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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南北士绅 两难取舍02（第1页）

第三节南北士绅：两难取舍02

水灾之后，仍然连日阴雨，八月稻大面积霉烂，晚季几乎失收，即使已经收获的早季稻，也被冲走不少或被水浸泡。据说当地此前最大水灾为咸丰三年，路桥满至三层扶梯，四五日即退。“是年即已大荒，传颂至今而言大水矣。今年大水，路桥至十格扶梯，积水十余日尚且未退。”（322）无论水满之深还是积水之久，都超过咸丰三年三倍。所幸只及江岸一带，其余地方收成尚可。而就浙江全省看，被灾最重的为湖州、绍兴两府。绍兴府大水，城内亦与城平，秋收无望。且灾后瘟疫流行。

外官改制后，浙江全省首县均被裁撤，公事由知府合并办理，临海县即改归台州府办理。（322）时值大灾之际，郡城内外均发生抢掠事件，赈灾减灾之事亦多，办理不免棘手。八月初七（9月28日），郡城诸绅邀集各区绅耆开议购米平粜等事，而海葭镇各绅或生病或有事，不愿前往，恐致贻人口舌。（326）浙江巡抚发给台州赈款共18000元，六县按受灾轻重分摊，各县分给各乡镇亦如是，所得不多，由陶寿农前往郡城领取。（330）因赈款数额太少，均分则无可赈济，拟存在郡城，籴米平粜时作为亏空之资，并禀请当道批复。议事会开会集议相关事宜，大都由议长说了算。（331）

大水没有浇灭黄沅捐官的热情，八月十四日（10月5日），他托人将报捐选用知县的库平银3500两从代办人处取出，折合归元银3836两，由朋友代为存入熟人的万选钱庄。（327）至此，黄沅仍然没有丝毫感到一场惊天风雨即将来袭，还在做着捐官的春秋大梦。随即而来的狂风暴雨，使毫无心理准备的他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姚永概在安徽师范学堂监督的位置上已经待了4年。自1888年江南乡试中解元，先后四次会试，均名落孙山，谋官亦久不遂愿，于是决心从事教育。元旦适逢寒假回里，照例拜庙贺年。正月二十七日（2月25日），姚永概回到省城，他所关注的仍是校事，除了师范学堂，他还参与存古等校的学务。不过，此时他已萌生退志，二十九日（2月27日），他谒见提学使，久谈校事。二月初三（3月3日），又占一文王课，卜进退。（1179—1180年）

杭州民国纪年纪念会

三月十三日（4月11日），姚永概分别向巡抚和提学使提出辞呈，正式的理由是寒假期间，幼时的眩晕旧疾复发，不能胜任劳剧，必须安心静养，而师范责任重大，力不能支。实际原因主要是师范新生尚待训练，而“旧生之入本科者情状亦大变，往时有所要求，经弟开陈，无不欢忻以去；今则再三告诫，虽无辞可答，而意态间有听我藐藐者矣，此中定别有原因。若长此因循，势必至于决裂，为弟一人计，为师范全校计，均宜即早更张，或可精神一振，万不可缓图以误全局。”为了堵塞“替人难得”的托词，他还主动举荐继任者，并表示如不获准，只能归隐山林。不过，病只是原因之一，他自称调养月余，尚可勉就存古学堂教席，则关键还是要辞去师范监督一职。（1183—1184年）经各方慰留，学生也公函挽留，姚永概暂未去职。

教育之外，姚永概对于各项新政事业的态度也相当积极，倡言实办巡警万不可缓；参与故乡桐城的地方自治以及赈灾等事。其时皖省学界忽分南北，频闹风潮，姚永概恐酿巨患，心殊忧之。

至少从日记所载，可见姚永概对于全国各地政治情势的变化不大关注。七月二十八日（9月20日），四川铁路风潮的警讯终于引起他的注意，只是仍然比较乐观，认为岑春煊“谕蜀父老及官两电，似可平蜀人之心，事当可了。”（1198）于是依旧继续诗酒应酬的日常生活。

戊戌期间胡骏曾参与组织蜀学会，并加入保国会，后留学日本政法大学。辛亥伊始，他特意说明要改进自己日记的写法：“余自三十岁后，即有日记。然皆或作或辍，虽有存焉者，寡矣。自己酉始逐日为之，岁可得三数册。顾偶一披阅，大率友朋酬酢及一切琐屑细故居多，其于问学立身行己之道阙如也。夫岁月易迈，去日苦多，长此悠忽，何以为人……自今伊始，日必有记，记则用以自课，常事不书，其有关于身心性命处事接物，大之政治理乱之所系，次之即文章歌咏，足以自适其适者，亦必录之。一日无记，是玩时也。余以是册为监史矣。”[57]

元旦胡骏照例赋诗，“惟东事日棘，朝廷方厉行新政，顾氓之蚩蚩，犹不能无觖望，下恣其求，上靳于与，厥势相持，未知究竟。易象否泰剥复交关之会，其斯时乎？”（447）他对新政事业不无寄望，而不满各级政府的因循敷衍，告诫任职地方者：“于新政须十分注意，不急者缓办，奉年应行筹备者，千万不可推诿，亦千万不可敷衍，酌量地方财力如何，悉心规划，总以不病民不废事为主。”（480-481）正月二十三日（2月21日），同年陈紫纶谈近日时局颇不堪问，俄、日、英诸国各逞其志，各省乱民，乘间窃发，内忧外患，相迫而来，未知当轴者何策以处之。（475-476）四月二十日（5月18日），胡骏参观了彰义门大街的陈列所，“觉各省制造品比较往年更增多，且益进步。吾中国地大物博，比之日本，气魄诚远过之。令政府警励提倡，工商业发达，岂复可量。惜乎昧昧于此也。”（555）

胡骏认为：“凡事无私不足以成公，国家立宪，予人民以应享之权利，公也，而其实乃所以巩固自身之主权。公司聚财，图一切事业之发达，公也，而归宿亦无非增长个人之利益。故西人最重有自私心自利心。彼阳为热心公益，而实阴便私图者，是乃公之蟊贼，而旧学之所谓小人者也。明眼人必能辨之。”（495）二月十五日（3月15日），“车过西华门，见内务府某大臣出殡，其纸扎刍灵舆马花果之属，与真无异。其后档车数两，纯以小泥为饰。即此一端，费已不轻，而并付之一炬。京师婚丧之礼，繁文缛节，夸多斗靡。此风旗下尤甚，财安得而不匮，民安得而不贫耶。有订礼之责者其知之。”（504-505）

由于担任的翰林院、国史馆、实录馆等皆是闲职，胡骏以为官太过清苦，一度欲谋外放。其师来函，力沮其意：“至欲弃清美之词臣，就肮脏之尘吏，则计大左矣……吾弟只知外吏显赫之名，而未见其浮湛之苦。鄙人躬历数年，备尝甘辛，以为控缰之马，不如栖树之鸡。乞米犹可以疗饥，做官适足以自腐。”（482-483）川督赵尔丰来京谒见庆王时，胡骏曾从窗隙窥见其抽靴筒递随封，“盖尤不免俗吏之为，非大臣名臣气象也。”（515）

其时东北鼠疫流行，或云系日本人政策，意阻德太子之来游。（451）此事京师亦被波及。正月初六日（2月4日），胡骏等拟游香厂，至沙土园小胡同即被巡警拦阻，告以前面有传染病人家，刻已遮断交通。只好回转琉璃厂，至火神庙购书。（455）次日再往。“近来新书风行海内，科学家往往置旧书于不观，顾其值乃较往日为昂，何故？或曰此系国内资本家不惜重金购求旧书收藏，既可保存国粹，又可待价而沽。此一说也。或曰外国人讲求学问，每好猎取中国书籍翻译，以供研究之用。其最精善本或携归庋置本国图书馆博物院等处，以资博览。故搜求不遗余力。此一说也。如前之说事固宜，然至谓外国人亦争购旧书，初未之信。乃予今日至厂肆，实见有三数外国人往来纵览书籍字画。苟非有所取，何为若是。可见后说亦非尽诬。因此之故，旧书之价愈昂，我辈无雄厚资财，蹀躞其间，正如乞儿过屠沽之门，穷汉过五都之市，徒饱眼福，但觉馋涎而已。”（456-458）

是年湘耆王闿运年七十九，湘抚以乡试周甲之年，奏请循例准予重赴鹿鸣。胡骏感慨“湘潭曾主讲吾蜀尊经书院，蜀士之治经学辞章，湘潭实津逮之，近三十年来，旧学巨子大半皆出门下。予生也晚，尝恨不获亲炙，然沐其流风余韵，实亦不少。乙巳至吴下谒曲园老人于春在堂，时年已八十三。今曲园已矣，海内两大经师，仅湘潭在，不可谓非鲁灵光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一遂仰止之愿。（458-459）

胡骏为京师蜀学堂监督，又受聘到庆王府教馆，奕劻长子载振出见，与谈时许。“贝子在宗室中固开通而又有经验者，所谈悉能切中时弊，特现在投闲，为可惜耳。”（460）实则载振出道办差甚早，一度官至商部尚书，因为杨翠喜风流案闹出风波太大，被迫辞职赋闲。胡的两个儿子均投考清华学堂，长子年龄稍过，落第，次子胡光麃得正取第14名。（476）为了梳栉方便，入学前他让儿子剃发干净，“为便利计，非敢违定制也。”（495）据胡光麃称，校地甚幽静，房屋皆西式，寝室均系铁床，其所居第一所七十四室六号室，共住六人，中铺地板，油漆光洁异常，夜有电灯，食堂亦宏敞桌椅器具完整，饭菜亦精美。（511）

身在教育界，胡骏自然关注相关事务。学部调查局提倡调查国语，欲派人到各省实施调查，胡骏以为调查是为了编辑教科书事宜，而编书之事由图书局负责，名实不符。各省土语方言各不同，即使府县亦未能一致，若派人前往调查，见闻有限，且有南北异地，未尽通晓等不便。应责成各省提学使转饬所属学务公所在各自区域组织调查，其办法宜分类进行，由学部制定格式，照式填写，并分阶段实施，初期半年为限，由提学使将调查汇送学部。调查局将各地语言相同相异，依程度分别汇编成册，转送图书局为编辑之资料。然后再由各省以半年为期，详细调查，补漏纠谬，以为编成之书修订的参考。不可仿此前民政部、度支部派员到各省调查之举，不仅靡费，而且无功，徒招报馆笑话。（478-479）中国地广人众，方言土语繁多，国语定音问题，的确是一大难题，胡骏的看法不无见地。三月，学部成立国语调查会，由图书局局长负责，派胡骏等人分别担任调查、审定、编辑各事。（534）

京师川省会馆值年，原来三年一易，由分道各举一人，再由旧值年公推。受到新型社团组织的影响，有人开会发起票选，结果与旧值年冲突。胡骏也被旧值年推举，力辞不就。后来会馆终于还是改为票选，其他方面也有所改造，还一度议论过议案研究会是否并入值年。胡骏的意思是分立较好，若合并则会名消灭，不如留此为议事机关，“可销纳军商学各界人，将来对于本省官吏，力量亦较厚也。”（520）旧式乡谊组织之外，胡骏也参与新式社团的活动。四月初八（5月6日），辛亥俱乐部成立，十余人约集逐条研究起草员所拟规约。（546）次日，全蜀会馆议案研究会开会选举职员，到会30人，选定正副干事、书记等。五月初八（6月4日），辛亥俱乐部在殖边学堂开会选举职员，众推举胡骏为干事，力辞，改就评议员。（564）五月十五日（6月11日）开全体会议，议定政纲。

清制为官须避籍，本省官员均由外省人担任，为了联系乡谊，维护乡人利益，京官与本省士绅往往相互应援。胡骏对于川省事务也极为关注。三月十三日（4月11日），四川全省商会联合会来电，以去年十月川盐加价一文，全省人民无不病苦，希望协议办法，力争取消。（529）经议案研究会开会，决定发电四川总督，请予维持，一面具呈盐政处。（531）三月二十七日（4月25日），京城大风，在京四川同乡为盐斤加价事约齐赴盐政处递呈，“予适领衔，不能不去，为民请命，不以风暴沮也。”（538）因盐政处袒护蜀中官吏，交涉不得要领。

辛亥年四川铁路问题暗潮涌动，胡骏牵入其中。正月中旬，胡骏收到亲戚蒲殿俊返川后来函，言川局事颇详。（466）四月二十三日（5月21日），全蜀馆值年开会，议铁路事，到者50余人，最终决议具公呈请代奏，看视各省如何办理，再商进行之策。次日，再往乔（树枏）宅议铁路事，当拟两电，致川督及商会。返回自宅后，见当日上谕停止租股，认为川路之款已失所恃，进行方针也要相应改变。（557-558）后全蜀馆及议案研究会连续会议，仍具公呈，并致电四川谘议局及董事会。（567）六月初七（7月2日），旅京股东在全蜀馆开会，到者百余人。其时旅京蜀人争路心切，“急欲具呈邮部争款。予以现在川路风潮正烈，方且欲废合同，不如姑缓，以电询伯英，筹所以结束之法，得复电再递未迟。”（589）而辛亥俱乐部也加紧活动，频频会议。闰六月初五（7月30日）午后，辛亥俱乐部和全蜀馆会议相继召开。

七月初六、七两日（8月29、30日），北京风雨不止，七夕之夜，胡骏耳闻大风雨彻日夜，适感于川省近事，凄然有作：

日夜奔号风雨声，故山落木我心惊，江流激宕翻巫峡，丝管悲哀咽锦城。一路一家闻痛哭，九天九地斗心兵。太阳恐为浮云蔽，真宰何人（先作“还应”）诉不平。

七夕风雨

银河欲渡费相思，风雨潇潇却误期。人事本来多变幻，天公毕竟少偏私。淮南鸡犬升仙日，穆满虫沙历劫时。闻道庶民星正聚，笑他弄巧有痴儿。

天人感应，胡骏已经预感到惊天剧变日益迫近：“川省为争路废约，罢市罢课，家设先皇帝灵位大哭。惨象若此，其谁使之而谁致之。政府苟用压力，祸未可量。已约同乡京官具呈呼吁……又予居北京数年，从未见有此番风雨之大且久者。而各省被风被水，时有所闻。灾异如斯，岂尚不知儆惧耶。”（604-605）

面对山雨欲来的危急形势，胡骏十分担心局势失控以致大乱。七月十一日（9月3日），“川省自初一罢市罢课，已历十日之久，尚无正当解决。人众易聚而难散，万一匪党乘机窃发，将如之何。是不惟朝廷增西顾之忧，抑且邱墓有**之虑。昨与同乡数人谈，俱云无法可设。拟俟会馆开会，由值年名义电谘议局，坚请严守秩序，勿暴动，静候朝命。是夕彻夜不寐。”（606）十三日（9月5日）午后，在全蜀馆开四川全体京官会，众议弹劾盛宣怀，随发谘议局电，大意如前，由全体值年署名。

此后几天，胡骏都在焦急忧惧中度日如年。中元循俗设供于家中，西望邱垅，不禁泣然。十七日（9月9日），他才大略得知川省十五日的噩耗。十八日晨，川省京官约在胡骏宅聚议，同往察院递呈。后探知川中消息甚恶，暂不递公呈。其时风传将株累多人，京曹官多知胡骏与蒲殿俊为姻亲，劝其暂避。胡骏以为，“保路会之设，与京官主张者相反，故自该会成立以来，无论私人未与一通信息，即每次发表意见，亦都用值年全体电谘议局，且经众表决，始敢拍发……内省不疚，何忧何惧，何避之有。”而此时同乡京官已经有人畏祸出走。（608）

二十日（9月12日），关于川乱的上谕发布，胡骏与同乡商议，照上谕解释通电川中州县，劝其一律开市开课。两天后，四川京官七八人到都察院递公呈。当晚同乡京官20余人又发一通电劝告乡人，令不要误会端方带兵之意及激于蒲殿俊等被逮，长此麇集与官兵相抗，甚非所宜。（610）

京官们的举动未必出于和清廷同心同德，自保之外，也害怕引起天下大乱。其后胡骏发现有警察一二人常川来往其所住胡同，夜亦不去，不知何故。虽然自觉与川事无涉，但京师如此，真不知成何事体。（610）七月底以后，局势骤变，胡骏自定每日必记的日记戛然而止。

宣统三年，王闿运已是年近八十的耄耋老者，早就与世无争，而看不惯的事情却与日俱增。他赋诗讽刺讲官：“每笑桐城吴汝纶，老年渡海学维新。如今侍讲多前辈，还与京卿接后尘。”对于一般人认为守旧而他却觉得趋新的京师翰林院极不以为然。他是湘省的大儒名士，在官绅学界的弟子门生众多，交游广泛，不过大都是应酬。即使偶尔注意路政和宪政，也是因为于己有关者牵连其中。[58]

四川总督赵尔丰针对保路运动的劝民韵文告示

光绪末年，余肇康的仕途颇为坎坷，先是在江西按察使任内因为办理教案坚持据实处置，被迫于外强压力的清政府撤职。好不容易起任法部左参议，又因丁未政潮受到姻亲瞿鸿禨罢官的牵连，再遭免职。丢官回乡的余肇康受聘于湖南粤汉铁路总公司，担任坐办、总理，主持长株段铁路的修筑。他所关注的，除家居生活及各种应酬外，主要就是路事相关事务。新正初二（1月31日），收支处送来简明全年账单，“逐日查核，比对浙路，略与相埒，撙节诚不易易也。”[59]路事极繁，好在通信日益发达，“现于公司及工程电，多以德律风问答，省走卒力也。”（1009）不过，联络便利，有时也会带来麻烦。如二月二十五日（3月25日）余肇康到公司治事，整日电话，告以路事之要，并谓端午帅到长沙，要来工程处，欲坐客车一试。余肇康于是出城迎候，至则始知并非端方，乃潘中丞，端方已经前行。（1042）

对于湘绅有人倡言剪发易服且身体力行，余肇康颇不以为然。（1012）鉴于长沙曾经发生抢米风潮，而近日米价腾贵，他向当道建言，劝令早设官局平粜，以抵制奸商居奇，并乘此时预买谷十数，不以供现时之用，免致多动仓储，尤为抵持市面，储备仓属要务，得到湘抚嘉纳，许数日后即开粜。“果尔，可无虑矣。”（1015）可是后来官场意见不一，或否定或迟疑，经余肇康再三申说，乃定先开二局，并令开社仓以助官仓，确定官七社三的比例。（1032）可惜此类善事往往成为中饱虚靡的利薮。湘路公司1910年夏共筹集20万元平粜款，除商会领银三万元、米1500石，到辛亥四月间查账，据称亏折仅剩五千金。而余肇康经手的平粜款则仅亏海江运费而已。（1074）

作为绅界要角，余肇康也不时出席巡抚衙门的会议厅议事，如二月初一日（3月1日）之会，司道府县及各候补道、参事均到会，余肇康还交议了有关盐业加价和湘汉航运的几件议案，均无成。（1023）三月十六日（4月14日），到谘议局为抚署会议厅审查谘议局各案。后到会议厅，巡抚司道均到会，而谘议局各人则将应议之事各具说帖呈递。余肇康力主派自治所绅稽查各州县税契事宜，以免书办舞弊。署理盐道佯称调停以敷衍谘议局。余肇康峻词谓此事不讲调停敷衍。后同人及巡抚均赞成其说，盐道自认失言乃已。（1063-1064）

清季内忧外患日益深重，有识之士无不感到大难将临，忧心忡忡。二月十六日（3月16日），与访客谈京师事甚多，无一不可长叹。（1035）二月二十六日（3月26日），余肇康到公司，“各中外洋商买办均来搅扰不休。洋人经商，视华商勤劳十倍，亦能忍耐。自谓交涉自有强硬手段，交易必有和婉面孔，此所以不可及。余则几为缠死矣。殆即所谓和婉也，可畏哉。”（1042-1043）

作为当地大绅，不仅有许多交游应酬，还要承担维系风气的责任。二月二十九日（3月29日），余肇康治酒约湘中闻人赏海棠，席间王闿运指谭延闿为地方鬼面，禹丈为妖异，坐客无不惊诧。当晚又将为非作歹的初级师范监督刘禄荣诱来公司，与人对质，使之真情败露。“人心鬼蜮，至假学堂为藏奸之薮”。（1045-1046）三月二十日（4月18日），因自治所时时向管理长沙学宫经费者索款，王先谦愤极，欲以归官。余肇康大不以为然，认为归官不如多与自治公所。（1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