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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拥抱民国（第2页）

更几番血风腥雨，秋来冬去春暮。江山破碎不胜愁，忍听流莺啼树。君试戏，画梁间，燕啄新泥巢已构。伤心共谁诉？叹国社阽危，民生创劫，今朝犹昨故。

平生事，凄凉不堪重语。十年诗书空误。青衫海角哭歧路，知伊飘零何底？回首处，更何人，肝胆情怀同此意。相怜吾子，同丽句伤春，潜心修学，日来身健否？

《和欧阳榖贻君感怀作原韵》

入世无端历几霜，忽惊浩劫到红羊。热肠频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高坐唐衢空恸哭，穷途阮籍自疏狂，野塘花落春归尽，乡思还添雁一行。（一，243-244）

诗词表达了吴宓对于革命引发社会动**，民众遭受创痛牺牲却并未换来美好生活的遗憾和不满。

5月，经过与父亲、学校的几番反复协商交涉，吴宓终于从圣约翰退学，如愿以偿地北上清华复读。可是清华的生活仍然不能令吴宓满意，考试成绩位列全班末尾，吴宓自觉可耻；参与同学组织的智育励进会和进德文社，两个组织又意见不合，发生冲突，令其觉得任事之难；校中宿舍四处漏雨，他痛恨承建的德国工程师和当局枉费巨资。大概吴宓也察觉到自己牢骚太多，承认“余之日记所记，皆可愤可怒之事。人之览余日记者，将不胜其愤怒矣。然是乃所谓沧海之一粟，不足见世事之大也。”（一，251）

其时吴宓兴趣甚广，旁骛甚多，分心学业，对此，他也所有反省：“诗文之研究、古书之披阅、著述之执笔以及国事、家事之感想，下及信札之往复、琐事之料理，又凡一切无谓之思虑，皆所谓魔障也，其对于西文之研究皆具莫大之阻力。余之魔障甚深，学之不进，良有以也。欲学之进也，须力去魔障，而后可以专心研究。余虽知其事之有益，勉力以试为之，然实病未能也。”（一，251）看了《市声》，投身工业之志油然而生；耳闻目睹种种野蛮纷争的现象，则愤恨不已；又与同学汤用彤合写小说《崆峒片羽录》。

暑假开学临近，吴宓因为年来荒废，学无寸进，决心下学期静心用功，以求英文进步。并自定了熟习功课、屏除无益思想力求快乐、注意身体卫生、有暇杂阅英文书不为他事等四条力行之事。由帝制而共和，似乎没有改变吴宓既定的人生轨道，也没有为他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提供多少便利帮助。

民国元年钱夏（1887—1939年，原名师黄，字德潜，后改名夏，号汉一，别号中季，再改名玄同，浙江吴兴人，清属湖州府归安县）已经不是学生，而是新式学堂里教书的先生。以他的年龄，本来清季还赶得上科举考试的末班车，可是壬寅年丁母忧，未能参加童试，后来进入上海南洋中学学习，接着又赴日本留学。所以没有任何功名，甚至没有入泮。庚戌（1910年）正月，应邀从日本归国，在嘉兴中学教授小学。五月，因相邀者与学生冲突去职，亦随之辞职，改就海宁中学教职，仍授小学，兼及《左传》。[13]翌年长兄钱恂掌湖州中学，招往讲授《左传》，遂携家人移居故乡。

浙江光复，学堂停课，闲居无事，认为驱逐客帝，应光复故物，恢复汉家衣冠，根据章太炎和钱恂所说，取清代各经师如江永、任大椿、宋绵初、黄以周诸家之书，择是而从，并参以司马光、朱熹、黄宗羲之说，参酌古今之制，写成《深衣冠服考》一册，分衣冠带履四篇，并附《周尺考》一篇。

3月，浙江教育司成立，朱希祖、沈兼士、马裕藻（幼渔）皆在其中，招钱夏往，负责保存文献。章氏同门多在沪杭一带任事，在杭州期间，钱夏与同门如沈、马两家各位兄弟及陈大齐（百年）、朱希祖（逷先）、单丕（不厂）、朱宗莱（蓬仙）等交往频繁。

其时南京临时政府改行阳历，人心西化，弃国故堕礼防者比比皆是。土地复，政体更，岁首移，徽识易，平日愤异族君主统治，而今日邦人诸友，毁信废忠，废弃国华，亡国之征已大显著，冥想今后，日罹危境，浩然长叹。（1081-1084）虽然着深衣前往办公之事成为笑柄，钱夏对于冠服仍然相当讲究，既欲恢复汉衣冠，又讲究形式威仪。（1120）关于新的婚礼仪式，也有所意见。

9月初，因马裕藻接掌浙江第一中学，请钱夏往授小学，每周6小时。原来教授一二年级者于此无知妄言，误人不浅。遂重编讲义。陈百年亦请其至高等学校教授小学，共四级，每级每周一小时，月脩40金。允之。（1088）该校学生桀骜不驯，专与教师寻衅，且不守规矩，下课铃未鸣即任意出教室饮茶解溲，斥之不听。自共和政令发布，民间不识者好破坏秩序，祸及学童。（1090）马裕藻掌校之后，将几位不称职的教师辞退，这些人便怂恿学生借故闹事。（1091）钱夏认为肇事者处心积虑，不破坏不止，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将劣生除名，查明挑唆者的阴谋，为治本之策。不可畏首畏尾。（1095）马裕藻不能见用。9月14日，一至四级学生遂联合罢课，只有五年级不为所动。（1098）

事发后，掌浙江教育司的沈钧儒（衡山）派经亨颐（子渊）、汤尔和二人前来调解，据说经氏久思取代沈钧儒教育司的位置，汤尔和则亦代他人谋夺此席，而该校反对马裕藻的几位旧教员，其实目的是反对沈钧儒，由此二人来调停，真是岂有此理。（1099）果然，汤尔和不无偏袒学生之意，希望照常上课，允诺今后改进对于教科书不满足之处。而各教员以其侵入教务，全体辞职。钱夏于是至沈尹默处共作质问汤尔和书，马裕藻又致电各中学，请主持公论，并解职。（1100）9月17日，钱夏到图书馆作全体教员致沈钧儒书，质问其何以任汤尔和来干涉教科。朱希祖亦表示教员受辱，理应辞职，不宜无耻而仍教。（1101）继而钱夏又代马裕藻致函章太炎及京沪、本城各处学界，报告此番办学宗旨及事件情形。（1102）后马裕藻为张元济聘往商务印书馆，钱夏虽觉甚慰，毕竟是商贾之道，“未可遽以名山之业付之也”。（1122）

浙江军政府宁波分府新年庆祝会各部馆长与外宾合影

教学之余，钱夏还从《国粹学报》、《大共和日报》等报刊上辑录章太炎的文字，并做其他信息的剪报。9月12日，接章太炎来函，知其已脱统一党，有人劝以讲学为移风易俗计，而章认为，游民不可以道德化，必须施以刑罚，才能除恶。（1096）国庆当天，钱夏到商务印书馆购买了一式两张章太炎在日本时的照片。

民国改用阳历，钱夏对于历法颇有讲究，时常于日记中记录意见。还拟编制历史年表，破除成王败寇之见，而凸显夷夏之别。（1112）对于教育部因武汉起兵时间定孔诞日为10月7日，极不以为然。“不特鲁莽灭裂，太无历史意识，以理言之，亦不当也。”（1121）不仅如此，他还根本怀疑贸然改用西历不妥，尤其是中国以农为本，用西历则节气无由凭据。（1163）

9月23日，至高校上课，有学生就若干字的读音问题故意提出无意识的质问，“真是无理取闹”。（1107）随后几天，又有学生就杨雄姓氏偏旁之事与争，“此等学生，实不足与言学也”。（1110）鉴于学生无心小学，愤而欲辞去教课。（1117）据说教育部曾拟议删去师范、中学的小学课程，“可叹”。（1119）10月8日，思量高等学生迷信字典，终不可教，致函陈百年提出辞职，并交还聘书。（1123）后胡仰曾再三邀其复职，峻拒之，认为不可再教书。（1125）陈百年亲自来请，亦不允。（1133）

其时钱夏沉迷于小学，日思夜想，以致梦中亦与前贤神交编制对照表以明字之异同之事。（1123）他对商务印书馆所出陆炜士编《新字典》大为不满，认为删节《康熙字典》，毫无价值。因自己有志于编字典，“故虽然谬妄之书，亦在必看之列”。10月12日，从书店取回预订的《新字典》，“荒谬之处，更在我意料之外”。（1126）

经今古文为清季学术的一大争议焦点，作为古文家章太炎的弟子，钱夏是时转而疑古。10月23日，与人大辩论今古文，主张借由音韵以事实典范求古经真面目。（1137）至少认为古文经有伪篡。对康有为的言行仍有不满，而对批康之论亦有所指摘。（1138）他借阅了崔适批点过的《新学伪经考》，觉得康书“虽精论甚多，究不贯通”。其蔑视清中叶言训诂者，可见于小学之事为门外汉。且仍信纬书，而西汉今文家实不通此。何休为今文大师，独昧此事。自崔适出，才拨云雾而见青天。（1146）并将崔氏按语收辑。（1148）看了王闿运所编《中国学报》，虽然认为精彩不及《国粹学报》，但如今此等报章已成凤毛麟角，多一种即多一好处。（1171）

钱夏虽然任职于杭州，家人尚在原籍，为此，他多方托人寻租适当的住房，先后看过扇子巷、忠清巷等多处，均由于房屋不理想或位置、房主不妥等因素而迟迟不能决定，直到11月24日，才最终租定。（1169）12月9日，动身回湖州取家具，（1184）13日，将家具运抵杭州。（1188）19日，其家人亦迁来杭州。

牵涉从前派系争斗和意见分歧，钱夏对于光复后的浙江乃至民国政治多有不满。朱寿门告以陈英士、杨谱笙之不法可杀，去年俞寰澄赴湖州为军政分府，实欲敛湖民之财。（1118）10月5日，俞寰澄来大为陈其美强辩，并谓章太炎无法律知识，钱夏觉得其所说“不值一笑”。（1119）10月27日，秋瑾灵柩归葬，途中观者如堵，几至不可行。（1021）光复以后废除避籍制，当地人可做当地官，钱夏亦不以为然，认为使得土司横行，鱼肉乡里，较昔日乡绅更甚。（1042）

是年为朱舜水逝世230周年纪念，日本开纪念会，其后裔朱仲平赴会后，携归朱舜水刀信等遗物，钱恂提议建祠，以扬大汉之先烈。先设一会，集议此事。（1134）钱夏从读朱舜水文字知当时日本视中国为上国，何尝有藐视之意，虽极琐屑小事，亦为虚心下问，岂如今日之自大，动辄以东亚先进自居。（1137）12月中旬，舜水学社请朱希祖撰祭舜水文，由钱夏缮写。朱希祖称时人谓舜水宗王学，其实舜水本不讲学。（1194）

11月5日，为浙江光复纪念日，钱夏检订《国粹学报》，见刘师培之作，虽以为博而不精，又仓促成篇，仍然瑕不掩瑜，为不可多得的通人，治学得清代诸先生之门径，并世学人除章、孙两家外，可列第三。原来为其妻所惑，钱夏恨不能手刃其人，但今日时势大变，清帝犹且礼敬，善耆亦被赦免，刘师培学术深湛，理应宥之。（1150、1026）又指章学诚于古人学术源流虽有所窥见，但亦有外行语。（1153）据邓实说，刘师培之父得到前人遗书，其父故，书归刘师培。刘随端方入蜀，书留在鄂渚，武汉起兵时全部毁灭。（1065）

不过，这一时期的钱夏并不趋新，反而显得多少有些守成，对于吐弃国华，蔑视文物之类的事情，感到愤懑不平，甚至不惜自认顽固，引一二素心人为同道。（1175）他亲眼所见吴昌硕居处狭隘，老境颓唐的窘况，相当同情，不满于民国成立以来对于老成全无礼敬之念，视老旧如草芥。相比之下，觉得屠戮党人、固为我敌的端方能够保存古物，还算功过相抵。（1062）而对出卖古书文物给外国人者，视同卖国。指庚子至今，上下靡不尊欧美，虽然日日骂日本为岛国劣种，国人爱国却不及其明治初年。过去以此指责满政府，今则民国政府之卑劣，下于满政府数倍。（1065）

从上海返回杭州途中，钱夏于嘉兴拜访朱蓬仙，旧雨相逢，欢然道故，关于小学的教法有所议论。（1179）并在朱蓬仙处阅昔年国学讲习会说文札记。札记出自钱夏、朱希祖、朱蓬仙等数人之手，详略不同，且有差异之处，盖听讲时记而有误所致。朱蓬仙已汇编成册。（1180）12月30日，朱希祖携来读音统一会论读音统一一本，主张荒谬，文义尤不可解，盖由吴稚晖等人操统一国语之事，文字语言乌得不亡。（1205）

新历除夕，钱夏准备鱼肉蔬果等物祭祖，此事古人所无，古制为四时之祭。其自遭母丧之后，又留学外国，十年不祭。归国后借寓人宅，尚未独立，自今成家，宜恢复祭祀。并就祭拜仪式有所论列，主张改跪拜叩首为三肃鞠躬。（1208-1211）

民元新历元旦，黄尊三终于决定明后日动身回湘。1月3日登船，行前请来送行的熊希龄代电谭延闿，催留日学生学费。7日，抵汉口码头，秩序乱极，行李遗失。汉口租界，俨然强盗世界。北兵到处放火打劫，十里商场尽成焦土，情景惨不忍睹。次日搭湘江轮赴长沙，10日晚抵达。省城治安虽然恢复，街上兵士触目皆是，且颇骄横，市人不敢提兵字，故有丘八爷之号。

在湘期间，曾往都督府拜访谭延闿，并告以同人志愿继续留学，毕业后再回桑梓尽义务。谭延闿非常赞同，说明已汇款接济湘省留东学生，还在继续筹款。此外，主要活动就是开展共和协会的会务。他们先是租定会址，搬入其中，继而发展会员。这时省中仅有同盟会，无其他团体，所以吸收会员比较容易，会务亦颇发达。由于谭延闿的加入，办理颇为顺手。几位骨干日夜奔走计划，会务大有希望。2月1日，共和协会开谈话会，决定设立西、南二路支部。

虽然局势堪忧，但黄尊三主要还是关注留日学费的落实。每日坐等，只待学费到手，即刻启程返回日本。经过多方努力，湖南省教育司派专人为该省留日学生经费管理员，经费也得到落实。支取到部分学费的黄尊三，终于确定了返日的行程。旧历除夕夜，共和协会举行宴会，为回日继续学业的会员饯行，次日为中历新正，一行人登船启程。自去年11月22日由东京启程归国，至今将近三个月，“此三月中，对于革命事业毫无贡献，碌碌依人，问心实觉抱愧。清廷虽可望推倒，而共和国家之前途暗礁尚多。革命尚未成功，人人眩于目前之安，不肯从根本打算，争权竞位，意气横天，国家利害反置之度外。倘根本不加革改，政治岂有光明之日。思至此，不竟感慨”。夜与同船者取酒共饮。（265）

一路辗转，22日抵沪，到共和协会和共和联合会拜访友人，两天后乘博爱丸赴日本，29日回到东京。虽然仍旧关注国内时局的变化，主要精力逐渐转移到学习课程，以便能否如期完成学业，按期毕业。

3月15日，新学期开始上课。由于武昌起事以来，课程耽误太多，中途又回国三月，“亦未有丝毫效力，徒抛弃光阴，愧极惭极”。“现距卒业期不过两月，若不着手豫备，到时必来不及。拟将八门学科，尽此两月看毕。”（267）从此每日埋头课事，假日亦温习功课。偶尔回忆“自九月民军起义，仓卒返国，至沪上，则见所谓志士者，莫不花天酒地，利海名场，终日昏昏，几忘国家大计、个人本分，不胜诧异。以为纵使革命成功，中国人心非从新改造，国亦必亡。居月余返湘，而湘人之意见冲突，权利竞争，较沪上为尤烈。余固无心谋事，人亦不余注意，默念既不作事，又不留学，归家何为？于是极力运动官费继续，幸得成功”。（268）

黄尊三的唯一课外活动，或许就是党会。同人以国家既改共和，政党必不可少，“且为民众政治之集团。我辈既研治政法，当然不能脱离政治关系”。结党成为他们从政的试验。其时上海的共和联合会改名共和党，“知政党之争，将从此始。”于是课余假期除看书温课外，还与一般同志商议团体进行事。（269）

6月5日，学校放假预备假，让学生准备考试，每日复习功课，以便应考。6月15日至24日，考试完毕。7月2日，与友人结伴到海滨城市大森疗养。5日即得知学校发榜，幸而及第。“九年辛苦，至此遂告一段落，从此脱离学校生活，而入实地生活。言念前途，殊为恐怖，盖余虽卒业，学问二字，尚为门外汉，而经验亦丝毫无有也，奈何奈何。”（270）

进入民国，对于身处异国的胡适反而颇有影响，虽然他的留学生活并无多少改变，可是作为共和国民毕竟与皇朝臣民不可同日而语。他批评“以统一过久，人有天下思想而无国家观念”，认为耶教“持天下一家之说，尊帝为父而不尊崇当日之国家，亦罗马衰亡之一原因也。”[15]面对欧美各国对民国的政局社情民意的普遍误解，他多了几分为中国辩护的自觉。1912年10月10日，“为我国大革命周年之纪念，天雨濛笼，秋风萧瑟，客子眷顾，永怀故国，百感都集。欲作一诗写吾悠悠之思，而苦不得暇”。（162）他曾投稿给纽约TheOulook，论中国女子参政权，旁及选举限制。又对有人演说亚洲的日本、中国、印度三国风俗毫无真知灼见，徒具皮相感到不满，拟作《中国社会风俗真诠》一书，“取外人所著论中国风俗制度之书一一评论其言之得失，此亦为祖国辩护之事”，并且列出篇目，其中第十即最后一篇为“新中国”。（164-165）后来有Mrs。F。E。Bates（培茨夫人）演说女子选举权，亦引中国为口实，胡适还作书投报，以辨其非。（178）

保尔·S。莱茵斯（Paul。S。Reinsch，即芮恩施）所著“IualandPolititsi”（《远东的思想与政治趋向》），中有一长篇论中国二十年以来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胡适看后，认为“于实在情形，了如指掌。美国人著书论吾国者，未有及此书之真知灼见者也”。特意将其中人名年月讹误之处指正，写信寄与著者。（165）他还注意到为中国革命事效力不少的美国人荷马李（Homer。Lee）的死讯，惋惜这位曾为孙中山军事参谋的军人死于民国告成之日。（177）

对于同样专文论述过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梁启超，胡适更许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获悉梁启超归国受到京津人士的欢迎，“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180）。这时的胡适，俨然是一位民族主义者，而且所持民族主义与认识世界大势并行不悖。

此外，胡适还注意到辛亥鼎革一段历史的史料与研究，他在任鸿隽处读到《朱芾煌日记》，“知南北之统一，清廷之退位，孙之逊位，袁之被选，数十万生灵之得免于涂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无名之英雄朱芾煌也。朱君在东京闻革命军兴，乃东渡冒险北上，往来彰德、京、津之间，三上书于项城，兼说其子克定，克定介绍之于唐少川、梁士诒诸人，许项城以总统之位。一面结客炸刺良弼、载泽……时汪兆铭已在南京，函电往来，协商统一之策，卒成统一之功。朱君曾冒死至武昌报命，途中为北军所获，几死者数次。其所上袁项城书，皆痛切洞中利害，宜其动人也。此事可资他日史料，不可不记”。（187-188）其时暗中勾通南北的人脉不止一条，作用究竟如何，还需详查。后来并不革命的胡适，与中国首次革命牵连不少，倒是奇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