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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之史 历史现状与展望（第1页）

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之史：历史、现状与展望

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就其学科意义上而言，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如果从20世纪60年代初奠立开始，也就半个多世纪吧，但倘若追溯其历史，其源头可以从20世纪20年代说起，也有将近百年的历史了。

关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之史，我曾做过多次的历时性考察，这些近期可见我主著的《西方史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第三版导论篇）、论文《西方史学史学科在中国的历史进程述要》（《福建论坛》2010年第1期）等。归纳起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之史，倘从20世纪20年代算起，大体经历了如下四个时期：

1。萌芽时期：20世纪20～50年代。

2。奠立时期：20世纪60年代前期。

3。停滞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

4。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

众所周知，这停滞时期的中国文化尚处于困境之中，遑论西方史学史。倘若如此，近百年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可概括为萌芽、奠立、发展三大阶段，经历了从不自觉——比较自觉——自觉这样一个发展历程。

本文不再详述以上这几个时期的情况。这份纲要旨在从中国西方史学史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捕捉几个要点，另列子题，集中叙述，或许会让读者多少对它留下一点印象，果如是，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一、在摇篮中

在我国，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提出来是20世纪的事。“中国史学史”一词，最早是胡适于1924年提出的。然而就这一学科地位的贡献而言，则当数梁启超居功至伟，自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明确提出了“史学史的做法”，并为中国史学史给出了初始方案后，中国史学史的作品纷出，30年代前后正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奠立时期。反观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此时尚在摇篮中。

西方史学史（或说西洋史学史）一词最早始于何人，待考。大约在1919年之后，北大史学系所设置的课程中有欧美史学史，或有西洋历史研究法之类的课。1920年起，李大钊撰《史学思想史讲义》，并在北大开设《史学思想史》等相关课程，着力传授的是近代西方史学史，虽然他并没有标上这样的名称。在此需要加上一笔的是，《史学思想史讲义》可称得上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本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西方史学史作品，它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作出了先行者的贡献。这之后，何炳松与郭斌佳译美国历史学家绍特威尔的“AnIntrodutotheHistoryofHistory”，译者把中文书译名定为“西洋史学史”，此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29年出版，也许他们是在学界较早提出此词的人。1930年北大史学系在开设的课程中，已明确有“西洋史学史”一课。此后，清华大学的刘崇鋐、暨南大学的朱谦之都开设过这样的课目。于是，在30年代，“西洋史学史”一词就逐渐流传开来了。然而，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仍在摇篮中。

的确，此时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仍在摇篮中，这是因为：尽管有西洋史学史之类的译作流传于坊间，但还没有像中国史学史学科那样，产生如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之类的典范作品；国人关于西方史学史的著述，也只在《史学概要》这类书中，有简略的介绍，未成系统；至于像周予同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之类的研究型论文，也尚未问世；在大学开设西洋史学史，犹如寥若晨星，不成气候，故还谈不上此类人才的培养——总之，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在中国史学史学科有所发展的三四十年代，还不成熟，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二、徘徊于两股史学思潮之间

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深受域外史学的深刻影响，在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更是这样。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一方面是由于它的根底相当薄弱；另一方面是这门学科的自身特点，因而在它建立的过程中，较中国史学史更是受到域外史学直接的、乃至无法摆脱的巨大影响，因此需要中国学人锲而不舍的努力与探索，故只能步履蹒跚地行进。这里的域外史学，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萌芽时期发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两支，它们是：

一是30年代前后输入中国的西方史学。说起西方史学之直接东传（不是借助东邻日本），大体说来，在20世纪有两次**：一次为本阶段；另一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这里说前者。此次**最重要的标志是大量输入西方史学原典作品，它包括两类，一类如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马基雅维里的《霸术》（现通译为《君主论》）等历史著作；另一类则数量众多，属于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比如鲁滨逊的《新史学》、朗格诺瓦、瑟诺博斯的《史学原论》、斑兹（现通译为巴恩斯）的《新史学与社会科学》、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等。

与此同时，诸多西方史学流派也涌入进来。是时，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现代美国“新史学派”、兰克与兰克学派史学、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文化形态学派、新康德主义等都无须借助其他途径直接步入东土。

西方史学的输入在现代中国学界激起了广泛的回响，这以当时出版的国人著述可为佐证，比如有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朱谦之的《历史哲学》、卢绍稷的《史学概要》、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林同济、雷海宗的《文化形态史观》等等。通观这些作品，多数著述是借鉴吸收西方的史学思想，有的是据西方史学原著改写。不管怎样，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输入，在中西史学交流史上，乃至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曾起到过相当积极的作用，虽则也不可避免带来食洋不化与生搬硬套的毛病。

一是50年代输入中国的苏联史学。1949年后，现代中国史学发生了“路标的转换”，即从前一时期引进西方史学向引进苏联史学的转变，从汲取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向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质上是打上斯大林印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这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确可称之为另一次新的史学革命，影响深远，意义不凡。如今，苏联不复存在，但它的史学作为一份遗产，并未随之消失，还需后人认真总结，批判继承。这自然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大题目，不容详述，这里我就题旨略说一下。

“以俄为师”、“向苏联学习”，这是50年代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是时，中国史学界因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而“爱屋及乌”，对苏联史学也大加推崇与赞美。是时，有多种途径输入苏联史学：俄文史学著作纷纷翻译出版、苏联学者来华讲学、中国学者在学校课堂上的讲授、中国留苏学生归国后的宣传等。倘与30年代前后那一次西方史学的输入相比，有两点是共同的：一为译书均占首要地位，就说此次吧，《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多卷本《世界通史》乃至很专业的康恩的两本史学理论作品（《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等中译本在国人或学界中曾产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二为留学生在引进域外史学中的重要作用，不管是前一次的何炳松还是此次的“何炳松们”，都充当了“马前卒”的角色，其沟通与交流的作用均不可或缺。

50年代苏联史学的输入，对我国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自然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且不说烙上明显教条主义与僵化印记的苏式历史理论，即便是具体的学科体系，也无不留下这种痕迹，康恩书名中的“危机”、“穷途末路”云云，很能代表那时苏联史学（具体到对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认识等）的“主体意识”。因此，从读中译本相关著作，或通俄文的专家所见，所得到的也大体如此，食洋不化与生搬硬套的弊端，依然凸显在这次大规模的域外史学输入中。我们当然不能只看到苏联史学入华的消极影响，也应评估它的积极意义。历史地看，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借助苏联史学，竟成了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史学的主要渠道。当然，这种从夹缝中瞭望到的东西，或模糊，或扭曲。总之，在这样的情况下，此时的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还处于萌芽时期，尚在摇篮中。是时，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仍处在“自在的”阶段，对这门学科的总体认识还不够自觉。

三、“史学史热”催生了一门学科

如上所述，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奠立，“全盘西化”不行，“全盘苏化”也不行。这是因为，我之所求，未必是人之所予；人之所予，未必是我之所求。在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构建中，借助外力是必要的，但它终究不能起到支配作用，内力仍是一种左右这门学科的决定性力量。

这种内力终于来了。60年代初，中苏不睦，“左”倾思潮受阻，重申“双百方针”，这种较为宽松的时代氛围，使当时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出现了一种求新务实的学术思潮。哲学上的“合二而一”、文艺领域的“人性论”与“时代精神汇合论”等新论竞相提出，无不对史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60年代初一度出现了科学思潮的勃发，成了“**”前十七年中国史学发展最好的时期，这就引发了对历史学自身的反省，全国范围内的“史学史热”就这样形成了。

60年初发生的“史学史热”，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至为鲜见。以1961年召开的文科教材会议为契机，史界颇活跃，学林多盛事，在当时的北京、上海、广州、济南、西安等地，中国史学工作者就史学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收获甚丰。就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而言，正是这次史无前例的“史学史热”催生了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功莫大焉。

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奠基，大体说来，需具备以下一些条件：

应当认识到西方史学史的重要性，并应把它列入高等院校历史系的教学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