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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南北士绅 两难取舍02（第2页）

其时湘路公司俨然成为众人眼中的肥肉，办学堂，办电气灯，皆来向公司索款或希望公司入股，不允则强提股金，并生嫌隙。“路事之难办如此”。（1055）作为湘路公司要员，余肇康还要常常与相关各方交涉。当然，更大的危机还在于清政府为解救财政窘境对路权的觊觎。余肇康为此不得不出面力争。二月二十八日（3月28日）长电致邮传部、盛宣怀及同乡京官。三月十一日（4月9日），余肇康和谭延闿往见湘抚杨文鼎，请其代奏取消湘路外债，获准，并受托由两人代拟奏稿。（1060）三月二十二日（4月20日），听闻湘路国有变局，自觉“虽劳苦已无生人趣，如作此荒谬事，视之漠然，余真无地可容矣。哀哉。”（1070[60]）后又分别与邮传部、外务部谘商，因公司迫甚，希望取消成案。（1074）而自国有谕下，湘藩将公司应得之款一毛不拔，任求罔应，令人大惑不解。（1076）因为路事难办，余肇康一度想引退，为当道所劝阻。（1078）

与川路的设计不周和管理不善有别，湘路修筑的成绩还算不俗。五月十一日（6月7日），长株合路，谘议局议员到场观看，余肇康率同家人局员数十人登车往返220里，用时三小时（不计途中餐食时间）。可是回到家便听闻铁路学堂因路事发起相率停课，校方请提学使和铁路公司绅董出面晓谕维持。余肇康不知此事如何结局，进而怀疑修路的祸福，夜不能寐。次日，城内外公私各学堂相率停课者十之八九。余肇康约集同人商议，一切以商会名义出广告，声明商界并无罢市之举，谘议局亦无解散之事。当晚长沙官绅集议，余肇康仍主和平解释，绅士到者六七人，亦以为然。（1083-1084）

是日，铁路协会约人到谘议局迫令议长电呈都察院参邮传大臣盛宣怀，次日排印电稿，编送全城，学生不上课者大半。五月十三日（6月9日），余肇康致电督办铁路大臣端方，告以罢课之事，请发还股本现银来以解纷，言甚切至。次日，余肇康等人又与湘抚等官员会议学生罢课事，仍然主张和平之中寄以绳尺。五月十七日（6月13日），再致函端方，告以带现银来退股，方有办法。湘抚同意其办法，嘱速电发款约数。（1085-1088）

五月十六日（6月12日），余肇康致函盛宣怀，又托应盛宣怀电招赴京之人设法转圜路事，勿使公司失信于股东，俾保湘人商业。是日各学堂学生各派代表二人至谘议局，迫令议员辞职，经提学使、巡警道及府县到场严词训斥，则又俯首受约束，余肇康觉得事情可怪，担忧“湘省终当酿成大事”。（1087-1088）

闰六月间，余肇康继续交涉路事，官方认为其争执太过，而在余肇康看来，连邮传部是否准备分别归还各项股份亦不清楚，虽欲不争而不可得。（1107-1108）初六日（7月31日），四川保路会派代表三人来湘，与湘省谘议局协商联合争路之举。（1109）面对官商矛盾的急剧激化，余肇康倍感压力，“近日受气多矣，即于路事当收归国有时，全城震动，祸旦不测，经余竭力维持消解，始得安堵到今。而邮传、督办两大臣信人倾轧，逢人辄谓余反对太过，不以为功，而以为罪，令人寒心。”为此心中万分懊悔，以致抱病。（1110）此前他托往京师传话之人，告以盛宣怀谓其争路与款太过，闻之只能付之一叹而已。（1111）四川代表来湘的目的，为引动湘省铁路协赞会举代表赴京，联合争路。适谭延闿来电，谓决不能做到。因即以原电交同人公阅。身陷僵局，余肇康感到心灰意冷，“为此事争执三年，尚是如此结果，此时尚有下箸处耶？”（1113）端方甚至抱怨余肇康欲渠同船装现银千万元来，深为不怿。余肇康哭笑不得，自辩何至迂谬如此。（1115-1116）处在官民的夹缝中间，进退两难，身心疲惫。

闰六月十九日（8月13日），铁路协赞会诸人前来告知已举代表进京争路，请公司准备川资一千金。余肇康力言此时争路无益，公司已托人保款，未便再出川资。议久不决。次日，约集公司各绅来，亦主不给川资，许明日与诸人声明不能与闻之由。（1122-1123）其时友人被奏派广东铁路总办，累电力辞，并约余肇康彼此会商，共同进退。连时任广西巡抚的沈秉堃也主张，无论政府督办如何挽留，总以善藏为是，约为道义之交。（1123）由此可见，朝野官绅都已萌生弃清廷而去的念头。于是余肇康以身体患病为由，坚决辞去路役。（1125）是月底，已奏派新的湘路总办，“息肩有日，何快如之。”（1128）

闰六月廿五日（8月19日），奉鄂督之命准备进京参议外官制的郑孝胥前来辞行，“余极言巡道总兵一为督抚分地，一为督抚分防，所以建威销萌，济督抚鞭长之所不及，必不可裁。中央集权惟集监督之权，而兵权财权必予督抚以完全，方足以保治安而大设施。”此外如新刑律之灭礼教、纵奸慝、去人伦，如殴父母视有伤无伤、无夫奸无罪之类，施之中国，必为大乱之道。“言颇殷切，而苏龛词甚辨。余正词驳之，无以难余。噫！本其宗旨以议大政，亡可立待也。”又将路事急应宣布者略具说帖，请其递于邮传部大臣和铁路督办大臣。（1126-1127）后来谭延闿告以租股与商股一律办理，赎此款项，不能剔除二层，邮传部以湘路公司力争，已照准，总算消除一大顾虑。（1134）

七月十五日（9月7日），龙璋（研仙）来商议股份事，欲将商股租股一概换成国有铁路股票。余肇康以股东愿领本金，大不谓然，遂作罢论。（1143-1144）听说端方指余肇康争执之事颇多，虽然于湘中极具热诚，但国家大局亦宜兼顾。余肇康则自觉立场难以进一步妥协，“如余乃欲并股亦不发还，余能逃经手之责乎？”即将换任的湘抚亦为之抱不平，（1144）称赞其为湘路之功必不可没，我必上闻。余肇康则但求无罪足矣。（二，1142）湘抚卸任前，果然将余肇康之事上达天听，指其官声政绩，均著贤能，罢职回籍，不与外事，充铁路总理，未尝支用一钱，坚苦经营，视路事如家事。奉旨收归国有，湘人初甚争执，静镇其间，竭力劝导，握此股款，不使稍有亏损，事乃转圜就范。（1147）安抚地方与顾全国家，本系一体，非要弄到此是彼非，非此即彼，则官商之间只能择取其一。

入夏以来，湖南连日大雨，田谷渐已发芽，湘事大变，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又被炸成重伤。连番恶讯，余肇康不仅慨叹：“天呼！人事如此，日日言立宪，大乱之道也。”（1124）“时艰方亟，重以大变，向后何堪设想。”（1128）七月十五日（9月7日），武昌带回的信息称，端方不满余肇康争执股款。而余则认为，粤蜀方争国有，蜀且激成民变，枪毙数十人，而湘中经自己多方维持，未酿事端，端方至今尚不慊于心，亦未之何矣。后上谕租股与商股一律作为私股，米盐款作地方公股。此事不知经其多少纸墨，乃得转圜，为湖南保存商利不少。惟未声明愿发还，仍恐横生枝节。（1148-1149）

七月下旬，湘中因蜀事大坏，汹汹欲动，湘绅颇为担忧，却束手无策。（1152-1153）七月廿五日（9月17日），铁路协赞会十余人到湘路公司，要求续举代表进京争路，并开促路会于公司，势不可遏。余肇康切实辩驳，诸人均无辞，而语较持平，逾两时乃散。是日湘抚余诚格派巡警道来公司，并饬巡防营统领往工程处弹压。其时四川争路，积至数万人围攻省城，势甚危急，余肇康等担心湘省为之**。此后局势急变，岑春煊奉旨赴川剿抚，闻命即行。湖广总督瑞澂电催收路，至于五电，急欲公司即交。湘抚约集官绅商议，余肇康认为此事殊未易易，容再熟筹。（1155-1159）

事虽至此，湘路工程仍然照常进行。七月廿九日（9月21日），湖南官绅试车，由长沙至株洲，各站均下车巡视一周，回程在车中诗酒欢畅，抵达小吴门车站时已经五点钟。其间湘抚曾三次电约前往，商议致电邮传部为公司各项股份事。（1159）后来得知邮传部欲于湘股分成发还。余肇康觉得既收商办为国有，又不肯出收路之资，实在无此情理。（1170）清政府接手路政的端方委派一人充任长衡购地员，每月140金。可是其人早经余肇康派充此差，开始每月仅12元，后来逐渐增加，亦不过加至30元。端方所给，视昔多至20余倍，即视今亦多至七倍。而总办会办更多至三百、六百、八百金不等，其余各员二三百金者不计其数。一月薪金即当余肇康所办公司两年有余。（1164）如此奢靡，湘路前途堪忧。

八月十一日（10月2日），湖南中路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召集官绅于铁路公司，斥骂协赞会各绅，谋收束之。余肇康认为此时公司除保股外无他策，仍申前志而已，（1173-1174）并觉得邮传部中似乎关于路事毫无方针，大有不生事端不止之势。“余数月来所接剧烈之信不知几许，解释之术穷矣。相与叹诧。”次日，余肇康等代湘抚拟复部电，与湘抚自拟的电稿相比，后者“较吾辈所代拟所争更力”。（1175-1177）十七日（10月8日），得知清政府同意发还商股，余肇康颇感庆幸，以为风潮可以平息。（二，1179）但实际上，一场席卷大江南北的暴风雨正在迫近。

尽管余肇康竭力为湘人争路，骨子里对清王朝还是补天而非拆庙。八月初一日（9月22日），接到谭延闿等人来电，告以七月二十九日奉旨开复原官。五载沉冤，终于恩复，客春奉起用之命，由吏部带领引见，今则可赴宫门请安。激动之余，以书顺字作卜。尽管心冷如冰，不复作出山之想，（1160-1161）余肇康仍然感激涕零。尤其是查知宣统登极以来，恩诏起复共二十余员，自己名列第四，前后各人均降一阶用，唯自己用原官，堪称异数。（1171）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湘路再度试车，湘抚以下各官及湘中要绅大都出席，往返二百十里，吃华洋合璧大餐，时运似乎有峰回路转之意。不料“是日武昌变作，遂绝笔于此。”（1184）随着武昌的枪声响起，余肇康的政治生命旅程画上了句号，后以清遗老自居，终老一生。

辛亥谭延闿一度北上，在京师滞留了五个月。出席资政院会议外，主要参与路事、组党、弹劾亲贵等项活动。作为湖南谘议局议长，他要为绅界和湘省争权；作为官宦之后，又要应付并利用各种官场关系。四月十一日（5月9日），他听说铁路国有政策发表，慨叹“辛苦数年，皆画饼矣。”十三日（5月11日），访端方，遇姜桂题等人，并由端方引入私室，告以盛宣怀托言路事。次日，到湖南会馆商议路事，皆主善后，不争路。两天后，又访徐世昌、端方、赵尔巽等，“盛宣怀来表明借款修路苦衷，其人盖极奸猾。”十六日（5月14日），接湖南谘议局电：“连日人心愤激，今日各界开会，到者万人，抚院宣示代奏抗争始散。乞即会商同乡京官职名再奏。如难挽回，恐不堪设想。”次日，谭延闿与在京同人赴张相公庙为京官草拟奏稿。五月初一（5月28日），逐次登门拜访亲贵，或不见，或敷衍。五月初十（6月6日），谒奕劻，坐谈良久，皆笼统敷衍之词。

湖南军政府都督谭延闿

谭延闿在京，积极参与官绅商界形形色色的组党活动。清季预备立宪，京师为权力重心，各种政治聚会名目繁多，松筠庵是重要的聚会地点之一。谭延闿曾经到此出席禁烟会，论禁烟办法，各执一词，敷衍了事。六月初一（6月26日），至松筠庵为云南片马事递呈外部，衣冠同往，堂官未至。而更多的会议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在松筠庵举行的资政院议员联合会成立会上，谭延闿当选为主席。四月十五日（5月13日）再到松筠庵开谈话会，以皇室不能竟当内阁，而况庆邸主言。全体议决由汤化龙起草，递呈都察院。四月十七日（5月15日）午后，又到松筠庵会议，起草报告弹劾庆王及亲贵内阁事，反对者甚多，皆主言法理不提奕劻之名，辩论激烈，及决议，反对者得胜。“此与北人交争第一次也”。十八日（5月16日）再次会议，“所谓弹劾庆王反对皇族内阁皆取消，可笑之至。”廿四日（5月22日）午前，在松筠庵开议长会，商议运动亲贵办法。午后开全体会，言《国民公报》事。次日，在松筠庵开会议论组织政党，到者数十人，雷奋、孟昭常互相辩论，毫无结果。此外，谭延闿曾与杨度等人赴宪政实进会欢迎演说茶会，多次出席宪友会会议，还经常到《国民公报》馆。四月十八日到该报馆时，有13位来人正在商议组织政党事宜。[61]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日趋尖锐，资政院反倒显得愈加软弱。组党活动的活跃，显示稍有政治抱负者转而准备另起炉灶的意向。

或许因为对各种活动会议感到无聊，谭延闿的应酬、游览、看戏日渐增多。六月十七日（7月12日），为资政院议员联合会最后一天活动。二十日（7月15日）起，谭延闿的主要活动转到学部主持召开的中央教育会，当日出席开幕式，二十二日被推为审查员。此后直到闰六月，都是开会。谭延闿对于会事不大热心，倒是参观清华园的印象深刻，并顺便参观了圆明园，详细记录景色建筑。会议期间与罗振玉谈龟文，又与湖南京官交际，并且四处远足。至七月初一（8月24日），羁留京师已经五个月。“流光如波，不胜嗟叹，更数十年不过如此，可惧也。”七月十二日（9月4日），谭延闿与同人乘车离京南下，次日过武胜关，抵大智门，到宝善公司，改乘轮船赴长沙。中秋月夜过洞庭湖，谭延闿诗兴大发，连赋数首。眼望平湖秋月，他不曾料到，数日之后，这一带将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掀起席卷全国的滔天巨浪。机缘巧合，张謇稍后也恰好过访武汉，两位省谘议局议长前后与武昌起事擦肩而过，正是他们与革命若即若离的象征。

[1]自革命党人提出“敢以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口号政纲，帝制与共和便成为截然对立，不可调和的一对范畴。其实，无论共和的本意还是当时中国人理解的今意，仍然包含有原典的古意与合众的西意。1897年孙中山提出共和适合于中国时，联邦制的构思就是其中要义。不过孙中山的创立合众政府虽然实际上主张民主共和，用汉语表达时却并非共和政体。中华共和国的思想，是在邹容的《革命军》不胫而走之后，才转而影响了孙中山和梁启超。戊戌前后的共和观念，具有上下共主、军民共和之意。庚子勤王之际，梁启超等人的兴民政，还是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两可之事。癸卯甲辰梁启超新大陆之行归来，虽然放弃在中国即时实行共和制的主张，仍然思考设法协调君宪与共和的两全之策。辛亥各省纷纷独立，东南的立宪党人转而主张共和，促使清帝退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试图以虚君共和来化解纷争，其他地方的立宪党人也设法调和帝制与共和，提出了帝国共和主义，主张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实行帝国共和制，设国王或大圣皇，与大总统并行，并且认为此举不仅能够平息中国的乱局，而且可以弥补欧美政治学说和政治建构的偏蔽。后来又有五族共和的说法。由此可见，共和的含义及其应用，远非仅仅与帝制对立那样简单。

[3]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第6册，235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4]《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丛书·汪荣宝日记》，765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5]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67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6]《徐世昌日记》，稿本注。

[7]胡骏：《补斋日记》，447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八辑之七二，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7。

[8]王振声：《心清室日记》，见李德龙、俞冰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53册，66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9]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305～13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10]《严修日记》编辑委员会编：《严修日记》，第3册，1652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11]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521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12]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1册，15～1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3]吉城：《鲁学斋日记》，第5册，235页，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14]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645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5]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10册，6584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16]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5卷，3090～3092页，长沙，岳麓书社，1997。

[17]湖南省博物馆编：《余肇康日记》二，992～994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18]姚永概著，沈寂等标点：《慎宜轩日记》下，1176～1177页，合肥，黄山书社，2010。

[19]《孟宪彝日记》（一），见李德龙、俞冰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61册，340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20]《黄沅日记》，见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编：《清代稿钞本》，第22册，264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21]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1，6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五尺丛书”是由哈佛大学校长伊里鹗（Eliot）主编的一套收集古今名著的丛书，印成50册，总长度五英尺，故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