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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传统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学的主流（第2页）

因此，纪霖兄因其眼中的“乾嘉传统”的复兴这一倾向而认为“当代中国的史学危机还远远没有过去”，似乎太过悲观。好在纪霖兄认为杨念群书引起的争议“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危机的深度，同时也预示着走出危机的可能性”。因为杨著“成功地证明了史学还有另外一种叙述的方法，太阳不是一个，而是多个”。而且其所代表的不仅是方法上的立异，同时也明确体现了“新一代”与前代的疏离：“作为新一代的史家，杨念群表现出的正是对正统史学的偏离”。

关于“史学危机”的看法并非纪霖兄一人独有，几乎同时为杨念群兄大作写书评的吕文江先生也认为：面对众多历史材料，“今天的中国史学界却表现出其在运用理论进行分析上的无能为力。在虚假的‘复原历史真相’的意图作用下，大量的研究作品不是仅仅究心于历史细节的琐碎考证，就是在历史材料的剪裁铺排中论述一般性的常识之见，甚至流于陈词滥调，毫无真正的洞见卓识可言”。这样一种他她称为“历史知识生产的内卷化”已“成为最严重的危机”，而“如何走出这种深刻的危机，如何反叛目前仍占据主流地位的传统史学，就成为新一代史学学者的当务之急”。正是在这一点上，杨著“从具体的研究中提供了示范性说明”。[17]

除“史学危机”外，两人的共同看法还包括“新一代”史家对“传统”或“正统”有意识疏离以及杨著在这方面的“示范性”。其实以纪霖兄在近代史学界久享大名的现状，他大可不必有这样强的危机感。而且老一辈学人便未必不欣赏纪霖兄的治学取向，我愿提供一次个人经历证明纪霖兄其道不孤：某次在朋友座上遇到一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资深研究员，便久闻许纪霖之名而不知另一位近年刊发文章稍多的中年学者为何许人。该学者的文章其实不少即刊发于近代史所的所刊之上，似不应视而不见；大概因其文偏于实证，属于不那么重视“主观诠释”的一流，所以不受注意。以年龄论，这位资深研究员绝对比纪霖兄高一辈，但这并未影响其欣赏纪霖兄的研究取向，足证其道在老一辈中亦不孤，“危机”感可能产生于重实证的一边还更合适些吧。

至于“示范”，我想念群兄固然不无纪霖兄所说的“野心”，而且可能真有点“反叛”的意念，但他主观上恐怕更多是在“探索”而不是“示范”某种新的研究方式。依我的陋见，杨著首要的新意在于将后现代主义提倡最力的空间概念引入中国通常为时间概念所“控制”的史学领域（若说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关联，侯外庐年轻时便已注意），这在念群兄后来讨论其他题目的论文中也有明确体现。不论他这一努力是否成功（至少是部分成功的），这样一种新视角必然大大拓宽我们的史学视野，在此新眼光下不仅是史家“处理”史料的能力会增强，实际上会有大量过去视而不见的史料“涌现”在史家眼前。[18]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偏见，许、吕二人的书评便几乎不提空间概念的引入，他们似乎更注重对“传统”或“正统”史学的“偏离”或“反叛”这一立场，而相对（仅仅是相对而已）忽视其具体怎样研究历史。

如果我们的史学界真的已有两个或多个“世界”的区分，似乎意味着学术界或学术本身的多元化，至少我个人认为是比较理想的状况，各种研究取向正不妨以“和而不同”的态度并存竞争[19]，似不必太强调什么“偏离”或“反叛”（实际上他们所谓的“传统”或“正统”究竟何指，也还有很大的讨论余地）。近代中国历史给我们的最大教训可能就是建设应重于破坏，立言者似以自觉地不轻言任何与破坏相近的取径为好（必须指出的是，纪霖兄本意未必侧重破坏，他特别提出了融汇古今而开创新路的主张）。

本文前面也曾指出“现代”史学研究方式在中国的某些倾向性（或局限性，甚至可以明确说是弱点），但我并不主张因此就应该推翻或“颠覆”这样的方式（将来是否会与别的表述方式并行甚或被别的方式取代尚不可知）。具体到研究结果的表述方式之上，或也可遵循“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传统取向，提倡在现行的论文专著方式这一“法度”之中作适当的调整。比如一篇论文不一定要有“完整”的四步论，或延长文章的长度到足以容纳四步论式的程度等，都不是什么根本的或大幅度的“改革”，无非要求治史者（当然也包括学术刊物的编辑）的观念稍作转变，即可不必逾越现行的表述方式而改善我们历史研究的品质。

纪霖兄等之所以主张“偏离”或“反叛”，或因为他们带有较强的学术“忧患意识”，颇类当年新文化运动群贤因感觉到传统强大的压力而反传统。其实，当年新文化人眼中传统的压力有明显的虚悬想象（imaginary）意味。胡适曾将文学革命总结为“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而国语运动则是由清季官方（学部）倡导并经民初教育部极力推动的，在文学革命口号提出时正处于“上下一致”的全盛时期（两者目标本来接近）。后来北京政府先后于1920年和1923年明令各小学和中学国文课本采用国语（胡适已注意及此），但更年轻的茅盾在1924年却看到一年来“反动派却令小学生读文言做文言”的现象。[20]他们那强烈的忧患意识显然与其虚悬想象的压力有关，而类似的心态今日又在纪霖兄等人那里得到“再生”。拙见以为，“乾嘉传统”的优劣及其是否足以因应今日的学术需求是一回事，说它绝非90年代中国史学的“主流”（就我看来连支流都算不上）恐怕不算过分。纪霖兄等似可以释怀了吧。

（原刊《开放时代》，2000年第1期）

[1]许纪霖：《没有过去的史学危机》，载《读书》，1999（7）。以下引此文不再注出。

[2]关于中国学术刊物限制论文字数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参见罗厚立：《功夫在诗外？——学术刊物的社会定位与编辑的苦衷》，载《读书》，1999（8）。

[3]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见《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影印本，7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说详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载《汉学研究》，十五卷二期（1997年12月）。

[5]转引自俞旦初：《20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见《爱国主义与近代中国史学》，5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6]参见罗志田：《“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载《近代史研究》，1998（1）。

[7]叶德辉：《郋园书札·与戴宣翘书》，《郋园全书》版，20页，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

[8]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3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9]章太炎：《与邓之诚论史书》，载《制言》；第五十一期，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9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章太炎复李续川书，引在厉鼎煃：《章太炎先生访问记》，载《国风》（南京），八卷四期，1936年4月。

[11]参见李弘祺：《泛论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意义》，见《读史的乐趣》，220～221页，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

[12]杜正胜：《史语所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辑：《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19页（文前），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不过，在同一研讨会上，臧振华先生则提出“社会科学取向的中国考古学”，以区别于“历史取向的考古学”（参见其《中国考古学的传承和创新》，见上书，19页）。

[13]如钱玄同于1904年读曾鲲化书，“见其多民族主义之谈，甚爱之，以为史籍教科书之佳本矣”。到1906年，他已转变观念，觉曾著虽然“体例未错，而喜用新名词，太远国风，且考据多讹”。倒是刘师培的《历史教科书》“取精用宏，体例亦不差，远胜夏［曾佑］《历史》矣”。但到其自编年谱时，又认为“平心而论，历史教科佳者，首推夏氏，次则刘氏。若曾氏者，专务用新名词，并造图像，不率故常，实极可笑”。钱玄同：《钱玄同自编早年年谱（1987—1905）》，阎彤整理，杨天石审校，载《天外集刊》，第三期（1997年7月），73页；钱玄同：《钱玄同日记（1905—1908）》，丙午（1906）年四月十一日，阎彤等整理，杨天石审校，载《天外集刊》，第四期（1997年10月），100页。

[14]傅斯年在1939年为商务印书馆评审陈恭禄的《中国史》第一册时说：“陈著大略一看，觉其人甚勤，而无史才。此虽通史，惟本册既以先秦为限，兹就以先秦史所宜注重之点论之。治此一段史，必于经学、甲骨学、金文之学、考古学稍具根抵，然后方可有当也。陈君于此等学问，似不知读书，疏浅之甚，并未深入，且时有妄言、武断。”若与“贵馆所出各书比类之，此书绝非夏曾佑书之比。夏书虽过时，然自有其独到处，一时之杰作也。……如陈氏之书，实无任何优点可举”。不过，如“比之贵馆出版之‘文化史’某某数种，则又无愧色”。傅斯年致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驻港办事处，1939年11月30日，原件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档案”，承蒙王汎森先生提示、杜正胜所长批准使用。

[15]有趣的是，作为今日西方社会学重镇的美国社会学，因其理论和方法相对更实在具体，在我们的社会学研究中已甚少援用，遑论史学。史学界最近比较欣赏的是欧洲那种相对虚悬的什么“民间社会”（civilsociety）理论，其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欧洲以外不同时代的各类社会，实在还需论证。而且这一“民间社会”理论源自德国，与年鉴学派似无太多关联。

[16]关于近代中国的两个或多个世界，参见罗志田：《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载《四川大学学报》，1999（6）。

[17]吕文江：《解释儒学的一种新方式》，载《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

[18]据我的了解，念群兄虽然采用后现代的观念，并不完全认同于“后学”（特别是中国式的“后学”），而且他非常注重史料的广泛搜集。

[19]参见罗志田：《提倡和而不同、多元开放的学术对话》，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4）。

[20]茅盾：《进一步退两步》（1924），见《茅盾全集》，18卷，44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