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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融入新朝格格不入（第2页）

京津近在咫尺，又通火车，退而不隐的严修也曾几度进京。4月30日至5月3日，严修前往彰德袁世凯旧宅，接着转往北京，谒袁世凯，并拜访徐世昌等人，多不遇。5月26日至6月2日，再次赴京，到参议院旁听开会，便中参观各处，看戏，访友，会客，还游览了颐和园，虽然此前曾经瞻仰，仅至仁寿殿而止，此番则登至山顶，风景虽佳，而感怆殊甚。是日11点前往，下午6点归，行程长而尚不觉疲。（1738）在京期间，曾与教育部秘书长、次长会晤，力辞参加教育会之邀。10月29日至11月2日，因友人病重亡故，进京探视。（1751）

严修虽然不愿参与教育会议，对于民国政府的教育大政方针却相当关注。7月21日，为教育宗旨事到南开中学访张伯苓，事因教育总长蔡元培拟教育宗旨五项，为道德主义、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世界观和美感。教育会会议竟将四、五两条取消，“大奇大奇，余劝伯苓力争之。”（1744）

平日严修除了为各种教育事务奔波，就是参与开滦合办、洋灰公司、造胰公司等董事会议。其时滦矿公司发生内讧，股东攻讦总理舞弊营私十事，公司为此经常开会，最后查实多系误会。（1737）此外，对于来自各方的各种请托均一概推辞。有旧同年托其向袁世凯求官，敬谢不敏。仅允诺向另一同年写介绍函。（1735）6月9日，任北洋法政教员的日本人浅井周治来访，其嗜汉学，将入北京大学经科，年初曾托籍忠寅等介绍，欲师事严修，力却不可，当日与之久谈。（1739）

严修

7月25日，严修偕夫人、妹妹、女儿女婿等登大智丸轮船，前往日本，此行既非漫游，亦非考察，且与政治无关，只是牵率来探望留日的晚辈并送其中欲远行者。在日期间，住在横滨，终日静坐，或看小说，或与儿孙辈嬉戏，或往江之岛等近处游玩。有时也会见访客或是拜访中日友人。8月15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大燮来访。8月16日，辻武雄来访，久谈。后者于1898年即来北京，曾任江苏师范学堂教习。通华语，但不甚娴熟。拟于9月仍到北京，请严修介绍友人。严修为其写致范源濂等人名片。（1766）9月3日，在文科大学支那哲学文学研究室的北村泽吉来久谈。后又回访北村，看其所编荀子的书稿及其他汉学家著作，并于午饭时观赏旧日文人雅集时的胜景。（1772）

旅日期间，严修留意学习新事物，参观了一些学校、幼稚园、博览会、水族馆。对于日本人的勤俭立国，叹不能及。“每日四钟即起，夜过半始睡。且终日劳动，未尝安生。吾国之人，何能及此。吾家之人，亦多不能早起，视吾父吾母当年迥不同矣。”（1763）不过也第一次看见日本人之间的公开争吵。看日文杂志《声》，耶教人士所办，每月一册，已出至433号，材料丰富，征引繁多，科学知识之充足，决非天津青年会每月几册之报所能比拟。上海所出青年报，较天津远胜，比日本仍有不逮。回国后拟劝张伯苓等提倡此事，于中国基督教会不无裨益。（1767）听来访的水产学校养殖科学生谈养殖事业，问以中国可否仿行，得到在胜芳可购地数亩小试的建议，闻而心动，准备回国后实行，即使不做养殖之用，鱼苇菱萍之利，也必不至亏本。（1770）吃到日本的煎豆腐，味道甚佳，准备回国效法。（1772）故地重游十年前曾经参观过的高等女学校，注意到其注重直观教育，使学校与社会接近，并培养学生公益心。（1773-1774）9月13日，乘竹岛丸离日回国，16日抵达大沽，次日由塘沽乘车返津。（1745-17）

因为人望颇高，严修还是成为各方借重的对象。9月20日，顺直赈捐会代表前来，告以拟举严修为副会长，婉却之，仅答应为会员而不能到场。次日，该会举定冯国璋等为正副会长。10月6日，黄兴来访不值，得知后往访，并晤陈其美，谈二刻许辞出。10月12日，访梁启超，谈未数语，客络绎而至，不能尽其辞。遂先辞出，异日再来。是日，有人来以所拟道德救己社章程见商。严修于此举疑义甚多，不敢率尔赞同。（1748）11月9日，致函王小汀，辞国史馆总裁。（1752）

是年严修看戏的瘾极大，尤其热衷时事新剧或新编历史剧。10月16日，南开学堂首日演剧《华娥传》，女宾极多。严修佩稽查员徽章随同照料。剧凡八幕，中间穿插戏法、双簧等。次日，南开学堂纪念日，前往参观并听演说，晚饭后再度前往，可惜电灯损坏，不能演剧，来宾千余人均扫兴。19日，又到南开学堂观看运动会，与会学堂共8所，北洋大学堂、法政、高等工业、新学大书院、军医、德华、官立中学、南开中学。（1749）23日，到南开学堂遥观演飞行机。直到11月22日，因友人传言不解王少泉打牌和严范孙看戏两事，拟劝王不打麻雀牌，“又思劝人，必先自治。余近来耽恋观剧，亦非所以表率后学，遂矢志自今伊始，非关公益组合及真有关于戏曲改良者，决不涉足剧场。”（1778）从此剧场茶园足迹渐稀，但仍参与编排新剧以备募捐，青年会开音乐游艺会，亦偕家人往听。（1778-1779）取代看戏活动的，是恢复到各处听演说。

年底，严修接到京中来函，袁世凯欲请他出任教育总长，并托人前来劝驾。严修请劝驾者先行复函，表示1月上旬将赴京面谒。当晚严修在日记中总结其民国元年的生活：“余今年除东游一次，充官民联合会长一次外，竟无可记之事。临帖虽未间断，然不长进，东游时作诗数首，亦无足观。又虚度春秋一岁矣。”（1785）话虽如此，一年的岁末由旧历改为新历，且以民国纪年，在严修变化不可谓不大。尽管躐进共和，非严修所愿，袁世凯任大总统，却在严修可接受之列。只是他不愿出山做事，几次被邀入阁或出任其他要职，甚至一些社会事业，除非关乎天津地方，一概敬谢不敏。这样的虚度，或许正是严修所愿。与之来往的人物，除戚友同乡外，半是寓津的遗老，半是旧日的同僚。

壬子新正，早就赋闲里居的叶昌炽还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身在共和时代。武昌起事以来，经过近半年的内心挣扎和独自发泄，他只能面对现实。对于南京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极尽讽刺，又表示“吾侪小民，但知有皇上谕，焉知总统令，从此黜涉不知，不复污吾笔墨”。[35]虽然他期望平安，可是“天下安有无君父无政无学之国可以保治安哉？”（6899）民国的一切，在他看来一无是处，因而随时借题发挥，纾解胸中愤懑。如蚊虫叮人肤吃人血以为粮，叶昌炽即联想到“如今之政党，杀无赦。”（6975）凡旧友同僚出任民国官职者，都感到可惜可恨，顿有云泥之隔。总之一句话，民国不成其为世界，所以宁可与世隔绝。

张元济（1867—1959年，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光绪壬辰进士）自从戊戌政变被革职永不叙用，即不愿踏足政坛，虽然一度开复原官，进京任了学部参事和储才馆提调，很快便抽身南下。他所全力关注的，就是能够影响社会至深且远的出版事业。辛亥年还曾登报声明自己无意于官途。现存日记自民元5月22日始，所记基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各项出版事业的相关事务。商务原来以编印教科书为重要业务，进入民国，张元济因为与教育总长蔡元培以及教育部官员长期关系密切，编印教科书仍然具有优势。由于事起突然，时间紧迫，民元来不及新编教科书，只能将原有教科书略加审订修改，由商务印书馆承印的就有手工教科书二册，订正初小最新国文教科书十册，简明国文教科书八册，简明国文教授书二册，高小女子国文教科书四册等。[36]同时聘人新编各种教科书，如包天笑就受聘新编小学国文教科书。

教科书之外，其他出版计划以及相关行事，大都延续清季的安排，如庄俞参加临时教育会议，就援引从前谘议局、资政院议员例，送半薪。（4）革命造成国体政体变更的痕迹至少在日记中不大清晰。所涉及与革命相关之事有二，一是伍廷芳有议和本末一书，嘱商务发行，“索全稿阅过再定”。（2）一是陈重民以革命蓝皮书译稿见赠，“允出书送五十部”。（8）前者当为《共和关键录》，张元济看过全稿，似乎并未同意出版。目前所见署名观渡庐即伍廷芳所编《共和关键录》，是民元由著易堂书局印制。张元济与孙中山及国民党方面的关系总有些磕磕绊绊，蓝皮书为英国公布的有关辛亥革命的外交文件，反而能够由商务出版。何以厚此薄彼，不得其详。

黄沅的日记一直用干支纪年，改元没有造成什么困扰，仍然延续旧惯。可是平静之中已经是山河变色，不言国事，只好多说家事。少了那些连篇累牍、重重复复的呓语梦话，生活恢复往日的平淡，每日所记简单了许多，篇幅大减。回顾辛亥，黄沅相当沮丧，“余上年所作之事，一无成就，惟所化之洋，尚未大去，深为大幸。可见人生之一作一为，皆存诸定数，难于强求也”。[37]（423）

虽然帝制结束，实行共和，社会的变动的确很难说是天翻地覆，从清季到民元，在台州府、临海县、葭沚镇掌控权力的差不多还是那些有头有脸的士绅殷户，只不过各自的头衔名目有所变换。正月十一日（2月16日），陶寿农和黄崇威赴郡城，开会公举参议员。（424）临海县现任知事署缺未久，省中另委温州乐清县周姓知事接替，黄崇威疑心是由与己不睦者运动而来，陶寿农之子陶习之的同学与周相熟，即往杭州寻周探视，以定应对之法。（425）其实临海县知事冯仙阁夫人好赌最贪，邀同郡城赌徒多人至其家中，日夕开场聚会，人亦因在知事家聚赌，不至差累之忧，以致声传日广，省中官场上人亦闻，悉作为清谈。冯访悉其言，气恨已极，即邀县差至家，如见赌博，无论男女，随即拿署。差人去到，见赌兴方盛，随即拿人，其夫人阻止不得，梗留数人，差亦带一人到署销差。冯知事将带到之人交执法官严办，执法官知其家中之事，难于照例惩办，将所拿之人责释而已。自后冯与夫人大相滋闹。（442）

可是，在黄沅看来，帝制时代的终结，人生已失去任何意义。没有做过官也没有正途功名的黄沅对于清廷如此执着，多少有些令人费解。正月十四日（3月2日），他函邀关祥师来，商议就其天台山粘花室之侧造一茅棚，名曰止园，“落成之后，抛却家务，隐居于此，以终天年，为幸多矣”。（424）他还向华顶禅寺捐款50元，在天台山拜经台立碑。

万般不如意之中，也有聊以**之事。其父自甲辰年（1904年）赴京候选到晋，只有丙午年（1906年）请假旋里一月。山西反正后虽然决定辞官，因局势不定，迟迟未能启程返乡。上年黄沅即打算于开春前往迎接，亦难以成行。二月初三（3月21日），其父携带家眷终于从虞乡出发，经平阳府、榆次县换火车至天津，再乘轮船到上海。预计20日可以到家。（430）因途中耽搁，行程翻倍，直到三月廿四日（5月10日），终于携妻妾子女仆从等回到家中。（433）

因父亲平安归来，黄沅拟抛弃家中诸事，每年二三月间游览普陀、申江、甬江及各名胜，五月赴天台山避暑，九月回里，十月再游览近处诸名胜，最后两个月则料理家事，年年如此，长享清闲，胜过南面为王。（435）忆及友人亡故，觉得“人生空甚，古人云处世如浮云，又云人生若大梦，斯言真不谬也。富贵贫贱，均是一梦。生在天地间，总以无愧于神，无愧于心，则愿足矣”。（443）

三月二十日（5月6日），葭沚诸绅公议该镇殷户平粜事，义仓粜至廿三日为止，中空数日，四月初一（5月17日）起开粜。各家接连而粜，陶寿农、黄崇威及黄沅三家各承接10日，直到五月底。（433）然后由中户分粜一个月。（437）由此可见，黄沅家的资财在当地位居前三。二月初八（3月26日），黄沅长女出嫁，设细菜两席，粗菜85席。（427）十天之内，黄沅家共售米392石，其中包括不敷的30包，系向陶寿农籴来。总共亏洋900余元，均由其父经手。（438）

台州同昌盐号，原由外地人李商承办，本地诸绅一直不满，以为利权外溢。三月下旬，由俞棣生首领，电禀改为由台州六邑集股公办，奉浙江都督批复，准如所请。正式公文尚未到台，俞棣生等即行接手开售。（434、441）而李商虽然已将大盘交付他人，并无亲信夥友在台，未能具体办理交接事宜。所托之人怕吃眼前亏，且无力阻止，仅将簿秤交与新商。黄沅料想将来李商势必多事。据说此事主意皆出诸黄崇威，但其不愿合伙，碍于情面，于600股中仅出10股，本洋仅千元。（442）果然，李商同时赴部呈控，批饬续办，并有正式明文，因而不肯交盘。而台州各地则禁止李商售卖。（444）后来得知李商五月中旬已将同昌总号改名台州盐务公司，并得到部中批准续办临海、仙居、缙云、永康、武义五县盐务，但是电文到台而无效。俞棣生等获浙江都督批准办理台属七邑盐务，李商不肯交盘，俞棣生等只好到海游鼎新总号接盘，其法与同昌接法一样，抛开前商一切盐觔不顾，取其秤来，随行开卖，并禁止鼎新售卖。但鼎新原来只办宁海、天台两县盐务，因而与李商的争拗还将持续。（448）

清制外官须避籍，改官制后拟废除，民初正式实行，省府州县的大小官员，多由本地人出任。对此一般认为是改善之举，符合宪政精神，黄沅却极为不满，以为乡民大为吃亏。去冬章唤新赴省谋台防帮统，旋言省中谋差最易。五月廿日（7月4日），新任临海知事周六介到郡。（443）随即更换财政、民政等科科员。（449）六月中旬，省委台州新任各官与当地官绅会面，台州地方审判厅推事楼蕴山，绍兴萧山人，拔贡，为人最精明；临海县知事周六介，温州永嘉人；临海县警察长施新初，永康人，均为年约30岁左右的新进。（449）而当时浙江全省担任各县知事者，不少仍是前清的知县知府，在前清候补者，民初仍然候补，只是名目变换而已。（452）

临海俗例，大暑之时，江边堂香客极旺，百余里外者亦来拜佛，唱戏贩卖，向有赌徒聚众赌博。黄崇威因新任知事周六介颇有锋利之名，又初到任，恐赌风大盛，似难为情，邀周梅五出示严禁，不意仍然如旧。于是再邀巡官到现场拿赌。本来巡官打算与周梅五先为到场禁止，若不见效，再为拿办。而周梅五担心与赌徒结怨，只派巡官与保安队8人至江边堂，赌徒误会巡官拿人，先将赌钱收拾，假言被保安队抢去，百余人看巡官将到水塘边，即将其与3名保安队拥落塘中。四人被救起，周梅五饬差会同保安队访拿为首赌徒，不能骤得，即行具文县知事，并邀巡官一同晋郡，亲与知事接洽如何办理。（446-447）后因正凶逃亡在外，只好随便抓一赌徒顶缸。（456）

权力结构的重组使得官场之上与官绅之间的争斗日趋激烈，暗潮汹涌。友人告以“如今世时，皆以言语为刀枪剑吉【戟】，一言而致福，一言而致祸，凡遇说话中，必须格外留心，是为至切。”（442）葭沚镇区官调至海门任警察长，与陶寿农不睦，以致禀控，“其情节多端，乃为孔方不满其意，致相互控。可见状纸无真，水银无假。前有秩序时代，常且如此，何况于今乎？”（432）据称陶寿农私收烟捐，所控已经省署批准。（441）陶寿农被举为商会总理，上峰借警察长禀控劣迹批驳。后又有绅士电禀上峰，所谓葭沚劣董，互相龃龉。（439）浙江都督换成朱瑞后，陶寿农被前海葭镇巡警长盛秉德攻讦之事，已经浙省各司宪批示森严，着宁波地方审判厅讯明办理。现今新规，倘若延宕，即曰有心趋避，即照原呈定拟。陶寿农因未运动确实，不敢赴质。上月有人赴杭，代为运动妥当，于十五日赴甬质讯。陶寿农对于此事开始不为介意，后见省批如斯，即与盛说开，又托人设法让盛与石门县巡警长互调。不意盛过于刁难，不肯赴石门，留在宁波待质。（450）

黄崇威久有谋办海门厘局之心而不得，后以厘局改为统捐，较抽厘更优，海门一区，每年剩余四万有余。海门统捐一席，浙江省法院陈院长代黄岩朱老先生言妥，已经送稿待发表，不料黄崇威托人携洋4000元请雷莹阁令侄运动得之，令陈院长和朱老先生有失颜面。后陶寿农到省，提议双方名义上合办，每月送朱一二百元作为脩金。而黄崇威以为雷君力大，不肯合办。周平泗返台，与黄崇威谈及浙省官场的黄岩籍人士上则臬司，外则各机关者不少，统捐一事恐有变数。两人筹划，让黄岩人参与台州盐务集股，又让任第六中学教员的黄岩人挂名台州统捐局会办。可是黄岩办盐务者不知系黄崇威暗中相助，黄岩籍教员又不愿挂名会办，在省黄岩人觅黄崇威之短不得，遂借故将其即行撤差，另委浙江都督朱瑞的堂兄弟朱德侯继任。黄崇威邀各商家及新军致电而无效。（450）六月十七日（7月30日），朱德侯抵台接办统捐局，黄崇威拟避往上海，伺机报复，并将家藏快枪运上船中存储，以防不测。总之，无论官场浮沉，官司输赢，还是商场盈亏，背后都有错杂复杂的人脉运作。所以黄沅认为，虽然事有定数，还是尽量不要与人结怨。（452）据说此前陶寿农、黄崇威高见虽佳，凡事半出自周平泗之出谋划策。去冬周平泗避姚梧冈之锋赴瓯，未能留意此事，以致两人行事判断有误。（450）

各种层级的选举是士绅参政的重要形式，而权力的争夺则使会场变成战场。五月初七日（6月21日），选举初级议员，黄崇威意定周载熙、王云梯、周孟东、潘赓藻（云轩）、丁继楹五人，复选时可举周载熙为议员赴省。投票时黄沅未到场，据说到者约数百人，其中保安队勇百余人，而投出的票数却高达万张，较投票者逾20倍。“其所由来者，不言可知。世事如斯，地方安有公理乎？”（447）其时黄崇威家繁华异常，黄沅自警勿效，人生福分，能有几何，以免乐尽悲来。（447）果然，不久黄崇威被免去办理统捐之职，避地沪上。周载熙欲竭力运动坐省议员，因黄崇威不在，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旁人视之能者不为能，不能者不谓不能，抛却红尘，世界便是洞天福地。只求人皆如是心，则争斗之念无，争斗之念无，则厚己之心亦无，厚己之心无，平心中正，何异神仙焉。”（455）

至于已成定局的革命，黄沅仍然耿耿于怀。有时看到各地投入革命的前清官员在民国政坛上起伏，便会忍不住议论几句，将上年那一套忠孝节义的陈词滥调重复一遍。（462）死于辛亥的山西巡抚陆锺琦是浙江萧山人，其子、妻、仆相继而死，黄沅以为“忠孝节义出于一门，死犹生也”。并将知情者所言山西藩、学、臬在变乱时的表现详加记述，当时该省大小官员或去或逃，不去不逃者，均代民军办公而已。（492）他还详细记述各地浙籍官员的表现，“或忠孝节义俱全，或慷慨捐躯，或赤心报国，均是浙人，千秋之后，非独陆、张之馨香万世，即是浙江人民，均仰余光于无穷也”。（493）

与此相反，革命党人在黄沅眼中则基本是负面形象。仙居县城内外互相纠斗，知事将为首四人拘押。其中有朱益卿，本无赖子，“入泮后由官费送入东洋肄业洋务，因此投入孙中山，革命之所致也”。（484）而同样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的杨子商，上年在上海制造炸弹，失慎毙命。九月间，其灵柩运抵台州，进城之日的当晚，台州泰丰门城墙便倒塌，不知应何征兆。（485）据陶寿农说，孙逸仙在外洋创说革命数十年，上年为大总统时，只行一阴历改为阳历之事耳。（494）

成见既深，民国的各项举措及相应变化鲜有是处。据报载，民国成立一年以来，教育非特毫无进步，且大有一落千丈之势。（521）当地椒江中学改为商业中学，所请教习是日本商学毕业，每年脩金1200元，在台州居首。（435）黄沅的亲戚赴北京就读实业学堂，“现在时事如斯，赴京肄业，多化有用之银钱，置诸无益之地，深为可惜”。（454）新式学堂花费较从前不止二十倍之多。陶寿农长子陶习之在杭肄业，每年须一二千元之巨。（461）[38]对于文明结婚，“好时者以此为新式奇闻，我等可以不必学此，以存其旧为妙”。（487）台州士绅家女子读书，尤其是入女子学堂后，大都不遵从父母之命，要求退婚。黄沅感叹女子不识字为一德，斯言不谬也。（520）

六月三十日（8月12日），黄沅停止订阅《申报》，改订本地的《赤霞报》。“现在报纸所纪各事，实无趣味，今年购取半载，余而详览者不及十纸。今之时世，报纸亦不可不买。海门新出《赤霞报》，倘不向购，颇难为情，彼又自行送下，难于固却，只得购彼一分可也。”（454）黄沅购阅《申报》，从丁酉年起，迄今已有16年之久。《赤霞报》新闻大约将各报消息拾掖而成，全年订价四元五角，所言虽不详，亦有可观之处。（460）而且尽管言事较迟，但免得七日一往海门取报，且每日送来，可谓至便。（461）后该报一度不能正常出刊，八月廿四日（10月4日），由郎翰臣、江梦生代为经理。

是年黄沅身体欠佳，寒湿颇重，进补甚多，又信风水，其家人也多病，因而日记中记述了不少医理药理医德之事，包括各种参茸补药的药性、药价、药店、服法、疗效等信息。所用名贵药材，价格极高，一般家庭，根本无力负担。乡绅中也有不少人信奉退为良医之说，好讲岐黄之术，实则于医理医道只能纸上谈兵，无俾实用，自以为是或自欺欺人者，难免庸医杀人。临床诊治，还是西医治病见效较快，令黄沅称便。（454）受王俊卿的影响，黄沅认为中国方药较外洋为佳，而外洋跌打损伤及外用药较中国为好。（458）

民初政局动**，外国势力乘虚而入。六月间，一艘英国兵舰驶至海门关外，问以何事，答称浙洋匪氛不靖，来此梭巡。向来外洋兵舰即或进洋，彼此各放21炮，今则不然，驻三天而去，言赴温州。“度其用意，看是处者并无有国，偶然至此而玩耍之。”（448）自七月中旬起，黄沅对纠纷不断的中外关系逐渐关注，七月十七日（8月29日）听陶寿农说外国人在伦敦公议将中国瓜分，“闻言之下，不胜长叹而已。何至中国乃堂堂大国，今至若是，令人悲泪如涌。余自正月以后，有言国事者均不与闻，己亦不言而已。今陶寿翁言及如斯，偶而记之”。在他看来，“以前百姓畏官，官畏洋人。百姓畏官，即是畏君，尚有王法在焉，所以君尊则治，君卑则乱。官畏洋人，恐致交涉，事事退让，国气衰弱而已。今则百姓不畏官而畏洋人，不畏官者，目无王法，所以君卑则乱，畏洋人者，百姓无知焉，知有交涉乃天意焉，其中奥妙深机，非草野所敢言耳”。（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