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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和外交（第1页）

文化、艺术和外交

2003年4月23日

纽约艺术学院

纽约市

我在康涅狄格大学政治学系读本科，后到塔夫斯大学佛莱奇国际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也许因为我的职业生涯和佛莱奇的培养项目不相关，多年未和母校联络。有一次，他们请我给纽约的佛莱奇校友讲讲我对艺术和外交的看法。这次讲话的内容也包括我每年秋季教授“美国社会和艺术”这门研究生课程准备的调研资料。这是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主要战斗结束后做的演讲。

20友02们年讲八讲月文，化我外接交到。佛由莱于奇我学对院历的史邀和请艺，术让研我究给的在兴纽趣约，的使校我对这个题目考虑多年。我对此话题的热情日益增长，而后顿悟到，战争期间和战后动乱时期，是无法讨论文化和政治的。在我继续琢磨这一话题时，想到了马克·吐温对瓦格纳音乐的评价：“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糟。”

密尔顿·库明斯最近写到：“‘文化外交’这一概念是指与其他国家和人民之间在文化各个方面的切磋、想法、信息和艺术上的交流。”[1]

在美国创建的早期，约翰·亚当斯就国家优先顺序曾写下名句，“他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他的孩子们才能学习数学和哲学，之后他的子孙们才可以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和建筑。”然而，他在新英格兰坚韧的成长过程使他对“过于看重美术会令人联想到过分奢侈……（会腐朽）新成立的美国社会公民”表示忧虑。[2]

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最初把文化和外交有组织地结合起来，以应对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支持纳粹德国的倡议。

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文化外交的作用是由佛莱奇学院的迪安·埃德蒙·格利恩创意的。他把公共外交描述为“一个国家的媒体和其他非政府、私立机构与另一个国家的同等机构互动交流，这类跨国境对政策形成和外交事务的影响过程”[3]。

如今，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我们在世界的影响却日落西山（不算军事力量）我们不能说服其他国家接受我们的正确政策。这种情况加之于其他国家巨大的文化差异加剧了他们对我们的憎恶（不仅仅是中东国家，就连所谓的欧洲盟友也一样）。

罗伯特·卡根最近出版了名为《天堂和权力：新世界秩序中的美国和欧洲》一书。书中提到这样一个论点，“美国和欧洲在本质上并不相同，且越走越远。美国靠积聚军事力量而欧洲通过国际合作”[4]。“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重大战略和国际问题上，美国来自火星，而欧洲来自金星”[5]。

21世纪初的美国，政府和社会并不看好文化和艺术作为影响世界的观点和政策。这就无法产生经过深思熟虑，以文化外交项目为重点的需求。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说过，“布什政府也许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他们（讥笑）很多时候关注的问题是：京都协议、世界法庭、控制武器等。布什政府对一些问题虽有合法的争议，但他们不在意的、嗤之以鼻的做法，使美国树敌不少”[6]。除此之外，无论是里根总统的“魔鬼帝国”还是布什总统的“邪恶轴心国”，这两位总统对道德准则的强势使不少人士有所反应。“正义的目的是强大的，极易煽动情绪”[7]。

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和公民，对我来说最令人困惑不解的就是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明显缺乏的细微与敏感。尽管我们都知道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经典语句：“战争是变相的政治。”我还是对美国今天在多边关系上，更多借助战争而不是外交深感忧虑。当然，把造成这个现象的责任都推到现任政府身上也不对。因为不仅外交政策机构对利用“软实力”来取得“一个国家达到国际目的的合法权益”[8]感到陌生，就连全美社会对此也不谙不详。你们可能知道“软实力”这个词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国际学院教授约瑟夫·奈尔首次提出的。

最近，艺术不断遭到社会上一些人的挫伤，大大削弱了其在中小学教育系统的地位。

“当然，这些对艺术在社会中作用的保留意见并非新鲜事物。他们从西方文化存在之际就出现了。在此文化诞生时，亚里士多德警告雅典人，不要成为职业音乐家，恐怕他们被作为“聘用品”“机械工”而不是完整的人。再举个例子，19世纪末，列昂·托尔斯泰强烈痛斥艺术职业化，创办音乐学院，他认为培养出来的都是丧失感情和人性的奴性技师。因此，他们不能服务于真正的艺术，而对于托尔斯泰来说，真正的艺术就是分享人类的情感。

当然，今天对艺术的忽视和误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9]，也还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因为这不只是对单一职业的忧虑。这关系到重要的、可敬的问题：艺术是否使生活变得美好？是否使人变得更好？如果是，它怎么做到的？如果不是，为何不是？任何相信艺术自身价值的人都应该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然而这些答案并非简单明了，也许还会相互矛盾。一般人都接受文科教育的道理，即改善人民生活，为我们提供情感、知觉和想象方面的满足感，甚至还会加大人们体验这类感觉的力度。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很早以前就把艺术教育列入一般教学大纲中。

希腊人把艺术置于所有教育的中心，认为艺术会形成个性特点，无论好坏。浪漫主义者，如著名诗人沃兹沃斯和雪莱、歌德、席勒，看到了美学教育通往人道主义的道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把救赎力量归咎于艺术。托尔斯泰想象真正的艺术可以团结人类，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简单地说：“美会拯救人类。”

但类似的想法，尤其在战争期间，则被很多人视为多余、软弱、分散精力。而且，中东地区很多国家拒绝接受西方的文化价值。上周日，《纽约时报》报道说，伊拉克什叶派神职人员布道反对美国，包括：“严格遵循伊斯兰教法，基于古兰经的伊斯兰法律，并取缔音乐、舞蹈和模仿西方文化的举动。”[10]萨缪·汉丁顿的《文明的冲击》和伯纳德·路易斯的《到底什么错了》这两部伟大的作品，都说明了文化问题和国际化已经与无所不能的科技力量捆绑在一起，在21世纪的各行各业无所不在。“超级大国的竞争，被文明冲击取代了”。汉丁顿写道。[11]

然而正是在世界社会处于这种危机之时，主权国的国际关系在我们眼前蜕变之际，美国必须重新评估自己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对军事力量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无敌的悖论审慎自检。“布什政府挥霍掉的，并不是美国的力量，而是组成美国力量必不可少的辉煌”[12]。

在我准备演讲时，我不禁回想起捷克著名剧作家，后成为该国总统的哈维尔的话。1990年哈维尔在美国国会做演说时说：“世界上人类的面孔变换如此之快，原来熟悉的政治历程表都不适用了。作为剧作家，我们必须把整个人类的生活或整个历史时期写入两个小时左右的剧作中，连我们都被这迅猛的变化搞懵了。”[13]

令我孑然醒悟的是哈维尔把作为捷克共和国总统和艺术家两者，放在同一个道德背景中。他说：“拯救人类世界的办法应靠人类心灵，靠人类的力量来反映，人类的顺从，人类的责任感……我们仍不知道如何把道德放在政治、科学和经济之前。我们所有行为的真正支柱（如果都是道德的行为）就是责任感。这是高于家庭、国家、公司和成功的责任感。”

在政府更迭换届，信息技术瞬息即时传递消息的时代，发展维护美国利益的清晰的文化外交愈发复杂。但有时道德高地比地面部队的分析更有影响力。我们看看参议员威廉·福布莱特在他结束从政生涯，创始福布莱特奖学金时做的演讲。“1945年介绍这个教育交流项目的基本法规时，我想到，如果大批人了解并理解其他国家的人民，他们就会增长同情心，厌恶屠杀，爱好和平。如果人的竞争冲动可以从军事上转向文化上的追求，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发生变化，并更加美好”[14]。

作为茱莉亚学院院长，我为学院有来自45个国家的学生而感到无比自豪。我从学生身上和教学项目中，学到的东西更增强了我对利用美国价值的力量，为世界美好未来贡献的新承诺。下面我给大家举几个茱莉亚学院“文化外交”的例子：

●一位来自印度加尔各答，在茱莉亚学院学习表演的三年级的出色女演员，在表达她对伊拉克战争极为不满的时候说到，她看到美国人民公开表达自己对政府政策的不满时，不受任何排挤压力，还有妇女在美国常常是这些反战运动的组织者时，不禁充满崇敬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