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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基督教界的民族主义观02（第2页）

当基督教或借着耶稣基督的上帝神生活之在中国人和在中国，这种生活必将表现于中国家庭、中国社会、中国国家及中国教会之中。当这种形式完全中国化，那必是土生土长的（indigenous），以及它不得不是土生土长。假若它是任其自由表现，这将引生一个问题，怎样有效地使基督生活渗入中国人与中国国家的生活，除非这所提供他们的形式，是和他们土生土长的。在另一方面，怎样能够有一种土生土长的形式，除非中国人使其基督教成为他们自己的？在我看来，这便是当地教会的问题。教会是一种组织，它的存在唯一地是为着在许多人中他们基督教生活的表现和传播，所以土生土长的基督教问题，开始便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教会问题。

基督教会承载着基督教传播的使命，因此，教会的本土化是基督教本土化的关键。可是，近代以来，在中国的基督教会，要么是西方差会在中国的代理，要么还以不同形式依附于西方差会或传教士的自立或半自立教会。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教会自立运动虽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是，真正有实力的教会仍然还是传教士所掌控的教会。韦卓民认为，教会的中国化不只是外在的，而更应当是内在的；不只是形式化的，而更应该是实质上的。他指出：

什么可使在中国的教会土生土长呢？自然，教会的成员一定是中国人，领导人物也设想是中国人，支援它的活动和机构的财源，也大半来自中国。你们有些人或者开始就想到中国式的建筑，或其他形式的中国艺术，适应中国的赞美诗和仪式，中国的教会协会和基督文学。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我们还要进一步问，在这些背后的动力，是不是来自中国人的基督教徒，以及是不是所有的活动与组织，都是在中国基督徒的基督生活自然自发的流露和表现。假若不是的话，我们纵有前述一切事物，但仍不是一种土生土长的中国教会。

韦卓民所理解的本色教会，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教会所举办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中国基督教徒自己的需要，或者说，中国的基督徒参加教会的活动，不是被迫的，而是积极的、主动的。教会是他们自己组成管理的，活动是他们自己组织开展的，形式是他们所喜闻乐见的。于是，教会的生活与他们的生活融为一体。这样的教会，当然就是民族的教会，而不是差会的教会，不是外国的教会。这样的基督教会，就不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而是中国基督徒实现民族救亡图存的一支力量。

因此，中国基督宗教界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积极开展的本色化和本土化的工作，[23]与当时基督宗教界面临非基督教、非宗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长期挑战所带来的生存危机有着直接的关系。危机同时就是机遇，可以成为转化、创新和重生的开始。这场由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内忧外困所带来的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深重危机，正表明了这一点。所以，1931年著名的中国基督教学者王治心在他的名作《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中指出：

民国成立以后，思想自由，从不平等条约的问题，迁怒到教会身上，又发生了非教运动；比较庚子年的一时暴动，更为有力。数年以来，教会日处在反对声浪之中，工作几陷于停顿。但同时在基督教中因受了外来的非难，渐渐觉悟，从内部上加以整顿，主张创造本色教会，洗涤西洋色彩，以适合中国固有的国情，所以最后的几年来，宗派思想的渐渐消灭，西国教士的渐渐卸责，教会学校亦渐向中国教育部注册，这些都是从反教而来的影响。[24]

许多人将1922年开始的非基督教、非宗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结束，界定在1927年国民党领导和建立的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正如朱维铮先生所说：

1927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府，蒋介石左右开弓，先驱逐了苏联顾问并把共产党赶入地下，又用武力击溃北洋军阀并迫使北洋军阀中的最后控制北京政府权力的张作霖退回东北，随即这名土匪出身的大元帅被日本关东军谋杀，他的继承人张学良宣布归顺南京的国民政府。这期间欧美各国纷纷承认南京政府。非宗教运动既失去了原来的政治攻击目标，又由于蒋介石反共而失去了极端反教斗士。于是这个运动不了了之，便是不奇怪的。[25]

但是，我们可能只能说，那种大规模、有组织的非基督教运动在国民政府成立后很快就结束了，而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非基督教的声音在1949年前就一直没有中断过，与此同时，基督教界中的不少有识之士也从未中断过对基督教如何更有效地实现本土化，使基督教真正能够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的探索。他们一直都在不断地努力当中。

[1]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刘雪芬校，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99—100页。

[2]多年任职于燕京大学，并与司徒雷登共事十七年的刘廷芳回忆说：“司徒先生之治校，看学校如一个家庭。他看同事，与许多西人在中国办学校，办教会者不同……他看同事如自己家里人，如同其他西人看自己家里人一样……与司徒先生共事亲密的人，都知道教职员的家眷们，看他如大家庭中的家长：儿女头痛脑热，都告诉他；夫妻有口角，请他调停；连家中火炉出了毛病，厕所不够分配，也有去和他商量的！婚事、丧事、寿辰，不仅是请出席，并请他行‘三祝’，不信教的人，也有来请他使行他牧师职权的。”见刘廷芳：《司徒雷登——一个同事者所得的印象》，原载1936年《人物月刊》第1卷第2期。刘廷芳：《过来人言》，第37—40页。

[3]刘廷芳：《司徒雷登——一个同事者所得的印象》，原载1936年《人物月刊》第1卷第2期。刘廷芳：《过来人言》，第30—40页。

[4]刘廷芳：《司徒雷登——一个同事者所得的印象》，原载1936年《人物月刊》第1卷第2期。刘廷芳：《过来人言》，第30—40页。

[5]徐宝谦：《基督教新思潮——九年五月十二日在北京中外信徒会演说词》，原载《生命》，第1卷第1期，1920年6月1日。钟离蒙、杨凤麟主编：《无神论和宗教问题的论战》，下册，《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一集第十册，第354—357页。

[6]林荣洪：《中华神学五十年：1900—1949》，中国神学研究院1998年版，第257页。

[7]张亦镜：《收回教育权问题》，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589页。

[8]《中华基督教教育界宣言》，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602页。

[9]《基督教协进会致基督教教育界书》，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604页。

[10]徐若瑟：《圣教之教育权》，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597页。

[11]徐宗泽：《关于教育权》，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594页。

[12]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784页。

[13]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785页。

[14]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786页。

[15]吴雷川：《对于教会中学校改良的我见（上）》，《真理周刊》，第16期，1923年7月15日。

[16]吴雷川：《对于教会中学校改良的我见（下）》，《真理周刊》，第17期，1923年7月22日。

[17]吴雷川：《关于学校的圣经和祈祷是否应当废除的回答》，《真理周刊》，第29期，1923年10月14日。

[18]吴雷川：《国家主义与基督教是否冲突》，《生命》，第5卷第4期，1925年1月。

[19]吴雷川：《我个人的宗教经验》，《生命》，第3卷第7、8期合刊，1923年4月。

[20]李救普：《非基督教说甚么东西》，《圣经报》，第14卷第79期，1926年，第43—51页。

[21]刘维汉：《非基督教声中基督教会应当注意的三个问题》，《真光》，第25卷第1期，1926年，第42—45页。

[22]诚静怡：《中国基督教的性质和状态》，《文社月刊》，第2卷第7册，1927年5月，第53—64页。

[23]关于基督教的本色化，参见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关于天主教的中国化或本地化，参见刘国鹏：《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4]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本书据中华书局1933年版编校再版。

[25]朱维铮：《近代中国的历史见证——百岁政治家马相伯》，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5—1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