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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第2页）

发展和实施这些举措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1984年的茱莉亚学院虽然在业内享有盛誉，但有些方面却令我疑惑不解。尽管师生们每天都打交道，但好像缺乏一种社区团体感或归属感。好像在很多方面，茱莉亚学院只是个走读学校。没有宿舍楼，学生们从各地来到林肯中心学琴、排练、练琴、上课、表演然后回各自的家。很多上述活动都是独来独往的，本身也不会产生社区团体感。

我力图改变这一状况而为此做出努力，初期遭到一些教师、学生和理事会员的质问。他们认为要花时间了解个人，开展项目支持社区成员，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都会占用练琴的时间。另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茱莉亚学院认为艺术社区的外联活动对学生来说不是最佳体验。

接着，有些教师开始评论我在所有课堂开展更严格的课程，尤其是文科课程。他们说，也许我想把茱莉亚学院变成另一个耶鲁大学（我从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我从未理解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我想他们是担心我迫使茱莉亚学院的课程变为过分强调知识价值而不重视表演价值的模式。其实，我在寻找的是两者间平衡的教育体验。我记得一位理事会员曾对我抱怨，学生们都躲到图书馆里学习，根本没时间练琴，也无法参加比赛。

尽管那样说是夸大了注重文科课程的程度，但我意识到自己触动了学院集体心理的一根神经。我和同事们仍坚持这样做。到了2015年，文科课程已经成为茱莉亚学院本科教学的组成部分，通过成立写作和公共演讲中心，更是加强了这个过程。我们于1990年建成了学生宿舍楼。

督促教师队伍参与学院管理，对学术机构来说并不算离奇，但这一想法较早时却在茱莉亚学院造成了一些摩擦。当然，应该提到的是，原因都是为了做正确的事。

茱莉亚学院的大部分音乐、舞蹈、戏剧教师在校园外都有活跃的职业生活。他们参加表演、授课、讲专题课、当比赛评委等，参加委员会工作和开会的时间微乎其微。

我还发现，一旦双方建立了信任，教师们便愿意让院长和行政人员对学院的事宜进行改革。与学术机构不同，这更接近表演艺术团体的情况。如今，我们已经找到了可行的方案，行政人员做前期调研，然后由教师队伍完善并授权实施。尽管这一过程对美国某些学术机构来说不够正统，但却给教师们足够的时间来完成业务，并能参与学院的决策过程。

茱莉亚学院的表演总带有一种光环，它充满活力和精湛的技艺，如万无一失，完全可以和专业表演团体媲美。然而，在我担任院长初期，我发现交响乐团成员在准备充分、守时和团风方面有种不经意的懒散态度，这令我十分困扰。茱莉亚学院把这些演出看作是一种炫耀，是一种纽约式的**不羁和年轻人漫不经心的混合物。我记得一个朋友，茱莉亚学院的学生开玩笑说：“练琴表示你有不安全感。”我无法忘掉当时听了这个笑话的感受。开始观摩茱莉亚交响乐团排练时，我时常会想到这句话。

既然交响乐团的本质是合奏，自律就应该是这一体验的必备因素。这也是我想倾注到混合物中的品质。现在大家不再容忍迟到，也看不惯排练缺席，而且排练前就准备好自己的分部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

与之前的改革一样，师生们并没有欢迎这个新做法。但我们努力提高交响乐团的体验，聘用国际上著名的指挥任教，在卡内基音乐厅和林肯中心的艾佛瑞·费舍音乐厅演出，定期到世界各国巡演。今天，茱莉亚交响乐团仍然是学院的骄傲。乐团充满了年轻人的活力和风韵，尽管这削弱了迟到或考勤记录的作用，但我们的艺术家清晰地明白自己进入职场后应该怎样做。我们会把30多年积攒的经验带到天津茱莉亚学院，创办一个严格的乐团培训项目。

在我任院长的31年间，筹款工作主要集中在给学生们寻找奖学金。1999年，我们为茱莉亚学院进行首次募捐活动时，主要目标是寻找新的特定奖学金。我们也清楚，一般来讲，就读于茱莉亚学院的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不如美国其他文科学院的学生家庭。

因此，我们努力增加奖学金来降低学生的贷款额度。并决定只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颁发奖学金。2014年理事会主席布鲁斯·考夫纳和夫人苏姬创立了考夫纳奖学金计划。为茱莉亚学院最有成就的音乐家提供包括学费、住宿费、伙食费以及零用钱的全额奖学金。2015年，我们向46位攻读本科和研究生的音乐家们颁发了考夫纳奖学金。这样他们在茱莉亚学院就读期间便无须申请贷款。

自从1969年茱莉亚学院搬入林肯中心以来，历任院长都不会忽视作为林肯中心社区一员的重要作用。林肯中心11家常驻机构的首席执行官都是林肯中心协会的成员。该协会在九月份到六月份会定期召开会议。在会议上，这些机构的首脑们会商讨合作项目，分享信息，磋商策略以应对整个中心面临的挑战（例如机构本身、保安、售票等）。

我刚出任院长时，协会里有许多名人，包括纽约城市芭蕾舞团的林肯·克里斯坦（LinKirstein），纽约城市歌剧院的碧佛利·西尔斯（BeverlySills）（后来她成为林肯中心主席和大都会歌剧院主席），纽约公立图书馆的瓦谭·格力高利（VartanGregorian）（后来他成为布朗大学的校长和纽约卡内基公司的总裁）。那时，由林肯中心总裁内森·乐文韬（hal）主持会议。

那时的会议在费舍音乐厅的海伦·赫尔（HelenHull）会议室召开。我提到这个，是因为这个会议室里有一个带着各种酒类的酒吧。午餐会议开始前酒吧开放。我记得纽约城市芭蕾舞团的杰出创始人之一，林肯·克里斯坦（LinKristein）（乔治·巴兰钦，GeeBalane，是另一位创始人），独饮马提尼，每次开会他至少喝三杯。林肯一般不太容忍别人，马提尼使他这个特点更加突出。我总是佩服内森的耐心，因为林肯会冲他大喊林肯中心只是个房地产机构，艺术节目不是其强项。

无论林肯吼叫得多激烈，他都有种让人毫无防备的魅力。随着时间的迁移，协会例会改到新的罗斯（Rose）大楼。午餐时禁用马提尼，这可提高了开会的强度，魅力也渐弱了。主要是因为讨论进入21世纪时，林肯中心重建的这一复杂而昂贵的计划。

在为此书题名《艺术家引领社会》时，我想强调一个信仰，比起更早的时代来说，21世纪的艺术家必须献身于比他们之前所期待更广泛的专业议程。具体来说，21世纪的艺术家必须是全世界大大小小社区的艺术倡导者。艺术家不仅要通过自己的艺术进行交流，还要了解其生活社会的复杂性。要通晓政治、经济和人文社会等各方面。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有效地向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人民展示自己艺术的力量。因为人们一般并不了解艺术，且带着怀疑的眼光来看待艺术活动，甚至有时还鄙视艺术，把它看成与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干的事情。

新的专业议程并不是想象的那样难以获得。就读于茱莉亚学院或类似茱莉亚的很多学生，都对如何用艺术来改变世界有自己清晰的看法。他们把理想主义，坚定信念，技术专长和旺盛精力的健康因素凝聚为一股力量，通过在传统场合的出色表演，努力让自己的艺术与社区民众产生共鸣。这样下去，世界上最出色的青年艺术家就会对艺术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一议程也正是我在茱莉亚学院期间的基石。我很欣慰地看到，和20世纪相比有越来越多的茱莉亚学院的毕业生走出校园，带着梦想和希望步入现实社会，从事于传统艺术职业之外的工作。

艺术的卓越性和社会意识性这两者不应有任何分界线。今天的艺术家必须对这两者同时提出的挑战应对自如。这样，我们拥护的艺术形式才可以茁壮成长，才能把艺术中洋溢散发的人类价值传播出去。

我总是把自己在茱莉亚学院所起的作用看成是一种艺术和教育的催化剂。我负责把教师、学生和行政人员凝聚为一个致力于培养世代音乐家、舞蹈家和戏剧家的团队。我们的教师队伍尽职尽力，促使学生在艺术中寻找个人表现力和自我充实。学生们也不断以他们的青春活力、创造力和自律性打动我。在茱莉亚学院所见到的学生让我对艺术未来的繁荣兴旺信心十足。我们的行政人员也展示了自己的专长，爱心和耐心，打造了艺术教育界里首屈一指的工作环境。

最后，如果没有理事会的杰出领导，茱莉亚学院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健康与活力。这些理事会成员们精心了解学院各项事务，为学院奉献出宝贵的时间和资源，以保证茱莉亚学院的卓越性在未来不断发扬光大。

如果没有美好的家庭作后盾，我这31年的经历也不会如此快乐。在我航行穿梭于各种复杂的激流时，家人给我的是绝对的关爱、鼓励、建议和现实对照。因此，我把这本书献给亲爱的夫人伊丽莎白和孩子们：凯瑟琳、瑞恩和克里斯多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