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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有遗有老（第2页）

八月初一（9月11日）晚，亲贵（醇邸、世续等）公宴北上来京的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绍英亦出席作陪，贝子溥伦代为演说，以表皇族开会欢迎之意，略谓从来有非常之人，始能建非常之功，其孙中山先生之谓乎？今改数千年专制政体而为共和，固由孙中山先生及诸位先生之功，亦由我皇太后皇上至公无私、以天下之政权公诸天下。惟自改变共和政体以来，而天下事变愈亟。语云：世界能造英雄，英雄亦能造世界。此后政治日进文明，不第我皇族得享优待之荣，天下人民常享升平之福，均惟诸位先生是望云云。说毕又云：余今日得见诸位先生，至为光荣，举酒愿祝诸位身体康健。同座均鼓掌。孙中山令黄克强答词，略谓现在世界竞争，中国非共和政体不能自立，是以孙中山先生热心改革，全（合）民五族共和，实由皇太后皇上圣明，德同尧舜，我辈均甚感激。惟此时外交甚为警戒，切望五族一心，勉力进行，以济时艰（345-348）。[23]

九月初一日，即阳历10月10日，为民国国庆日，国务院开茶会，送来入场券一张，因早间进内，且大、常礼服均一时不便，绍英未能莅会，在家静息一日。（358）前清时内务府用款甚多，入不敷出，宣统三年用银134万两，进款115万两，借款45万两。（340）今非昔比，必须设法撙节维持。十月，清室派溥伦、世续、徐世昌、陆润庠、陈宝琛、绍英等人通盘筹划所有内务府及有关衙门归并裁撤事宜，会同醇亲王妥拟办法。（368）十一月十九日（12月27日），因民国政府拟开放天坛作为公园，将列神位移至太庙供奉。民国政府还要求借乾清外围三大殿作为礼堂接见外宾之用，将三海房间及新建府第借民国政府住用，开放金鳌玉栋桥以便交通，开放北海作为公园。乾清门以内则永远留用。（377）可见民初北京政府对清室优待之中，也有挤兑，并非完全礼敬。十一月廿三日，世续面奏上述事宜。造化弄人，是日为阳历12月31日，绍英的日记本刚好写满，自明日起另本登记。“此本应查之事甚多，应妥存备查为要。”（378）从1913年元旦起，绍英的日记改为阴阳合历。历史的无形之手冥冥之中仿佛掌控着生者的命运。

民元许宝蘅自旧历初三起，加记阳历于阴历之下，5月1日起，完全改用阳历。这很有些像是许宝蘅本人行事的风格。他一面继续原来承宣厅的公事，一面被袁世凯派为内政秘书。2月21日，他先到秘书室会晤同人，“又晤临时筹备处同人，筹备处设在外务部西侧，内分法制、外交、内政、财政、军事、边事各股。项城嘱余于承宣厅诸人接洽办事，四时先散。到升平园剪发，洗浴，剪发时，觉心中颇有感触”。[24]去掉头上表示臣服的发辫，多少意味着他与清室脱离关系，正式入仕新朝了。

对于自己的进入民国之道及心境，许宝蘅别有一番解释，他认为民国取代清朝，是由承平进入乱世，“当此乱世，一瞑不视，未始非福。”（403）可是他并不因此而弃世，“余颇信数，以为人生祸福利害，无不有定，无可趋避；又以为为人之道不应无始终，不应弃事，不应专顾自己。寄云谓当今之时，是非无分晓。余谓只能尽其在我而已，不必责人，亦不必徇人也。凡人若有应服之职务，万不可委之而去。譬如一室，为我所居，必无室而后与我绝；一物为我所用，必无物而后与我离，至于离绝之后，而我徇之，则儒家之一义也；离绝之后而我忘之，则佛家之一义也。若孔子之儒，释迦之佛，则无徇无忘，顺其自然而已矣”。（400-401）

依照这样的信条，许宝蘅在秘书室、筹备处和承宣厅三处办公，他听说南方临时政府北上“各员均改西装，颇多浮薄少年”，（405）心中不以为然，可是自己作为特派委员前往参议院时，也首次改穿西装。5月下旬，国务院总理发令取消承宣厅筹划一切，许宝蘅作为新政府的代表接收，将旧案清理送方略馆大库。以后又陆续接收了翰林院、给事中衙门等处，前者“仅一主事，交印二颗，其文卷书籍皆无存者，器具则为茶役等所朋分”。（411）后者也是交接印信外，文卷等类皆无。

6月，许宝蘅将家眷从天津接回。10月，出任铨叙局局长，事务相较于原来身兼府院秘书之职相对简单，每日到局到府，例行公事而已。他的处世态度，也是导致后来失足落水的重要原因。

从郑孝胥主张改用阳历可见，至少在铁杆拥清保皇者看来，他实在算不上是清朝的忠臣。或引郑孝胥日记语“民国乃敌国也”，以证明其与民国为敌，且扩而大之指清遗民均与民国为敌，就有进一步细究的必要。此事的直接起因是，1918年1月18日，唐文治派人持书来访，因南洋公学建图书馆，欲由东南各省绅士联名呈请内务部，发《四库全书》一部庋藏图书馆中，钱能训已允发，惟联名之数未足，希望郑孝胥列名呈中。郑表示：“仆不认有所谓‘民国’者，故不能列名。此事甚好，当试询沈爱苍、林贻书诸人。如彼允列名，明日可以电话奉复。”“夜，林植斋来示其友书，亦以请发《四库全书》事托林来求列名。余语之曰：‘余与民国乃敌国也；吾弟尝为安徽政务厅长，以彼列名则可。’”并代为请托其他人士。[25]这显然并非汉贼不两立的意思，至少还不到这样的境地。只不过郑孝胥以清朝臣子自居，形式上与民国处于相对地位而已。

尽管1911年10月底郑孝胥从天津开往上海的轮船上已经做好终身为清朝遗老的心理准备，并且一再表明决心，却视为受官中毒、饮鸩止渴的不得已，颇有些后悔登上清王朝的末班船，以致无法弃船逃生。自视甚高的郑孝胥一度甚至异想天开地企图在南北之间作调人，这在真正的遗老看来，实在是大逆不道。

民元2月，郑孝胥“闻满洲皇族所争者，优待条款而已，是已甘心亡国，孰能助之，哀哉！苟皇室有死社稷、殉宗庙、宁死不辱之志，则忠臣义士激发奋厉，纵至亡国，犹可为史册之光耳。今闻惟载泽、溥伟不愿逊位，其余皆苟活偷生，不敢反抗。王室如此，而欲责忠义于臣民，难矣”。与恽毓鼎将清亡归咎于变政截然相反，郑孝胥认为导致革命的根本原因是清廷反对立宪。他对孟森等人说：“革命党魁，君知其为何人乎？景皇帝为君主立宪之党魁，反对立宪者，孝钦也。有孝钦反对立宪于前，遂有庆王、摄政王伪饰立宪于后，乃成瓦解土崩之局。故革命党魁非他，即孝钦是也；庆、摄助而成之，亦其次耳。”（三，1390）认为庚子后清廷实行假立宪才导致革命的结局，因而屡指慈禧为革命党魁。（三，1400-1401）

退位诏下，在郑孝胥看来，清朝已经名存实亡，而且所亡的不仅是国家，还有天下。辛亥除夕，他在日记中写道：“北为乱臣，南为贼子，天下安得不亡。”并且完整抄录了退位诏书和优待条件。然后咬牙切齿地写下一段话：“干名犯义，丧心昧良，此乃豺狼狗彘之种族耳，何足以列于世界之人类乎！孟子曰：‘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今日之谓也……夜，闻爆竹声甚繁，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三，1396-1399）如此恶毒地仇视革命，较清朝的皇族老臣有过之无不及。

载沣与溥仪

壬子新正，郑孝胥记为宣统皇帝退位后第一年，承认清亡的事实，不像顽固不化者如升允，仍然用宣统四年，同时也不承认民国的合法存在。他告诉贺年的日本人士“受吊不受贺”（三，1400），表达对于清亡的哀痛，同时表示不能接受共和时代来临的事实。对于民国，他一开始就处于对立面，当面向同盟会会员表示：“吾不能自欺其良知。宁使世人讥我之不达，不能使后世指我为不义，故反对革命之举耳。”（三，1401）可是对于清室，他也充满怨恨。屡屡告人“孝钦后初反对立宪，庚子后乃为假立宪。庆邸、摄政王承其宗旨，遂成革命之局。然中国人无真面目，作伪乃其天性，自今以往，当有假统一、假共和之现象，拭目以观之可矣”。（三，1400）

与清室关系本来不深的郑孝胥，何以对反清革命、民主共和如此深仇大恨，多少有些令人费解。其实，要说郑孝胥对清室忠贞不贰，的确有些勉强。他之所以坚决与民国为敌，将自己牢牢绑在清朝的沉舟之上，与个人的抱负野心不无关系。壬子新正当日，他对孟森说：“华人之排外，由于无人道；其畏外，由于无人格。且排且畏，此何足以抗外人哉。今欲中国发达，唯有借债造路，全国开放，则外人之压力自然消灭，前此所有失败之条约亦自然失其效力。举国之内，谁能信吾言者？使吾主全国交通之务，当令国土实力骤涨，政治之改革乃后图耳。”（三，1400）3月7日，他作诗《书事》，曰：“能发能收古所难，坐看沧海舞狂澜。欲操政柄真愁晚，竞废纲常似未安。寡妇孤儿良易取，中原万里遂凋残。受恩累世成何语，却笑留侯说报韩。”并且解释道：“乱党欲援九世复仇之说以饰其排满之举，而未读《留侯世家》乃有‘五世相韩，为韩报仇强秦’之语也。”（三，1403）

郑孝胥自视甚高，抱负极大，志在封疆，他既有主见办法，也能具体办事，是清季为数不多的能员干吏，屡屡出现在枢臣疆吏的保举名单之中。可是，王朝体制下，选官意在保境安民，太过能干，容易不循常规，甚至为所欲为，令当朝执政多几分担心。像郑孝胥这样的能吏，虽然不断到处派差，以应对层出不穷的时事，却迟迟不得实官。好不容易于辛亥年实授湖南布政使，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不料为突如其来的革命所葬送。这不免让郑孝胥耿耿于怀。尽管他对清廷诸多埋怨，却仍然宁愿以之为实现个人抱负的凭借。对于建立民国之人，他失望至极，认为“今日所见者只有乱臣、贼子及反复小人三种人而已。乱臣之罪浮于贼子，反复小人之罪又浮于乱臣，其余皆难民也。”（三，1403）

不与民国人为伍，甚至包括昔日的同道，是郑孝胥自我标榜的节义。他称赞升允兴兵反对共和，“可为忠臣义士吐气”，（三，1407）而见其电文中有“决不与共和为难”等语，担心有意预留转圜余地，认为“宜力战直前，俟必不能支，则以奔俄为末路，使志趣大明于世界，亦可为满洲生色矣。列国必敬重其人。千载而下，不愧为王保保也。”（三，1405）内争不得则宁可援引外强，郑孝胥自己后来也走了这一条末路。对于宗社党密谋复辟，他满怀希望，并赋诗明志：“自信宿心难变易，少卑高论莫张皇。”（三，1410）同时坚持借债造路为速成统一之策，以免瓜分祸起。

可是在公开场合，郑孝胥并未与革命党撕破脸，与清廷又无太多瓜葛，所以革命党人如戴季陶、于右任等，还试图与之联系，郑孝胥也没有断然回绝。他对袁世凯则大为不满，认为其妖狐尾巴终于露出。因为与北京政府无涉，又参与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从事文化事业，社会名声尚不恶。1912年底，华侨有意选举其为参议院议员，孟森询问其意见，郑孝胥表示：“为社会任事，如蒸沙作饭，终无熟时。使余得权，不虑反对，否则，主持报馆，警觉国人，亦尚可为。华侨真亡国种族，窃不愿受其选举也。”（三，1447）传言北京政府欲授其为黑龙江都督，友人劝以出而应之，未置可否。

民国元年除夕，郑孝胥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张坚伯语余曰：‘去年能死，亦可保全名节，然心颇不甘；今年乃追悔其不死，奈何！’余曰：‘子盍作已死观？今日游魂为变，亦足乐也。”（1452）实则张鸣岐并无殉清之意，不久便做了袁世凯政府的高官。而郑孝胥的劝解倒很像是自我解嘲。

由于和清室及官场的渊源并不深，郑孝胥虽然自认为执守臣节，在亲贵官僚们看来不过是过客，没有资格忝入遗老之列。张勋复辟时，郑孝胥上谕见召，却为青岛、上海的复辟党加以白眼。民初像郑孝胥这样本来与清室关系不深而以遗老自认者不乏其人，而且往往各有盘算。辛亥政权鼎革，形式上是清帝逊位，民国政府予以优待，因此民国政府与逊清王室的关系并非敌对。由于满汉等观念纠结，与清初的明遗民不同，民初真正算得上清遗老的为数不多。不少人至多只是文化遗民，因为和包括遗老在内的老辈交往较多，而被他人指称为遗老。清季任过学部主事的陈衍就直言不讳道：“惟余甚不主张遗老二字，谓一人有一人自立之地位，老则老耳，何遗之有。”[26]被视为遗老聚集之所的清史馆，其中不少人就过民国的职位，不仅食了新朝的俸禄，甚至做过共和的高官，早已无遗可言。作为就任馆长的条件，赵尔巽还曾要求民国政府为其弟赵尔丰平反，理由居然是赵尔丰赞成共和，有功于民国。况且，清室犹在，便修清史，行为本身已经大逆不道。梁鼎芬就曾致函赵尔巽，责以“国号虽更，少帝尚在，当此时代，公然编纂清史，对于现今幼主而直书前皇之遗事，宁非不敬之尤者耶？”[27]溥仪身边的陈宝琛、梁鼎芬、陆润庠、刘廷琛等人因而“视他为贰臣”[28]。

郑孝胥的行事，也并非愚忠那么简单。民初的时势使其可以借遗老之名自高身份。在前清官员当中，仅就日记所记内容而言，像郑孝胥这样密切关注民初时政者几乎是绝无仅有。张勋复辟之后，所谓禅让的格局已经破裂，民国政府与逊清王室的关系日趋对立，清查复辟，驱逐清帝出宫，国民革命推翻北京政府，建立国民政府，用共和革命的眼光重估辛亥政权鼎革，看法自然大异。在此之前，郑孝胥不讳言以民国为敌国，也只是表明不与之为伍，尚未到汉贼不两立的地步，所以不仅认为拨发《四库全书》一事本身甚好，还代为联系他人或推荐自己的胞弟具名呈请。

孟宪彝所在的长春，未经革命而进入民国，其行事因而不免有些怪异。2月18日即旧历正月初一日，孟宪彝改用中华民国纪年，同时并用新旧历记事，以新为主，旧从之。是日日俄领事及日俄官商各界皆来贺年，孟宪彝致辞，“以中国时局方定，换旗改历，正在新旧绝续之交，我国官民，亦正在力加整理之日。敬惧方深，不敢当贺”。他一面出示晓谕督抚换旗改历及袁总统中国更新电，俾众周知，一面派人赴被革命党占领的哈尔滨及公主岭查看乱党情形。（573-574）

次日，孟宪彝赴日本领事馆请其查禁公主岭乱党，声言：“若在华界扰害，定予派兵剿办。”又约集兵警绅商各界人等来署会议防守之事，并宣告中华民国大局现在情形，各界均极赞成保安地面秩序。如再有冒充革党扰害治安，即以公敌目之。（575）当日获悉哈尔滨党人战败逃逸。

2月21日，以前担任长春教员的党人齐绪堂来见，言明前在大连附从革党，昨从铁岭来，深悔在铁暴动，惹动交涉，贻害地方，为彼党之咎。现在彼党均极困穷，骤难解散，求为筹策，免致将来为地方害。当与议定：1。彼党之上级人各给川资分散；2。解散后不再诛戮；3。所招胡匪及曾充兵警持有枪械者，编入营队，另派武官管理。禀明上司及督抚后，遵照办理。（578-581）铁岭、公主岭等处党人即以此法解散。日本附属地内有革党据点，孟宪彝请日领事派警驱逐，日领答应保无暴动了事。（587）又到头道沟党人聚结地，劝谕党人搬迁到附属地居住，并保障其身家安全及接济其日用。在孟宪彝的处置下，换旗改历前后东北全境的“党乱”未在长春爆发或蔓延。

3月13日，长春各界联合集会，庆祝中华民国成立，袁大总统授职。（621）此后，孟宪彝的主要政务就是维持治安，除了处理遗留的党人问题，驻军也出现不稳的迹象，兵勇常常闹事，且不服从长官，令孟宪彝大为担忧。4月2日，日记中断，重新开始时，已是来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