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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西方史学之鸟瞰（第2页）

4。从研究方法上，从靠个人在文献故纸堆中的爬梳资料的手工业方式转向引用自然科学研究的计量分析方法。

以上罗先生所论虽是当代美国新史学，但也从总体上反映了20世纪尤其是下半叶以来的西方史学总体上的发展特点和趋势。罗氏所言，第一点说的是历史写作的体例；第二点说的是历史研究的对象；第三点说的是历史研究的内容；第四点说的是历史研究的方法。我这里再补充两点：

一是从传统的单一型的史学研究转向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现当代西方史学中的多个分支学科就是由此而来的。

另一是从陈腐的以西欧中心论为指导的世界史转向从全球视界出发的全球史。这是全球化时代在历史学家治史观念中的一种深刻的反映。

总之，以上六个“转向”反映了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的历史进程，也从中映照出20世纪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巨大变革。

以上，我从四个方面来阐释“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这句话，希望能对大家了解与认识20世纪西方史学的大势有点帮助，至于当代西方史学将如何发展变化，我不敢妄自揣测，暂且拭目以待吧。

答培训班学员问

报告结束后，我与培训班学员们就讲演内容以及讲演内容之外的东西，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沟通，大家提的问题很多，现归纳成以下几个，一并回答如下。

问：我们都是从事历史教学工作的，学生平时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令我们困惑，常常使我们陷入窘境。在中小学，历史被当作“副科”，也常常被语数外“欺负”，为其让道，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答：你的问题使我立刻想起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他在被学界誉为“年鉴学派的宣言书”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就以回答他的幼子“爸爸，历史有什么用？”作为开篇，然后以通俗的语言，从历史学的用途说起，娓娓道来，叙述他的也是年鉴学派后来弘扬的史学思想。在说到历史学的功能时，布洛赫指出它的魅力首先在于能触发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继而激励人们有所作为，终而认为历史的作用是至高无上的。我在这里不赘述布洛赫的治史之宏旨，可以这样说，这本仅7万多字的中译小册子，却包含有深邃的史学精义，这是西方史学大师为社会大众所写的“普及读物”。

“历史有什么用？”这的确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古人曾有“无用之学”和“有用之学”之说，历史学似乎属于前者，又说“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我没有能力阐释这一很玄乎的命题。在这里，我想说一些个人的体会，我的学生们，经常要我“题词”，我为他们题得最多的是两句，一是“历史是民族的史诗”；一是“读史使人明智”。这两句都是西儒的名言，前一句出自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之口，后一句是17世纪英国思想家弗·培根说的。

“历史是民族的史诗”，从整体的或抽象的层面，说到了历史的重要性，它是人类社会的“集体记忆”，是民族或国家认同的共同基础，是引领我们寻找精神家园的路标。换言之，它应当成为提高一个民族素质的最基本的国民教育的内容，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历史决不应该成为一个被人们所遗忘的角落，须知，一个遗忘历史的民族，它最终也将被历史所遗忘。

“读史使人明智”，从个别的或具体的层面，说到了历史的重要性，历史于个人而言，则是一本人生教科书，读点史吧，它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人文情怀、心智修养、审美意蕴等等，具有为其他学问所无可取代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大凡读史者，对此恐怕都有一种收获“明智”的感受吧，这就不多说了。

由此说到历史学科在中小学的地位，你刚才说到的这些情况，我们在大学里当历史老师的，也是时有所闻的，我们的下一代怎么能漠视自己民族的绵延不绝的历史，无视世界各国的丰富多彩的文明，这种短视行为应当得到不断的矫正。

问：我对你刚才讲到的西方史学“五次转折说”印象很深，它好像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这些原本较少接触西方史学的人，也能略知一些。你能否就西方史学转折的条件或原因作点补充呢？

答：好的。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们通常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当然也是如此，在我说到的西方史学五次转折时，它的每一次转折一般说来是时代的呼唤、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诉求，比如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经的古代的“世界性大战”希波战争给希腊世界所带来的激烈的社会动**，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崩溃对整个西方社会所带来的颠覆性的影响，文艺复兴运动之火，为近代西方社会照亮了前进的方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个道理，大家都是知晓的。

倘说史学的转折的原因，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那是远远不够的。个人以为，史学的转折还应从史学自身的发展及其变化那儿去寻找。以第四次转折为例吧，表面看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事实上，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西方社会并未有如前述三次史学转折时很明显的社会变革，但从史学自身的发展变化，这次重大转折的条件却已具备：其时，占据19世纪西方史坛的兰克学派已发展到鼎盛，犹如登山，登峰之后就开始下山了，走下坡路了，从兰克学派内部的最先发难到1890年前后的新旧史学关于“历史方法论”的论争，都意在说明，传统史学（旧史学）必须变革，这是史学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新史学成长与发展的需求。由此我们看到，从史学自身那里寻求转折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也许比前者更为重要。在这里还需补充一点的是，史学的转折或变化相对于社会和时代激烈变化时的迅猛，总是滞后的，比如第五次转折不可能即刻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还是要等到过了十多年，史学才发生了一次新的“重新定向”。

由此，我们也可以悟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我们的历史学研究，不可能包办一切，它只是提供一个指导原则，如上面说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历史学的研究还有其自身的理论，只有重视与发掘后一点，才会使前者更加丰润，唯其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能历久弥新，万古而常青。

问：我想提一个稍微专业一点的问题，但它也是我们历史教师经常会遇到的，那就是中西史学之间有哪些异同呢？

答：这个问题很大，会牵涉到多方面的问题。限于学识，我也只能就其最主要的异同，说说我个人的一些看法。首先说中西史学之“同”。西方史学自古以来，从古希腊史学追求史实的可信到近世兰克信奉的“如实直书”，“求真”发展成了西方史学的一种优良传统，这与我国古代史学的治史原则是相合拍的。其次，对于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东西方历史学家的理念也是相吻合的，无论是西方史家所宣扬的“垂诸永远”，还是中国史家所主张的“经世致用”，都是说的同一个意思，那就是对历史学所承担的社会功能的认同。因此，“求真”、“垂训”是中西史学所共同拥有的史学遗产。

至于说到两者之“异”，诸如它的缘起、史书内容、编纂体例、修史制度等多个方面都显示出它们之间的相悖。我这里只说及留给我们印象很深的一点，那就是中西修史制度的不同，制度决定或制约其他，中西史学的发展可为之佐证。在古代西方，修史是一种个体的私人行为，比如希罗多德修《历史》、修昔底德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似乎都与当政者无关，古罗马史学虽有浓烈的“政治史学”的色彩，但史家修史依然是一种“个体行为”，李维如此，塔西佗也是这样。这种私家修史的机制与中国古代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私家修史，如司马迁的《史记》是其典范。但就总体而言，中国自古以来当政者就设有“史官”，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者右史书之”也。这种设置经历朝历代而渐趋完善，至唐代更是设立“史馆”修史，此后“史馆”修史更盛，视为修史之“正途”。应当说，中西史学的这种修史机制是各有利弊的。在西方，因为是“私家修史”，这就为史家的独立思考留下了更多的空间，但由此也造成了历史记载的中断与缺失。在中国，由于史馆修史的“集体行为”及具有的优越性，为我们的历史研究保存了大量的珍贵的原始资料，也使中国的历史不致中断，我们的“二十四史”流传至今，已成为被西方史家推崇的“世界史学上最突出的成就”。但集体修史，官方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淡化了史家的主体意识，影响了中国近代史学理性思维的建构。

问：最近有一件事与我们息息相关，那就是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教科书中关于张衡地动仪的描述，其实那是个复原模型而非东汉时的古董，知其真相后，我顿时有一种被骗和羞愧的感觉，因为我们过去向学生传授了一个谎言，你说呢？

答：我个人闻知后，倒没有像你那样强烈的感受。我以为，我们的历史研究与历史实相总是留有距离的，历史研究只能是一条渐近线，大概永远也不能与历史实相这条线重合，这或许是历史研究的一种魅力吧，因而它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历史研究者“前赴后继”地为它作出贡献。至于说到“老师的谎言”，真是无独有偶。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美国人詹姆斯·洛温写的一本书：《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在那本书中，作者举了多个案例，用以说明美国历史教科书中所充斥的谎言，它通过历史教师之口传给学生，谓之“老师的谎言”。这真是骇人听闻，其实这“老师的谎言”源出于历史教科书，是它惹的“祸”，怎么可以怪“罪”于老师呢。你们看，历史教科书中的“造假”，中西皆然。在我国，不仅是历史教科书，而且延伸到其他，比如中小学语文教材在去年就不时引起争议。在我看来，中小学教材屡受质疑，无疑是件好事，特别是对历史教科书的问题，因为它承担为我们的下一代提供民族或国家认同的最基础知识的任务。我个人又认为，我们的教科书编写工作仍是滞后，总不能跟上各门学科自身前进的步伐，老师照本宣科，总是把一些陈旧的观念和过时的知识教给学生，怎能不被人讥之为“老师的谎言”。我个人还以为，我们的教材比如历史教科书，编得较为呆板，就是说不怎么好看。我联想到时下颇受读者追捧的民国时期的几种语文老教材的重新刊印，比如叶圣陶先生编写的《开明国语课本》，内容生动、文字活泼、充满童趣，为什么我们的新教材花了那么大的人力和物力，编出来的东西却不怎么受欢迎，甚至受到批评。当然，重拾老教材是不可能的，不过由此能否给我们编写教科书的先生们一些启示呢？

问：你刚才说到中小学教科书编得枯燥，不够有趣，但我个人觉得学界的历史著作也是这样，多是“高头讲章”，艰涩难懂，总之，也不怎么“好看”，你觉得怎么样？

答：对此，我深有同感。多年来，我也是一个习惯写“高头讲章”的人，理精义明，自以为是，写出来的东西，或自娱自乐，或在业界少数人中流传，以致自己也觉得不给力了。我想这里面可能有些误区，至今还在阻碍我们的前进。比如，搞历史专业的人以为不写出一些艰深的专著，体现不出自己的水平，总把“易懂”等同“通俗”，把“通俗”视为“庸俗”（或“媚俗”），这当然是一种误解。对此，我想以现代英国史家屈维廉说过的一段话作答，大意是：不要以为有趣的历史一定是资质浅薄的东西，工作严谨或思想深刻就应当是晦涩难懂；他指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写出明白晓畅、容易为众人读的东西，常常是用满头大汗换来的。真是智者之言，一语破的，发人深省。我在上面提到的布洛赫写的《历史学家的技艺》，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不只是用满头大汗，而且可能是他毕生治史心血的结晶，我们能小看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而不包含有厚厚的“含金量”？

又比如，把写大众化的普及读物（或入门书），视为掉身价、档次低的事情，这自然也是一种误解（或偏见）。须知，能写出为广大读者深受欢迎的读物，不仅用“满头大汗”，而且需要本事，不是靠拼拼抄抄就可以草率完事的。更何况，你的学问再深厚，倘“藏之名山”或束之高阁，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因而，如何把高深的理论、渊博的学识转化为社会资源，即为大众社会所乐意接受的东西，进而为全民族的公民素养的提升作出贡献，是摆在我们历史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迫切的任务。进言之，由历史学扩展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大众化、普及化，更是现时代的需求，民众的呼唤。我们当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写出“好看”的历史读物，以回报社会大众。

问：在校任教的中小学教师，尤其是历史教师，每周课时多排得满满的，你觉得应当如何挤出时间、课余进修提高呢？如果说要阅读点书，你不妨给我们开个书单或推荐几本书，好吗？

答：好的。现在大家都很忙，但作为一名教师，需要不断地“充电”，就像你们使用的手机那样，不“充电”就无法接听，无法获取学界的前沿信息和最新研究成果，就只能照着上面颁发的教科书照本宣科，那多没劲啊。在现代社会中，既然历史不是可有可无的，那么我们的历史教师，尤其是中小学历史教师就肩负有向我们下一代传授正确的历史知识的任务，倘我们自身仍在原地踏步，那怎么能行。怎么办？同志们来这里参加“国培班”进修，听我讲一点西方史学史的知识，并不是要大家回去向你们的学生“复制”这些东西。而在我看来，学一点中外史学史，则是作为一名历史教员的一种必要的素养，这将有助于你们的业务的提高。

当然，对广大的老师而言，读书自然就成了“充电”的一条重要的途径。我国宋代思想家、哲学家朱熹认为读书可以变化气质，这真是至理名言。是的，知识的作用，对个人而言，则是变化“气质”；对社会而言，则是哺育一种好的“风气”。这些道理大家都懂，我就不多说了。

你说要给你们开个书单，我想了一下，这很难。不过就你们都是历史教师，从事的都是历史教学工作，因而读书又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我刚才在题为《二十世纪西方史学发展之大势》的讲课中，曾为此主题，给大家推荐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如果说要进一步的话，我以为商务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历史类，俗称“黄皮书”）包容西方名家名著，不妨都找来浏览，挑自己喜欢的再精读一下，持之以恒，定会有大的收获。诸位给学生所讲的历史，古今中外都有，因而阅读的面要尽量宽广些。不过就与历史教学直接有参考价值的，我推荐两本：一为世界史方面，可以看看美国史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它也许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全新的世界历史的新景象；一为中国史方面，樊树志教授的《国史概要》（缩节本《国史十六讲》），个人以为它是一本大众化、普及化的历史读物，也是一本“好看”的书。

以上所列，未免挂一漏万，这当然也包括我对大家提问的回答，以及我的“主题演讲”，都仅供参考吧。

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作者附记：本文最初为作者在淮北师范大学中学历史教师“国培班”上的演讲稿，后因《历史教学》主编任世江教授所约，整理成文，刊发在《历史教学》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