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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变与乱（第1页）

第三节变与乱

8月下旬，四川保路风潮越闹越大以及同志军围攻成都的讯息就通过报纸等渠道不断传到武汉，使得当地的“革命暗潮日甚一日”[24]，学生已经无心上课听讲，暗地里都在交换革命的消息。革命团体的联合以及军学两界的沟通加紧进行，许多组织和行动准备，如文学社与共进会合并，汉口孙葆仁冒孙文之弟改名孙武以号召各省等，当时就已经成为半公开的秘密。朱峙三虽然没有参加革命组织，可是认识的各校同学中有不少是加入者，所以诸如八月十五动手的信息，从不同渠道不止一次传到朱峙三的耳鼓，只不过将信将疑，一笑置之。

八月十三日（10月4日），朱峙三突患急症，大量吐血，卧床休息期间，革命即将发动的风声日紧，牟鸿勋、彭楚藩等人活动频繁，虽然八月十五夜未生大变，三天后武昌已经实行特别戒严。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黎明，各种消息纷至沓来，知有革命同学被捕，“两斋同学互相叹息，以为此次革命不成，反牺牲学生、兵士性命不少矣”。（253）并对学堂当局不肯保全被捕学生愤恨不已。又风传督署已获革命党名册，在学校、营盘按名搜捕，知情者隐忍不言，受牵连者惊恐万状。入夜，枪炮声四起，一夕数惊，生病在床的朱峙三惊魂未定，不能安枕，既揪心于革命党是否起事，又担忧自己的病体，希望回家静养。次日天将明，获悉革命军起义、总督逃匿的确信，炮声隆隆，似向督署进攻。朱峙三等“默默无语，各人准备回家”。上五府同学中有几位是共进会员，留堂几日，暂看情形。其时学堂当局俱已先逃，朱峙三“病急待调治休养。起义复仇固可喜，设各省无响应，一旦北京满兵开到，无异以卵碰石也。思至此，各同学心慌乱殊甚”。（254）十一时，听说文昌门已开，欲出城者，须趁时渡江，同学中知内幕者留守自治，其余散归。城门及码头，人多拥挤，达官大贾眷属，纷纷逃往宁沪等地。

次日舟抵黄州，回到家中。黄州距省城不远，可以听见炮声，却信息闭塞，全然不知近事，昨日还在演戏。家人听说起义之事，“相与骇异久之”。“恐时局再变，须下乡至舅父家避之。”（255）此后，从武汉水旱路回乡者络绎于途，尤其以学生和商贩居多，影响所及，各州县人心也开始浮动，流氓拦路抢劫，社会秩序陷于紊乱。朱峙三与妻、姊及甥儿女等避往乡下舅父家养病，传言纷纷，不得确信。待病体稍愈，“关心革命事，因自病已忘却。只愁何日太平，俾予就事有地，使家中老幼得温饱耳。不然，以六年所学，刚毕业即遭世变，全家人缺衣食，非为人之道也”。（257）

九月初一（10月22日），湖北发生日全食，“乡间乃知以盆贮水观之，甚清晰。食既天黑，见日旁一星甚明，奇观也。此与庚子年八月朔日日食相似，政治大变乱乃有此象，满洲皇帝或者命运已终欤？此则吾辈之愿也”。（258）次日，其父从县城托人带来《中华民国公报》，朱峙三终于了解到武汉的确实详情，知道湖南、江西等省响应独立。乡间自早至晚，闻汉口大炮声不绝，得知连日交战。传闻黄兴到汉口，孙文则无下落，未见如何举动。且黄兴来亦无起色。汉口民军战况不力，朱峙三担心满运未终，汉人不能复仇。

九月十五日（11月5日），同窗好友张肖鹄托人带来口信，请朱峙三“速往省就事，不要在家受苦。牟鸿勋、任素、蔡良村具有权力云云”。（259-260）而朱峙三原来的塾师认为，两湖仁、义、理化同学当部长者三人，就事不难。“不过清朝深仁厚泽，汝与贤智已入学，不能效若辈大逆不道云。予笑谓，吾师未看过《扬州十日》、《嘉定屠城记》，乃如此说法。满汉界线严，朝廷二百余年视汉人为奴隶，此与元朝何异耶？程师不欢而去。”（260）此后，陆续得知同学张肖鹄在内务部任总务科长，颇有大权，内务部次长周之瀚也是同学，李春萱任财政部长，“宜速往省谋一知事缺，较胜在家中困守也”。（261）朱峙三一则不好意思；二则大病初愈，父母嘱其静候；三则谋官还是就一报馆之事，有些犹豫；四则武汉战事仍不明朗，“程师连日来谈时事，总不愿予往省，谓满汉天下尚难定为谁手也。”（262）朱峙三面对各种传闻，觉得不大可靠，感叹道：“噫！满人何日消灭，俾吾辈早到省得就一事以养亲，还各处积债耶？思之烦恼无已。”（263）

此时州县的风向也开始转换，分散回乡的学生有的组织防军团练，镇守地方，新任知事也已经到任，着手恢复秩序。朱家贫寒，“缺钱只有再向鱼行及洪小坪临时借用。人情势利，知予省中有同学当权，借钱较易也”。到了十月下旬，得知武汉详情，看报又知“湘、桂、粤、川、苏、皖俱已独立，满廷恐慌万分，满运终矣。吾侪尚困守县中何益？”（264）加之获悉军政府设招贤馆，“凡从前未加入革命者，谓之投效”，（266）回乡的学生纷纷前往记名候用，而老师同学也劝其早日到新政府谋差办事。儒学的彭烈五老师就告以“贵同学各部均有重要职权，似宜早去就一美缺为妙”。（265）

恰在此时，与朱峙三关系甚好的同学张肖鹄因该县知事被人控告办事不力来县查证，告以“如就知事，此时去似嫌迟矣”。同学在内务部者不过七八人，且系起义时未离武昌之上五府人。“设非从前参加革命开会之人，难望就独立之事云云。”临行嘱朱峙三“月半前到省就事，迟则无相当之位置矣”。（266-267）张肖鹄专程前来查访，显示军政府对于下属纠纷处理起来慎重负责，丝毫不苟且，亦不偏听偏信。倒是开来县里的一营学生军，人品流杂，纪律不佳，其中只有三分之一是真学生，营长还有几分流氓气，给人印象不佳。

叶绍钧与叶昌炽同在苏州，对形势的感受却截然相反。自川路风潮的消息在报刊上披露，叶绍钧的心情就随着局势的发展变化起伏跌宕。他在日记中写道：“川省以铁路国有事持争已久，唇舌文墨已不知费去几许，眼泪血涕亦以随之……呜呼，前数日报上固已有四川宣告独立之电矣，何以独立之旗犹未见拂久于蜀山顶上也？伤哉我同胞，何以丁此世而罹此凶哉！要知此不良之政府，此万恶之政府，此犬羊之政府，断乎其不可恃矣！川人川人，抑既已误于前矣。如此之政府，何必向之要求，即要求而得之，须知要求所得之权利，决非黄金世界吾人神圣自由之权利也。此等政府只值破坏。川人亦既已误于后矣，故虽无破坏之力而且脱离之。独立乎，独立乎，我日望之矣。更求川人毋吝其血与骨，以终成之也。且万物非经破坏难以建设，盖物理固然也。则欲救吾中国者，又非独望川人，吾黄帝之子孙皆其责矣。”[25]满怀这样的寄望，他课后即往阅报室阅报，喜怒哀乐，皆由耳闻目睹而转，没有消息，则“蜀山西望，郁郁余悲”。（31）报载风潮平息，“则独立之旗犹将不现，令人望断巫山矣”。（32）传闻川中推举大总统，“见川人重复发难，有再接再厉之势”，“我虽非川人而亦代为川人喜，深望传闻之非诬也”。（33）

武昌起义爆发，叶绍钧认为“武昌据天下上游，可以直捣金陵，北通燕赵。从此而万恶之政府即以推倒，亦未可知也。自由之魂其返，吾民之气当昌，其在此举矣。望之望之”。（35）获悉各地纷纷响应，又希望“英雄四起，当能一扫妖氛，光复神州。我思英雄，英雄固有其人……盖中国不改革，则不能有起色，终此因循，或竟致为奴为隶。苟一改革，则我至勇至慧至有能力之同胞，皆即为少年中国之分子。而今果改革矣，乐又何如！”（35-36）并赞扬革命党“纪律严密，深合乎文明进军之举。智仁勇三者，党人盖兼有之矣”。（36）日有所思夜有所想，千古忠魂夜入梦境。

形势的发展风起云涌，该校具有反清革命意识的教职员加大了宣传力度，监督训话时劝学生剪指甲去发辫，“盖此二者为我国之特点，颇超然自异于世界，而亦即我国物质野蛮之表显，毅然去之，固其宜也”。叶绍钧从未留过指爪，“不自知觉居然得比于文明之列”，辫子则“不知何日得并州剪刀以割去之也”。（31）连出题作文也与革命有关，中文题为“送中国赤十字医队赴武汉救受伤军民序”，英文题则为“Revolutionandillgover”。（42-43）阅报“见‘胜’之一字固无甚惊异，盖如此正正堂堂之师，本当胜也；而闻不利之消息，则闷郁特甚。苟瞑目静思，革军如一不利，再不利，而终止于消灭，则其后之情景当不堪设想；而若吾侪者，尚何以为生乎！”（39）因为心中不畅，上课亦呆目充耳，若未见闻。同学们上课时将报纸带进教室传阅，见革军胜利消息，皆喜形于色，暗相告语，不顾先生在讲台上。课毕又转告各班同学，自习室欢声雷动。回家将报纸呈大人阅看，亦欢愉之状流露于言辞之间。

不过，尽管叶绍钧等人可以作文“士君子常以转移风气为己任论”，耳闻目睹局势一日千里的突飞猛进，却始终没有动手响应的计划和行动，学校仍然上课，学界忙于开运动会。对于原定在上海举行的苏省各校联合运动会因鄂军起事而停办，叶绍钧感到可惜。眼看风声趋紧，家在乡下的同学纷纷返回，叶绍钧指“此等举动可谓无意识已极，皆由见事不明，胸无定见故耳”。可是他也只能抱怨道：“独恨吴地兵士亦曾少受教育，智识既开，见解正当，而何以绝无动静也？”（38）

革命可以推翻清朝，也会引发动乱，反清人士对此顾虑重重，“胡先生讲及近事，谓扫除恶朽，改造神州，本属大英雄之事，若其人者，固当顶礼膜拜之；而或有不逞之徒乘机淆乱，则大英雄之信用名誉将为所玷污，而众同胞之身家性命且辗转沟壑矣。一再思之，势殊可危也”。叶绍钧颇有同感，“噫，是实大可虑，不知彼大英雄者其有以补救之乎？”（35）有同学接到来信，说南京军队起事，总督逃匿。“此语传遍全校，皆哗然。或则喜而舞，或则惧思归。”叶绍钧心乐莫名之余，“然更有可虑，苟机户而乘此复扰乱者，则将如何？余以为唯一之善法，只有富出财，智出谋，召机户而告之，共图恢复以应革军，以建共和。否则一乱且将大受其害也”。（41）

九月上旬，同学汇集各报消息，称十八省省城，只有南京未动。叶绍钧感到欢欣鼓舞，“从此以后，腥膻尽涤，大耻一洗，汉族同胞共歌自由，当即有一共和政体之中华民国发现于东半球之东，乐矣哉！”（43）更加期待南京有所行动，“得南京则东南定矣”。风闻南京旗人非常野蛮，叶绍钧认为“各处起事，虽由诸同胞之良知发现，而其地有旗人居者，大都由旗人激之使然……虽尽杀之未为残也。盖杀人固不合于平和世界之人道主义，而杀不平和无人道之人，正所以合兹平和世界之人道主义也”。为了稳定金融市面，他希望“我人先自起事，遥应鄂军”，眼看“居于可以为原动力之地位之兵士”依然不动，相当不满。（44）对于城中居民异常恐慌，纷纷迁家往沪上或下乡避难，河中装家伙之船首尾相接大不谓然，“不知此次之革命为政治为种族，岂为盗贼之欲肆行抢掠哉！……正所谓本无事而自扰之也。一般人如此无目光无定见，亦大可虑。而人心乱，秩序乱，实当归罪于此迁居之人，此一般无目光无定见之人”。（45）同时与顾颉刚等人反躬自省，“谓如我辈人最是无价值。在胸中自以为见理明矣，主见定矣，而知而不行，等于不知。虽然亦有种种阻碍种种牵挂使之然耳，独不能去此阻碍与牵挂，我辈究竟不是英雄，唯有中心暗叹而已”。（45—46）

稍后，清廷下诏罪己，宣称改造内阁，概屏亲贵，实行立宪，开放党禁，叶绍钧洞察其心，认为：

苟风潮一息，行见蛇蝎之手段随之而施行矣。语虽可怜，其心不诚，不足信也。而欲求语出于诚而能见诸实行者，于满政府是必不可得。我知我有毅力有勇敢之同胞，必不以此而少缓其征伐以姑赦之也。又知龙蛇方将启蛰，然之各地之同胞必不以此而动其恻隐之心以姑忍之也。在余则以为世间有“君主”两字，为绝大不平事。君主善与否，皆当锄去之。盖君主自己承认自己以统治众人，为侵害众人之自由权也。则清政府有君主，固当倾覆之矣，奚论其他。（46）

关于革命和人民的责任，叶绍钧又有进一步的思考：

九月十四日（11月4日），上海起事的消息传到苏州，叶绍钧一面为其过渡迅速平稳有序感到欣慰，一面料想苏州起事可以立待。果然，次日清晨，便得知苏州于昨夜起事，中华民国军政府之示遍贴路旁，叶绍钧“驰至校中，则校门上高悬白旗，诸同学方在门首欣跃也。相见后各致慰贺”。听说此事由苏抚程德全“主其谋。程公夙有兴汉之志，唯秘不能宣，其后上下各相授意，乃于昨日召各官长会议，皆喜悦赞成……不流血，不放枪，安然革新，皆程公明察之德所致也。吴人得公亦云福矣”。（49）

独立后的苏州，不过各处悬挂白旗，但在叶绍钧看来，却是万象更新。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学团，巡街站岗，维护秩序，并和同学们一起剪去发辫，大有“我生自今日始”之慨。（52）武昌起义仅一月，各地克服略遍，叶绍钧以西国革命史亦无如此迅速，自豪“诚吾族之光”。（53）

民军进攻之前南京居民迁徙之状

不过，即便和平光复，出力也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因为连日巡街，腿酸疲惫，叶绍钧难以坚持，欲回家休息，又不免自责，“办学团所以保卫地方，使军士得尽力于外，无内顾之忧，则我侪虽不从军，亦少尽天职矣。乃因力疲而即不肯勉力从事，尚何天职之能尽？余素不肯居人后，今若此，转而自笑”。其时沪上组织学生军、学生北伐队，苏州亦有发起者，而该校“则寂无其人肯投笔从戎。我校素以雄健称，而若此，对入军之学生同胞当愧死矣”。（54）更有甚者，该校有36人签名加入学团，听说“学团须补助军力之不足，将来或有临阵之时，于是众皆惊骇，向学团总机关索还签名单，甚或有主张解散吾校学团者。今虽不解散，唯须重行签名，真愿意者签之，而竟无其人，可笑可叹更可耻也。虽然，当必有其人，不过少数耳。余亦行将签名也”。（55）对于自命不凡如己，既不肯投身军界，担一分扶汉之责，又不能下帷攻学，修将来更进之功，感到羞杀。（56）其时学校经费无着，只能停课，学团也宣告解散，同学一时间无所适从。

面对形势和前途的不明朗，叶绍钧常常和同学顾颉刚、王伯祥等人长谈，探讨个人力所能及的挽回世道人心的办法途径，“论及现今一般人民皆以为我侪小民，可随意于双方之成败。不知此次而苟再失败，吾同胞当失立足于地球之权，唯有蹈东海而死耳。况鄂省未见得手，南京尚未能下，燕都犹在，虏酋未除，正一发千钧之时之势，奈何有此等坐视成败之人，可叹。要知非必荷戈疆场而后云担负，即为地方办事，为军士募饷，以至逢人谈吐隐带劝导，亦未始不少尽职务也。上二项我无此能力，亦为其次矣”。（64）又认为“今世人心，固执者尚其大半，无定者亦非少数，似此任之不顾，终难构成此大民主国。而欲革人心，自非口笔不能。然用宣讲，用小册，若辈方将引而避去，以为导之入邪道者，则口笔亦难收其功矣。人心之得尽革，其在百年以后乎？为之嘻吁。此身定当从事于社会教育，以改革我同胞之心，庶不有疚于我心焉”。（65）早晨醒来，“朝床中，思近时当救之人心约分两种，一则胸无定见，徒自壁上观人；一则心存谬解，妄自怨恨改革。当为文以救之，以作瘏口之忠告”。（66）随即撰文寄与沪上《时事新报》。

自我勉励之外，又寄望于大英雄。叶绍钧坚决反对南北和谈，认为双方敌对，非战争不可以解决，民军意在成一大民主国，与北方无和可议，所谓停战议和，不过北方的缓兵之计，待兵多饷足复将起而挑战。“故此时只有战，不可和。”（69）获悉孙中山归来，则喜出望外，“我国革命之首倡者，实推孙中山……奔走数十年，举事而未成者屡矣，近复于外洋筹划军饷，迭有巨款运进。全国人心中之第一任总统属望此公矣”。（72）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消息公布，叶绍钧认为：“君久历欧西，一切文明典制定必了然于胸，此时组织临时政府，当能惬我同胞之心也。”（74）其时苏州已经出现一些新气象，组织了北伐先锋队，同学中有人前往上海参加学生军。因为军饷缺乏，该校同学还准备排演新剧，得资助饷。叶绍钧“闻之大喜，即欲编辑脚本，用时事而寓劝化之意。在苏演数日，更可周历各乡，可以广教育，可以集多金”。（72）全国国民资格研究会在苏连续开会宣讲，浙军士兵持剪刀沿街见有留辫者，即强行剪去，儿童游戏，亦扮作军队模样。

就读于清华学堂的吴宓于八月廿一（10月12日）晚阅报获悉武昌革党举事的消息，其反应是：“乱事方炽，正未有已，吾不知中国前途如何，果于何时灭亡也！吾辈又将如之何而可乎？”并为陕西尚号太平、毫无动作感到庆幸。只是“国社危灭，恐桑梓亦只燕巢幕上，庆旦夕之安而已”[26]。由于形势危急，学部和外务部大臣不能照例前来出席该校的开学仪式，只好展期。

从各种非正常渠道纷至沓来的消息相当复杂，一方面据说革党极为文明，极守秩序，商民人等丝毫未受扰害，另一方面，廿四日（10月15日）京师实行戒严，各银行“日来迭遭倒闭。缘商民人等自闻乱事，纷纷执钞票向钱店索支现银，该银行等一时存款无多，不能应付，故有此现象。余入城时，信成银行及其他钱店门口，皆有多人拥挤喧嚣。巡警群驻，力为排解保护。而虽用现银至钱店亦不能得兑银元，经济界之恐慌盖可想见。”据称其原因“实因政府诸大老皆谋自逃之计，庆王首向大清银行提出金币三十万两，他大臣亦略称是，人民见之，不知事果如何危急，纷纷效尤。而各大银行以是而皆十分空虚”。（162）

有国文教员告以调查所得的信息，仅有武汉失守，其他各地则均系讹传。“惟政府近来焦虑异常，诸大老毫无能为，惟互相悲叹而已。”胜负取决于袁世凯的动向。吴宓的感想是：“呜呼！袁项城乎，吾为君谋之审矣，不知君果何决也。又余思革党势力尚微者，以弗能鼓动一般人民前冒锋镝，而仅以最少数、最有用之人才为军前之牺牲而犹患不足，非良策也。然处中国则又与俄国等异，一般人民断不得而煽惑之，故此次如又失败，则损失不可亿计。然由是知政府之实力，决不可时【恃】，而变乱频仍，恐仍相寻而未有已也。”（163）关于袁世凯的行止，吴宓认为“不往为善，盖此行无论胜败如何恐皆不免，何必再于今日之时代，强作第二之曾、左哉！况其事之顺逆、势之倒置、利害之大相悬殊，又有如此者乎？”（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