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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内外官员 帝制末年（第2页）

七月二十八日（9月20日），汪荣宝和李家驹在泰山将宪法草案全部86条116项定稿，（996）回京后继续有所改动。如八月初八（9月29日），“日本宪法第二章之意义最为学者所聚讼，实则沿袭欧洲各国之历史，冀以防止专制政府滥用权力之弊，于法理上无何等之关系也。我国制定宪法，仅可用概括主义，不必一一列举，转生误解。本日参考各书，根据法理，另拟概括‘定’的条文。当与柳溪熟商。”（1008）

汪荣宝对于草拟宪法之事虽然全身心投入，却不敢期望过高。七月十三日（9月5日）晚，他阅读美浓部所译述厄利纳克氏《宪法变化论》，“末段述国会制度之缺点及代表主义之无用，精警透彻。以他人行之数十年，而尤未能惬意者，我乃方思学步，即一一摹拟惟肖，已不免为学人所嗤，况复袭其皮毛，而遗其精意，欲以挽回颓运，岂可得哉。掩卷深思，百忧交集。”（983）

在制宪问题上的诸多审慎，成为后来学人指责其政治态度的口实。可是汪荣宝看到的问题，有的至今仍然困扰各方，难得妥善的解决之道。例如关于代议制，从孙中山、章太炎到陈寅恪，都有看法各异的批评指摘。况且，汪荣宝的表现还有其他方面。作为资政院议员、中央教育会的政府代表，在会上讨论停止实官奖励及出身问题，汪荣宝发言演说不可不停止之理由。此案多数赞成，可成决议。（943）又赞成列名发起张元济等人组织的私立教育会，并参与成立大会，接替先行离会的伍光健担任主席，还当选为评议员。（958-959）

汪荣宝注意到政界形势的变化，以及广州将军孚琦被刺事件。四月中旬，有言官疏陈近日革命党由长江一带纷纷北上，廷寄民政部、顺天府严密侦缉。（867）他与汪大燮等人谈及近来大局，唏嘘流涕。（869）七月十八日（9月10日），他与曹汝霖、陆宗舆等谈及近日川事，共相扼腕。（988）孟昭常与谈铁路风潮事，颇有辩护盛宣怀之语。汪荣宝认为其长厚如此，（1018）心中显然不以盛的行事为然。

辛亥这一年，恽毓鼎的身份恰好由官转绅。在今人眼中，恽毓鼎大概属于守旧一类，可是其言行未必可以守旧一言以蔽之。他认真阅读梁启超的《饮冰文集》，颇为推崇，将《六大政治家》中的三篇“熟玩深思，服膺不释，其足以增吾智识者多矣。”（521）看林纾的翻译小说，也认为“最有声价”，“所译各具面目，各有精神，处处引人入胜”。而指学生所译东洋各种，“猥陋之词，不可向迩”，斥为“新小说之极恶劣者”。（522、524）他可以吃西餐，喝红酒，被推为上海中西医学研究会会长，对于“近世泰西人重新理，于医亦然。每理一证，则推究尽变，著为专书”，也表示“服其善”（530）。由此看来，他也是王闿运口中趋新的讲官之一。不过，他对废科举、立学堂，造成学生志趣卑污，道德堕落，中国文字将亡，感到悲哀，因而叹息痛恨南皮、长沙二张（之洞、百熙）。（541）

温生才刺杀孚琦，恽毓鼎担心“暗杀之祸渐行于中国矣”。（530）对于摄政王的所作所为，恽毓鼎心怀不满，“阅报纸，各国要索环集，咄咄逼人，政府一味支吾，束手无策，唯贸贸然督秕政之进行，财日竭，气日嚣，兆庶离心，百官解体，毓鼎效忠无路，痛念先朝，泫然泪下。禁烟，上英国当，害人命无数，上下亏损二万万两以上。防疫，上日本当，害人命无数，上下亏损数百万两以上。朝廷甘受其愚，始终不知觉悟，岂非气数使然。哀哉！”（526）加上不愿受委员胥役的折辱囚禁，愤而辞去翰林院侍读学士一职。

三月二十四日（4月22日），上谕准恽毓鼎开缺，他自我解嘲道：“余宦情素淡，笃信安命之说，以自得为宗旨。数年来，子孙繁衍，宝惠官运渐隆，时时以盈满为惧。故每夜焚香恭谢天佑，唯求得以保全。今幸获赋遂初，与世无争，与人无竞，读书写字，莳竹栽花，使此心常活泼泼地。内有贤助，外有良朋。多欢喜，少怨忿。以此养生，以此进德，庶几无负光阴乎？午后得见谕旨，顿觉无官一身轻，天空海阔，任我游翔，可为人生至乐。所不能恝然者，渥受先太后、先帝知遇优待之恩，未能报称万一耳。”（531）

由于对新朝当道的颇多不满，恽毓鼎眼中的宣统朝局鲜有是处。皇族内阁成立，恽毓鼎历数其成员，大都宗室亲贵，后来眉批道：“处群情离叛之秋，有举火积薪之势，而犹常以少数控制全局，天下乌有是理！其不亡何待？”（532）他对“贤者避世”之说颇有同感，不与世风所趋近而同之，一反举世好结党运动的风尚，偏重安守独立，避世而不遁世。这与他民初参与多种团体活动的行为反差显然。他喜欢看《东方杂志》和《国风报》，并且表示：“余于近人译著新书，皆阅不终篇，即生倦厌，独《国风报》则读之醰醰有味，益我良多。”《东方杂志》“虽不及《国风》之宏深，而理博趣昭，亦颇引人入胜。长年多暇，以此为遣日之资，殊为不恶。若京沪所出日报，大半造言生事，弋财营私，真不足污吾眼光也。”（536-537）

广州乱事屡作，先是击毙署将军孚琦，继而攻打督署，再是炸弹轰击水师提督李准。据说“总督张鸣岐恐甚，夜眠屡易其处，日夕忧惧，将成心疾。张由岑春煊幕府，不数年窜领兼圻，既无定乱之才，复无镇乱之胆，临事则张皇而失措，事后则铺饰以邀功。真凡材也。执政唯知受其重赂，付以南疆，亦稍为大局计否？”（543-544）[34]恽毓鼎的怨词，与其说是担忧大清的安危，不如说是为自己鸣不平。

郑孝胥书法

皇族内阁成立时，曾有传言将召张謇和郑孝胥入为新内阁秘书长。张謇自戊戌官场失足，即不愿再入宦途，因而到京拜访亲贵时明确表示：“不可以公推而来，得官而去”[35]。郑孝胥则不然，他自视甚高，抱负不小，颇有野心，辛亥年在京活动，遍交官场士林，甚至与革党、康党也有所往来，相当活跃，曾先后参与东北、蒙古等边事以及铁路国有事宜，并为盛宣怀代拟谕旨及收回商办铁路奏稿。回沪不久，又再度专程北上，参与筹划路政。期间被清廷授予湖南布政使。郑孝胥力辞湘藩，欲就邮传部邮政局局长之职，不果。

五月廿五日（6月21日）摄政王召见时，郑孝胥主要就世界交通大局的变化趋势表示了意见，他说：“中国如欲自强，机会只在二十年内。以二十年内世界交通之变局有三大事，一帕拿马运河，二恰克图铁道，三俄印铁道是也。欧亚交通恃西伯利亚铁道，俄人始为主人，战事之后，日人经营南满，遂与俄分为主人。今中国若能急造恰克图铁路，则由柏林至北京只需八日半，世界交通得有四日半之进步。从此以后，中国遂与俄分作欧亚交通之主人，而南满、东清皆成冷落，日本经营朝鲜、满洲之势力必将倒退十年。此乃中国自强千载一时之机遇也”，又痛论“借债造路为变法之本”策，颇为摄政王认可。[36]

六月初六（7月1日），郑孝胥如约拜见徐世昌，在达寿在场的情况下，郑孝胥建言身为协理大臣的徐世昌作为汉人代表，应研究各部统一联系之策，先将各部务分别轻重缓急秩序，然后各大臣开阁协议，以部务列之国务中，更分其先后轻重缓急之秩序，并协力制定五年预算案，依案进行，“此所谓国务大臣而非部务大臣也”。（1328）三天后，郑孝胥于召对时又陈内阁统一政策及造路预算案。

皇族内阁成立，举国共愤，郑孝胥积极出谋划策，引起舆论的不满，怀疑其忽得实官之授有卖身投靠之嫌。“《北京日报》捏造余廿五日召对之语，各报和之，意皆忧余为政府所利用。”对此郑孝胥另有盘算，“余果再辞，则亦与彼等以鼓噪为恫吓者等耳，焉能得所凭借以小试其施行之手段哉。”（1330）对于长期未得实缺的郑孝胥而言，这无疑是施展抱负的良机。在回沪途中，他踌躇满志，却不无忐忑，写了不少做官办事的心得箴言，表示“余既出任世事，当使愚者新其耳目，智者作其精神，悠悠道路之口何足以损我哉。”（1331）《时事新报》节译《泰晤士报》关于郑孝胥奏对的评论，认为所奏审时度势，精当博大，“无论世界何国之政治家，固莫不以能建斯言自豪。倘中国能简拔如是之人才十数辈或数十辈，列诸要津，畀以政权，则中国之应付时局，其和平坚卓自应远过于今日也。”（1332）郑孝胥颇为认可，特抄录于日记中。

赴任途中，郑孝胥的满腔抱负难以抑制，不禁发出豪言壮语：“吾今挺身以入政界，殆如生番手携炸弹而来，必先扫除不正当之官场妖魔，次乃扫除不规则之舆论烟瘴，必冲过多数黑暗之反对，乃坐收万世文明之崇拜。天下有心人曷拭目以观其效！虽不免大言之谤，然其盖世冲天之奇气，终不可诬也。”（1333）殊不料此去非但无力回天，反而卷入乱局，陷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令满腔豪情化作冰水。平生自负有经国大略的郑孝胥，这一次确是天机失算，骑上虎背，难以下台了。

辛亥正月初一，长春天阴，原来在奉天办理警务的孟宪彝匆匆赶赴长春，接任吉林西南路兵备道。此行是由于前任处理防疫事宜不当，出现种种扰民及病死之人被狗分食等不堪之事，被人密告撤职。孟宪彝临危受命，限期到任，接手相关事务。东北疫情由哈尔滨开始，迅速蔓延到全境，长春疫情尤重。到任后，孟宪彝循例拜晤官绅商各界，所谈主要即疫情。该处防疫局总办留学西洋医学毕业，通英文，人极诚朴，办事亦踏实可靠。次日，长春阴雪，下令找木工限期六日，制成棺木1700具，将来平价出售。因为尸体仅百十具，决定暂不用火葬，仍以土埋。后因挖坑苦工染疫而亡者渐多，招不到工，不得已改用火葬。正月十一日（2月9日），将城乡未葬尸棺及搜罗四乡未埋尸躯共1200余具一齐火化，并希望借此为转移风气之先导。[37]后来又策划进行第二次火化。

随后几天，相继与新军统制商定病死官兵安葬办法；拜访城里的英国医院大夫，请其协助防疫；暂时关闭澡堂、理发铺，雇工挖坑，以及限制行人来往，以防疫情传染；拜访日本领事松原一雄，协商防疫之事，并要求防疫任事之人及巡警注射血清，以防传染。托日本领事向南满公司商借能够注射一千人的血清，又与刚到长春的美国杨大夫商量制作血清之事（据说比购自外国的好），请药房为之提供各种必需器具，不足则向日本订购。二道沟东清铁路欲将所有栈店赶出界外，并拆毁房屋，孟宪彝答应向俄国领事交涉。俄领事系孟的旧交，同意每家留两人看门。不料执行命令的俄国军官反对领事干预，坚持驱逐行动。反复交涉，只允诺暂不拆房，人员则须迁往华界，等到疫气结束后才能返回。（13-27）

孟宪彝思想开通，办事认真，他在英美医院用千倍显微镜观察病毒，对于“西医之研究殊堪佩服”，（38-39）又称赞西医通过解剖确定五脏六腑病否，“此种学理，今始发明，岂中医所能梦见者”。（142）经过咨询，他果断采取各项措施：与日本人士合作建造焚尸场；对于防疫不力的巡警官员予以严惩；下令全城大扫除，所有饮食店停业，尚未染病之家的房屋亦须消毒；前任道台所设各处隔离疑似染病者的贫民留养所，除死亡者外，经验证无病，酌情分别处置，又新建数处较为整洁的隔离所；严禁散布谣言，以安人心；组织各方人士召开长春防疫会议，设立中医疫症院；派警员30人到满铁医院学习消毒方法。

其时东三省总督与日本有关人士及部属协商，确定防疫三法：第一，城内遮断交通；第二，向日本调用他处消毒班帮同城内消毒；第三，将无业游民全部送往城外留养。孟宪彝立即遵循一、三两条，第二条因已派员到满铁医院学习消毒法，以为可以替代。后经日本人士提醒，消毒班非素有经验者不行，教练日浅，恐不克济事，又提出聘请三名日本消毒员为班长，日本方面仍然担心不足以应对。（58）总督以哈尔滨防疫法通知各地，饬令仿行。因长春地广人众，西医又少，酌情变通。（60）后奉天由长春传染，疫情蔓延，还定议阻断长春与奉天各路的交通，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64）

长春城里有朱姓中医，不信西医，要求在西关大佛寺另设中医疫院，与官府约定，可以诊治下药，但一切人等必须消毒。尽管如此，朱中医仍然不幸染病身亡。孟宪彝叹息其“鄙薄西医过甚，不以疫症为传染之剧烈症，竟以身殉，其志可嘉，其愚不可及。以前次屡函儆戒，乃不之悟。噫！可悲已。”（87-88）

二月初五日（3月5日），接总督转外务部电，告以三月初五（4月3日）各国将派医学专家到东研究疫症，应饬各地方官迅速经理，务于三月初五以前歼灭疫气。（89）在孟宪彝的经营之下，长春防疫收效显然。二月初六日（3月6日），日本铁路站长及附属地隔离所所长参观城内外各隔离所，叹为不可及，应照此归而改良。“此实难得。我之隔离所，屋宇洁净，自是优于奉天所为，兹日人竟亦自谓不及，我之苦心经营，亦费去金钱过巨矣。”（92）稍后来长春视察防疫事务的英国防疫会员也对该地所办防疫各事充分肯定。到二月中旬，疫情已经显著缓解。此番大规模疫情，促使中国开始确立防疫体系制度，对于官员应对处置此类事件的行政能力也是一大考验。

由于孟宪彝长春防疫的出色表现，离任总督锡良对他的评语是：“才具开展，任事实心，办理防疫事宜，勇往直前，不辞劳瘁，极意联络，众论咸服。”（207）官声已在循吏之上。

孟宪彝对西医的医术颇为叹服。其妇生子，由满铁医院所派助产士接生，并认为日本将生产学列入女学科，所以生殖繁众，人鲜夭杞。（202）对于中西医的优劣，孟宪彝其实并无成见。他听说阿城及呼兰双城均未用一西医，而疫情平复，疑心是否真的西医可以扑灭疫气。“平心论之，西医言防疫，遮断交通，隔离消毒各方法，此诚高出中人之上者。惜竞言防，终无疗治法也。中医不知卫生，徒言疗治，致多传染，反为西医借口。倘使如西医之自为保卫，再事疗治，将出诸西医之上。西医疫院送百人死百人，中医治百人或治愈数人，特不如现值西医气盛世界，即治愈吐血者，西医则谓此疑似病，非真疫症也。此真足令中医短气也。”（147-148）中西医乃至中西学的优劣短长，困扰国人百余年，绝非先进落后科学与否的简单判断可以了结，有如此实事求是的精神态度，的确难能可贵。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孟宪彝不仅办事认真，还有几分忧国忧民之心。二月二十一日（3月21日），“阅报纸知大局危险已极，悲愤填膺，几欲失声一哭。又以手无斧柯，不克干济时艰，为之一慨。倘得跻至民政司一席，必当实地以整顿吏治，作起吾民，或有其苏之一日。特只手难挽狂澜，一木难支大厦，至此作想，不禁英雄气短矣。如欲挂冠归隐，则幼学壮行之志云何。如虚与委蛇，又于心不忍，且非我本性。筹思再三，仍以进行为主的。拟俟防疫事毕，即从所管各地方官严加整饬起点，尽几分心，作几分事，完我官人之格足矣。”（139-141）

清季东北，地旷人稀，日、俄等国均大量移民，甚至划界驻军，因而时有交涉之事，除专门交涉局负责外，各地官员亦须时常处理相关事宜。孟宪彝与各国领事及相关人士交往交道，能够不卑不亢，权衡折冲，不失礼，不生事。他看日俄领事照会，“出语皆有锋芒，咄咄逼人，所谓外交无道德，信然。”（182-183）遂与日领事商定，今后一般交涉事宜见面一说就了，不必形之文牍，以免纠葛。所有旧案亦从速了结。（184）

尽管如此，有时还是会碰到棘手难题。如东三省新定营业税与所订条约相冲突，日方坚决要求改正。孟宪彝一方面以前任所定之事，且业经上官批准实行，必须待新章订出，否则不便擅做主张。与日领事反复辩论，双方仍各执己见。（197-198）另一方面则具禀上司，力陈收税简章不甚完善，授人口实，碍难与争。（210）而奉省司道官员日日赴日领馆打球，却无人肯出面担当交涉责任。（218-219）相比之下，孟宪彝敢于担当，言出必行，也算难得。

四月初，陆军第三镇退伍兵在车站与日兵因事争殴，彼此各有受伤，日方派警抓去四名士兵拘留，几经索还，日领事以事结方可放还，殊悖公理。孟宪彝亲自到日领事馆交涉，议定办法四项：1。第三镇严惩滋事兵及带队排长；2。统制派标统到日领事馆道歉；3。陆军包给受伤日兵疗伤费，标统与日兵官会面，陆军传谕军人以后不得再行凶暴；4。陆军如有多数兵到站搭车，须预先通知日领事，并多派带队官和翻译护送，以保不致再生事端。（215-217）陆军方面接受各项办法，但日领馆仍不肯放人，“甚矣无公理也”。（218）好在此事最终和平了结，日方还主动放弃了疗伤费。

正因为东北驻军表现不佳，报载有调陆军第六镇到奉之说，孟宪彝认为“陆军已调在东者，毫无实用，不过为地面添扰累年，且其内容徒为外人耻笑，更于国防无所增重”，具禀新任总督赵尔巽，请不必再调。（204）清季编练新军，旨在加强国防，实际作用却适得其反，不过徒增扰民而已，非但无助于对外交涉，还埋下后来东北变局的祸根。

身处外强的直接侵逼之下，孟宪彝一面欣羡文明，一面积极防备。四月初九日（5月7日），孟宪彝到日本小学校参观运动会，“日人尚武，精神不同，粗暴由其自小学时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竞争之事。然皆有秩序可观，不得不为之感动焉。”（222-223）四月底，赵尔巽接任东三省总督，听说预备巡警发枪，属下意见分歧，或谓于民间有百害无一利，或反对此说。孟宪彝赞成发枪。赵尔巽也认为：“百姓自卫身家，多一枪则多一利，不能如高丽人之坐以待毙也。”（244）

个别官员的努力，毕竟无法改变国家的地位境遇。在此期间，英皇加冕，清廷派振贝子为专使前往，而英国待其甚薄，置中国于埃及之次，德联邦也向以中国为二等国。受此刺激，振贝子归途经过长春时赌气不愿下车，而其护卫却向东三省督抚索取小费。（305）政府不思振作，而希望得到列强尊重，岂非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