人对西方的排斥，虽然是由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而促成的，“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一种认识（尽管是慢慢地和模糊地出现的），即中国是一个应予珍爱的实体——这种认识与其说是仇外的和有文化偏见的，不如说是理性的和民族主义的。”[26]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郑观应和王韬等人的排外情绪就是其典型代表。当时“零散的民族意识的出现既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经济方面。在官场中，对于国家主权的意识和主张在国际事务中采用均势的理论，是政治民族主义的明显象征。在通商口岸，与西方进行商战的思想，是商业民族主义的基础。但是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民族意识是随着由来已久的中国中心主义的逐渐破产而开始出现的”。[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