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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南北士绅 两难取舍（第2页）

严修辞官后，虽然不愿任事，毕竟为当地大绅名士，每日会晤之人和到访之处仍然不少，还有不少迎来送往的交际应酬，以及关于学务、商业、谋职、请托等的深谈浅叙。烦心之余，严修也有休闲活动。游园泛舟外，如看林译小说，观摩外人演出的歌剧等。六月初五日（6月30日），到法界公益茶园观英人演出的三部剧，虽然不通语言，鲜明整洁，歌喉清脆，自觉悦耳。（1680）六月十八日（7月13日）晚，又到移风乐会看所演新剧。（1682）还先后到广东会馆观社会教育俱乐部演潘子寅投海、南开学堂看影中国时事的新剧《影》。有时还会参观各类陈列会、展览会以及火柴公司、自来水厂等新式企业，并为孙辈讲《三国演义》、《少年世界》等。

六月末至润六月初，严修因耳病发作，寝食难安，日记中辍，到初七日补写。闰六月十八日（8月12日），到南开学堂与张伯苓等谈，始知周自齐曾游说以严修、严复二人为宣统帝授读，“闻之汗下”。（1688）[49]在摄政王与袁世凯这一对宿敌之间，严修无论交谊还是政见，都偏向后者，而对前者不以为然。所以他不愿为帝师，却情愿负责袁世凯子弟的教育，且照料相当周到。

闰六月间，严修送子赴日留学，嘱其时时保养身体，保全国体，励志求学，卓然自立。（1689）其女及婿亦东渡求学。他对中央教育会开会的详情极为关注，多方了解。闰六月至七月间，到天津各专门、女子及普通中小学堂参观。是时天津教育界各种演讲甚多，严修每每到场听讲。

辛亥年张謇很忙，虽然他的日记很简单，可是经历却绝不平凡。除了个人及合办的各种教育、实业外，他还积极奔走，参与各种会议，从事组织政党、推行自治、鼓吹立宪等活动。尤其是立宪一事，成为其孜孜以求的目标。无论是访晤各省督抚，还是拜见京师权贵，以致摄政王召对，要求立宪或主张立宪的好处，都是重要内容。张謇早就认为，“亟求立宪，非以救亡。立宪国之亡，其人民受祸或轻于专制国之亡耳。乌乎！世人知余言之痛耶！”[50]如果一国的人民，“人人心中有此一国，唯恐为人轻蔑损坏，则此一国自然永久坚固存在于世界。”（648）他到彰德见袁世凯，“道故论时，觉其意度视廿八年前大进，远在碌碌诸公之上。”（650）两人当就应对时局之策达成共识。到京摄政王召见时，张謇首先就追述光绪变法的功绩：“先帝改革政治自戊戌始，中历庚子之变，至于西狩回銮之后，皆先帝艰贞患难之时。今日世界知中国立宪，重视人民，皆先帝之赐也。”而张謇所陈内政三要事的第一项，即“外省灾患的迭见，民生困苦，朝廷须知民隐及谘议局事”，（650-651）仍然关系宪政。

这一年张謇参与的一件大事，是清政府学部召集的中央教育会，并且担任会长。不过张謇对此似乎热情不高，会议尚未结束，即欲抽身而去。中央教育会的成员，各省代表和学部部员各占一部，彼此意见冲突，看法甚至记录也是截然相反。黄炎培（1878—1965年，号楚南，字任之、韧之，江苏川沙人。光绪二十八年举人）较为热衷于会事，参加了开幕闭幕式以及所有18次会议。在他看来，“学部人员跋扈已极，众顾大局，不与较。”[51]与清廷预备立宪的背景相适应，这时黄炎培活动的特点之一就是开会多，除了中央教育会外，他参与活动的团体有全国师范联合会、宪友会、商务总会、中国教育会、预算维持会、浦东学友会、群学会、城东妇女宣讲会、寰球中国学生会、中国科学促进会，并参与上海劝学所、城自治公所、江苏谘议局以及龙华、浦东校董会等，十分忙碌。

蛰居不出的叶昌炽仍然关注世事的变化，包括各地革命党的动向，得知“党人皆二十左右英锐子弟，睯不畏死，可恨亦可怜。”[52]（6660）不过，在他看来，祸端还是起于新政。恽毓鼎还承认路政是新政为数不多的善举，叶昌炽则认为“新政无一非便民，实无一非扰民，邮政其一也。”（6667）

吉城虽然出身商人之家，却从小就被指定为要读书应举。可惜十三岁县试中秀才之后，屡试不第，到光绪二十二年才捐了个贡生，从此以教书治学为志业，先后遥领沂州、南菁书院的阅卷之职，与人合创能群学堂，又受聘到南京、合肥等地学堂任教习。宣统二年回到家乡东台，任东台县中学堂及师范学堂教习，教经学、文学、修身三科。吉城好古，向往经师人师，自光绪三十三年起，他与蒯光典、缪荃孙、李详等人组织国文研究会，主张保存国学。观其在中学及师范考试经学文学所出试题，以及日常授课，则所教大体因循分授诗书礼乐传的旧惯。[53]

吉城的日记更像是读书笔记，所记读书心得多，记事则较为简略。每日除读书教学外，他还热心赈灾等社会公益，阅读《国风报》等书刊。但是对于时局，却很少涉及。辛亥年的政局动**以及各地发生的重大事件，在其止于八月初三的日记中毫无记录。

吉城的胞兄吉钧（1864—1923年，字少芝）在家族传承中继承父业，一生经商，从事典当。其日记于交际应酬之外，主要是简略记录生意往来。他日常也读些与商业相关的新书报刊，参与商会的活动，但同样很少记录时局的变化。

浙江瑞安的张棡（1860—1943年，字震轩，号真叟，晚号杜隐主人，光绪六年入庠，多次乡试未中，二十六年捐廪贡）辛亥年的日记只有七月为整理者录要数条，主要记录两件事，一是七月初六刘监督送到教员添增薪水通知一纸。张棡虽然未得功名，却得到同乡孙衣言、铿鸣兄弟的赏识，终身以教书为业，先是教馆，继而设账，然后任教于本地中学堂。自光绪三十四年起，任郡中学堂文史教习。本年浙江谘议局和教育会开会，提议中学堂教员每月按钟点以每点三元三角计算，由监督伸缩支配，中国文、外国文每钟洋四元，修身、经学、历史、地理、博物、算术诸科，每钟三元五角。张棡担任国文九点，经学四点，照新章计算每月脩金五十元，较上学期多三分之一。“教育如此优待，则膺此任者其可不认真行之乎？”[54]

另一要事，便是七月的狂风暴雨酿成大灾。温州自初三晚即雷电风雨大作，势已成飓，以致次日学生到堂者仅二三十人，恐明日不能开课。初九飓风又作，大雨倾盆，坐困内室，闻雨势益大，令人心悸。次日顶风冒雨前往学堂，水已漫过堤岸，舟轿辗转，方能抵达。“此次大风大水较前数次尤大。郡城各处亦大半满水，所不满者，唯大街、府前街及中学堂耳。”城外更是一片汪洋，江水冲下房屋、杂物及男女死尸不计其数。田畴皆被水淹，农人难望有秋。“当此世界，人心思乱已极，若再加以饥馑，是导火之线一触即发，吾窃为温州后日虞也。”（161）

黄沅自署江夏质诚，湖北江夏黄姓为一大宗姓，辗转迁徙到东南江浙闽一带的分支甚多，与黄沅同在台州临海县葭沚镇的黄崇威（楚卿），就是同宗同辈。黄沅本来行名崇沛，幼年侍奉其父在京，光绪九年（1882年），年仅十岁，册填十六，赴詹事府投考供事四十六名，署名沅，先后送国史馆、武英殿当差，因臣工列传书成，议叙列为一等，以从九品双月三缺后选用。次年，修撰清穆宗毅皇帝圣训全书告竣，议叙列为一等，以本项应得之缺归于双月升选二缺之后选用。末秩之后，适逢甲午科浙江乡试，复以名秉义纳监，由杭州府送考入闱而不售。二十四年（1898年），由湖北赈捐加捐同知职衔。二十八年（1902年），复行入闱，不售，念及供事尚可借此出身，至三十二年（1906年）赴部请领供事执照。1910年，由其父黄存（寿徵）为官的山西虞乡县署就道入都，商定即由从九指分省分候补，仍以黄沅为名。初字质诚，又字沅浦、灌园。[55]

黄沅的父亲自光绪元年（1875年）入资通判，两年后赴部候选，直到癸未（1883年）才由都察院拣选西城兵马司差委两署正指挥，历保四品衔补缺，后以知州升用。辛卯（1891年）以获盗出力，送部引见，以知州即选。乙未（1895年）分选云南新兴州知州。戊戌（1898年）冬大计卓异。庚子（1900年）丁艰返里，甲辰（1904年）分选山西吉州知州，己酉（1909年）调署虞乡县知县，直至辛亥卸任。（434）黄沅的家境本不算好，其父前往云南赴任出京时，资费不敷，向葛逸仙兵部借洋800元。两年后还清，因为借据未能即时销毁，一些重要关系人又相继故去，还引起一些麻烦。（270-271）

黄沅既无功名，少年投考得来的供事为从九品末流，其父也不过做到知县，因而在各种资料当中很难找到任何信息。可是他在当地却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参与各种地方事务，不仅与本地的文武官员、富商大绅交游广泛，在京沪苏杭也有不少人脉。临海为台州首县，其日记详细记载耳闻目睹的各种人事，不但是研究晚清民国时期浙江台州历史的重要材料，而且是研究这一层级类型的历史人物不可多得的凭借。

台州知府嵩子山与浙江巡抚增韫均系旗人，为总角之交，两人的父亲曾经同时在云南大理为官，一为知府，一为总兵。任台州府者若与抚宪无关，难安其位。（269）四月，民望不错的临海知县因与知府不合，即调换他人。当地有力士绅集众推举代表赴省递呈挽留，并先行发电致省垣各大宪，还要四乡同党各行致电挽留。万一不达目的，则将临海县属钱粮一概完纳。绅士挽留州县，有关例禁，而钱粮完纳，则后任吃亏。（292）海门设有分府，分府衙门每年出息不过700余元，前任分府同知因卖快票被查处，新任同知请有刑名钱阁两席，每月各送洋50元，而分府并无钱阁用处，书启收支各30元，哨官水洋20元，哨长10元，收发两人，一20元，一16元，一切厨役人等，均极阔绰，每月非500元，难于下手。（332）

文官之外，台州还有水陆驻防。自宣统二年裁撤绿营后，浙江提督改为全省总统，在台州有台防统领，在海门则有水师。旧日营制，每营火夫挑夫之外，足勇500人，每旂足勇250人。后改为队，每队300人或150人，则每营足勇仅200人。黄沅对武职旧官制颇熟，新名目则太多，难以记忆。（280）台州盗贼猖獗，有人被抢之后，到分府署叫驻防勇丁，居然推诿不出。（272）

黄沅的生活圈子不大，眼界主要关注地方事务，但偶尔也会前往苏沪杭等地购物办事。海门有永宁商轮局，通航各处。台州毕竟是偏远地方，有钱人家购置婚嫁物品及名贵药材之类，须到苏杭沪等地。黄沅订阅《申报》，尤其关注与乃父有关的山西官员的迁升调动。也买过《通天晓致富全书》、《花镜》等书籍。到沪期间，黄沅看了《新闻报》，注意到徐世昌奏请起用袁世凯、俄兵占据伊犁等军国大事。后来他关注政局和边疆危机，当与常年阅报的习惯有关。

一月三十日（2月11日），黄沅即往普陀各禅院求佛拜神，几天后由普陀转赴上海。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托人办理捐官事务。黄沅早年考得供事，得议叙从九，双日选用，前拟捐分指两次，据查，分发指项合计公砝平足银69两，免验看足银62两，领凭银18两，浙江印结银175两。可是不久另行托人再查，则双月从九捐分发指省合计公砝平足银248两，捐归议叙班银54两，免验看银62两，浙江印结银212两，捐省分银70两。黄沅以两次查询相去不久，而银两数额相差较大，且较筹饷事例所载例银高出许多，心存疑虑，准备将指省分发议叙省分寄公砝平足银200两，托人代为报捐，至于验看印结领凭等事，容缓再图。“余之存心，久有做官之想，若果出门，实无其意，否则十余年前捐一通判四大使等官，亦是异[易]事。今果想出门到省之念，出于无奈。果做此等末职，非出人之所料，亦出于自己所料之外也。今则虽言花数百元有用之洋，抛于无用之地，只求此洋久于抛却，是所深幸。”（274）

清代王朝权力一般直接只到县一级，县以下社会，主要依靠士绅维系并与官府沟通。晚清虽有逐渐下移的趋势，基本结构并未改变。预备立宪，实行地方自治，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士绅的合法权利，使之与官权力相衔接，绅权更加扩张。清季推行新政，葭沚设有巡警局，原有巡警16名，只能站岗和日间排解争执等事，夜间不能巡查，以致近处土匪不清。后地方诸公公议，将巡警士裁减6人，再由地方出资添募8名，由熟悉营务者管带，公事中作为巡警预备生，由区官详报警察道备案，专为夜间巡查。原来双方尚能和衷共济。后来区官以管带及预备生为属员，管带则认为是地方添募，公事可以和衷，不允所属。区官因而要求地方将所有人员归其统一调遣，费用仍然由地方出资。黄崇威不肯即允，召集本镇各绅到局共同酌议。众议仍然如旧，区官不肯代为详报，黄崇威主张由自治会自行详报巡警道。（304-305）

对于各项新政事业，黄沅颇有不满。有人从黄岩县中学堂毕业，至省投考提学使衙门录取，以岁贡用。“以童生一考即以岁贡，何幸之若是也，乃新政耳。”（290）在当地椒江中学门首见字纸乱抛，心甚不安，告人收拾之余，还发感慨道：“现在新政，竟将字纸轻亵，将来定有报应，不过迟早耳。万望后贤君子，确遵先圣遗训，敬重字纸，是所切幸。”（306-307）

黄沅认为人生如梦，与世无争，做人做事，奉行只以人负我，我不可负人的箴言。其父常年在外为官，黄沅坐守家中，主要职责就是照管田地祖业，除参与地方事务以及交际应酬外，每日就是写字、养花、收集字画。五月间该镇地保被知县斥革，有府差欲充当，将黄沅之名列于具禀。“余向不干外事，不意此等下流差役，敢将余名列保，虽彼背列，余定勿允诺。”即转托他人向县署查询，若有其名，即行呈递说明系背列。“我辈虽在家中，侍奉高堂慈闱为事，暇则写字栽花，或与知几者畅谈风月，长守清高之名，焉敢与县尊前说若辈之短长乎？”（303）

自视清高的黄沅律己尚严，对于摩鹊之类的游戏，觉得无赌资则无趣，赌资太高，则变成赌钱，非君子之消遣，一概推却。（282）其待下人也还宽厚，长工要吃酒，每年造数次，11个月共用米14石4斗，值洋50余元。后改为现买酒，一月不到两元，遂改为现购，不再自造。（325）他沾染过不良嗜好，曾经吸食鸦片烟，虽然一度戒断烟瘾，可是因小疾及疝气，又吸食少许，结果仍然上瘾。鉴于吸烟戒易守难，黄沅痛定思痛，“万望诸君烟霞之道万勿亲近，致被所累，是为万幸。”（296）后曾几次请人治疗，于辛亥五月间再次戒断。

地方自治的实行，使得人们的地域意识逐渐凸显。新年伊始，临海就有一件本属与外籍争利之事。原来台州的盐务，由黄崇威的同昌盐号经营，后黄崇威因它事甚急，又恐加厘太巨，自行告退，预计台州无人敢接。不料浙江巡抚电示由李商接办，妥订章程。台州知府即出谕单，让新旧双方办理交接。而当年台属盐斤十分畅销，黄崇威有意继续留办。本地相关各绅积怨未平，邀集众人，欲与李商结讼。“今以台州大局而论，李彬三系甬江人，来台接办临天宁仙晋永武盐务，将来台属利权，未免外溢也。”（265）筹议结果，于改订章程时将盐厘一切陋规裁尽，使李商不能办理，知难而退。（266）

三月下旬，临海各乡镇选举城镇乡自治事务所议员，先是依次为乙级、甲级选举，二十六日（4月24日）由知县到场开票，宣布结果。黄沅虽然事先接到传单，因为已预先确定自家扫墓之期，难于延搁，没有到场投票。“即有人能投余者，余亦不以被选为荣。即不投余者，余亦不以未曾被选为辱。”（287）由于临海各乡镇同日开票，知县不可能遍及，况且海门、葭沚两乡有分府同知可以就近照料。开票结果，该镇共选出包括黄沅在内的12人为议员，另有栅浦、三山各2人。黄沅得40余票。“可见人能举者，不要在家，不要在场，均有如是之多。忆己酉岁选举谘议局议员，计有五十二票，当时陶寿翁、黄楚卿抽拔所致，斯言不谬也。但余已举为议员，何足为荣，即人为抽拔，何足为辱。即无人举余，亦不足为辱。所可笑者，致有运动得票之多寡，实不足取也。”（288）

该镇自治事务所议长，推举邱绍虞（舜卿）出任。虽然合镇事务多由黄崇威自行主持，“议长之席，亦须量其资格。无如邱舜卿之历史太卑，难于同列耳。”邱父原为黄岩县人，向充标营百队，邱年未弱冠，见天主教横行，可以敛财，即投入天主教，后以滋横太过被黜，复投入耶稣教，坐堂数年，其横如故。自丙午百姓闹教之后，眼看两教难以为力，即与人合办希鲁小学，占一教员位置。其中文西文均不通，投入临海另一有势力的周姓之党，黄崇威则将就之。“其品格如斯，列为一方之议长，有碍于同列否也。邱虽不足道，乃黄楚卿之糊涂过甚也耳。”（291）为了学习履行议员职责，黄沅还托在京师大学堂的友人代购《议员必携》一册。（295）

不久，有人呈控于自治筹办处，谓海葭二乡，应分应合，应由临海县查明禀复，已经开票选举者应为无效。五月十九日（6月15日），临海知县发出照会，奉自治筹办处宪转奉抚宪批，海门、葭沚二乡合并为镇，[56]共计人口51730家，照章应选议事会议员20人，定于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在新堂开票，邀黄沅为开票管理员。黄沅虽然感到烦恼，为地方之事，不得不到场。（303）经过两天的乙、甲两级投票，照章选出议员20人，从中举正副议长各一人，另举总董、副董各一人，名誉董事6人，参事会议员3人。黄沅参加了甲级投票，开票结果，当选甲级议员者为周殿梅（作羹）、周定龢（梅五）、黄秀品（心垒）、张锐锋（鼎臣）、王宗杰（云梯）、邱绍虞、黄乃渊（漱泉）以及黄沅等8人，当选的乙级议员为陶祝华（寿农）、潘赓藻（云轩）、刘泽森（秀亭）、周文敬（载熙）、缪桢元（性言）、娄锦华（祝三）、李治统（舜卿）、王衷善（俊卿）、陶镇武（伯南）、丁继楹（琴泉）、谢镇藩（仲藩）、陆鹤亭等12人。（304）六月初五日（6月30日），自治议事会各议员投票选举陶寿农为议长，张鼎丞为副议长，接着选举黄崇威为总董，周梅翁为董事，以及四位名誉董事。（307）各镇议长定于六月初十日（7月5日）开议长会，同日还选举禁烟董事。后张鼎丞至甬游学，辞职，改举王衷善为副议长。

年初开始着手进行的捐官之事，消息不断，却进展缓慢。三月底，黄沅接到父亲托幕友来函，告以江皖赈捐，原章报效五千两以上者准奖实官，后办理放赈的盛宣怀见报效者寥寥，改为一千两以上即奖实官。（290）黄沅遂托人代办。不料庚子以前档案毁失，难于稽查，须由湖北原省呈请起文咨部，方可核办。（301）因从九归议叙班及指省各节，需款较巨，只作罢论。而皖北赈捐3500两可奏请赏给特旨知县一事，据说报捐同额银两即可奏请赏给主事。黄沅觉得此大便宜之事，托人详查。（307）虽然觉得“现在朝廷改行立宪，州县为行政官，颇无趣味。”还是即刻动身赴沪询明，若包含各种费用在内，即行报效，否则另再设法，以免贻误。（308）

六月十一日（7月6日），舟抵上海，当天乘火车转往苏州，辗转托人到江皖赈局了解情况，所称报效之数，与所知相若，已经代为函请，等到回复，即可上兑。次日，返回上海。“现在轮舟铁造，行旅之便，莫过于此也。”在沪等候期间，坐实报效主事，照5000两七折，实足库平银3500两，计洋5184元，并呈交履历，汇付款项。“余欲捐主事之欲者，二十余年，至今日方有定见，可见功名迟早，亦是有命，即异路亦然也。”话虽如此，内心仍然忐忑，专门找灵验之人测字占课，据称“外官所得不止所失，内官颇能得法。”最终决定捐定主事。“但主事功名，以余想之，得法之时，颇非易事。彼言能得法，未识果能得法否也。”（309）交款之日，黄沅记道：“余自十余岁即有报捐主事之想，迄今二十余年方至，今日得偿夙愿，此生平之大幸事也。”据说恩赏主事赴部掣签印结，需银900两左右。黄沅拟明年北上办理，到部供职。（310）

好梦不长，六月十八日（7月13日）阅《申报》，得知内官改制，各部郎中员外主事改为一二三等佥事，颇觉无趣。若主事改为三等佥事，到京未免不便。况且又有司员停选之说，难以落实，心甚踌躇，再四思维，觉得仍以报捐知县为善。经与熟人相商，决定报捐知县，不论单双月选用。（310）六月二十二日（7月17日），回到临海，其间二十日自治会曾经开会，黄沅缺席。为了准备来年的文官考试，黄沅还向友人借阅或自行购阅相关书籍，尤其以经济、民政、法律为要。（312）所买书籍，包括《法规大全》、《文官必读》等。（319）后来听说山西候补州县可以不用回避，便欲指分晋省，以便与父亲日夕同叙。（315）

捐官之事一波三折，眼前生计也出现隐患。是年台州先旱后雨，黄沅前望云霓后盼红日，至七月初五（8月28日），大水灌城，台州郡城水深丈余，与内城城门齐平，城内最高处水深至腰，低洼处漫过楼板数尺，盐号置盐之所亦被水淹，城外江夏街水满至楼板之上，房屋倒塌甚多，以致连人带屋被冲走亦不少。临海城内高处水深数尺，低处七八尺或丈余，监狱囚犯或逃出，或被溺毙。四乡一片汪洋，受灾更重。（32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