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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第1页）

结语

就在这一年，张威罢职后不久就死于利州；一年后的嘉定十四年（1221）十一月，安丙去世；再过一年的嘉定十五年（1222）四月，安蕃去世。四人中程信活的时间较长，宋理宗时，他还在蜀口负责防御，当时侍御史李鸣复在轮对中提到了程信。[45]所以，立于嘉定十三年（1220）的生祠估计很快就没了香火，《鼎勋堂记》也随之湮没。通过对这一碑刻的研究，我们可以加深对于当时蜀口政治军事情势的认识和了解。

（1）《鼎勋堂记》涉及或间接涉及的四个人物，除安丙以外，其余三人都是南宋川陕武将、官员中的“二、三线人物”，但就是这一级别的人物，在蜀口同样有生祠，这反映了蜀口作为军事特区的一些特点。军队将佐对当地地方行政和百姓生活影响巨大，而县令作为最基层的亲民官一方面要抚定治下百姓，另一方面也必须满足上方为军事行动而进行的物资人力调发，他必须在这两方面搞好平衡，立碑的大潭县县令郭忆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仔细阅读这块颂德碑，尤其着眼于歌颂三人的爱民保民：“民以辑宁”“百姓便安”“始终吾民，仁厚一心”等。这虽然可能不完全符合事实，有奉承之嫌，但立碑者的用心和愿望还是明显的，在这种拥有强大权力的边境将佐辖区内治民，唯有通过这种软的颂扬来曲折地规范军人的行为。如果这种奉承可以取得一定效果，让军队在调发民间资源时哪怕有一点收敛，这种立生祠树功德碑的奉承还是划算的。尤其是碑文归结了地方希望表达的观点：不重民保民，军事上的成功不可能长久。如碑文所总结：“夫有以振之于其始，而无以保之于其终；知所以震詟中外之心，而不知所以培□战守之本，则暂成而辄废，方宁而遽扰，可立待也。”这种曲折的智慧本为古代官民、上下间的一种普遍情况，只是在蜀口这种特殊地方表现得更为突出。

（2）对诸如当时蜀口安丙、吴曦等一线人物的研究，前引蔡东洲先生、何玉红先生等人的著作已经有了详细探讨。《鼎勋堂记》中的三人虽是当时历史中的“二、三线人物”，其功绩和历史作用比不上安丙这类“一线人物”，但他们同样是开禧、嘉定年间蜀中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三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平定吴曦之乱以后成长起来的将领、官员，平定吴曦之乱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安蕃由白身入仕途，张威由下级军官逐渐升职为蜀口防御中的重要将领，程信的提升可能更晚一些。三人都在嘉定十年（1207）开始的对金抗击战中起到重要作用，建立功勋，他们是一线人物制定的战略的具体实行者，也是一大批抗金前线将佐、官员的代表。具体执行战略时，变数就很大，情况也更复杂。对平定红巾军，安蕃、张威积极听命于安丙，同心协力，所以能迅速奏功。而在另一些事务上却显示不同的立场和决策，比如安蕃、程信是安丙对金进攻战略的坚决执行者，安蕃负责财计和物资保障，程信负责军事指挥，全力以赴，尽职尽责；而张威在这一战略上态度比较消极，屯兵不进，一定程度上要对巩州之役的失败负责。将帅意见不统一，各自行事，导致战争失败，蜀口防御战中，这一情况已经出现不止一次。

（3）本文叙述的蜀口宋、夏、金之间的战争，包括由于战争引发的红巾之乱，放在更大的背景下其实是蒙古掀起的征服波澜在蜀口的反映。当时西夏人、金人受到蒙古压迫，金人转而攻击南宋，寻找生存空间，西夏人谋求与宋合作共同对抗金，同样是寻求生存空间。这在蒙古征服的西亚地区也引起类似的连锁反应。13世纪初的南宋嘉定年间前后，延续了相当长时间的民族政权间的平衡即将由于新兴的草原帝国的征服而被重新打破、整合，这一变化无论从宏观尺度还是从微观尺度都可以看得到。[46]我们希望寻找更微观具体的视角，探究这一历史大波澜扩散开来，在特定地域激起的浪花。《鼎勋堂记》涉及几个人物的命运与这一重大历史进程发生了联系，更是这一惊涛骇浪中的涟漪。个人的力量虽然微小，但就是无数微小的浪花、涟漪、浮沫，构成了历史的大浪。当事的主人公未必全然知晓那些导致他们命运起伏的历史大势，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有幸以“后见之明”的眼光把他们各自的命运放到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去探究。在叙述历史时，我们不仅应注意那些伟大人物和重大事件，也应该把研究的目光放得更仔细，探究历史进程中无数丰富的个案和细节，力图呈现相对完整的历史图景。本文利用碑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视角引向更基层的将官，这种更微观、具体的研究希望能够丰富我们对当时蜀口复杂形势的认识，进而从一个侧面呈现蒙古在13世纪掀起的征服波澜的细节，揭示历史进程中更细密、生动的肌理。

附：

鼎勋堂记[47]

安公讳藩字叔衍，广安人，随军转运使。

张公讳威字德远，天水人，正都统制。程公讳信字子忠，凤□人，副都统制。

嘉定十三年七夕日。迪功郎宜差西和州大潭县令主管劝农营田公事搜捉饷钱出届兼营兵马公事总管忠胜军马郭忆记

图1《鼎勋堂记》拓片图版[48]

图2《嘉定刻石》拓片刻石图版[49]

[1]《鼎勋堂记》，见礼县博物馆、礼县老年书画协会编印：《礼县金石集锦》，87页[非正式出版物，无印刷时间，准印证号，甘新出036字总092号（2000）014号]。《鼎勋堂记》长130厘米，宽82厘米，厚16厘米，现置于礼县太塘乡，张维《陇右金石录》失载，《礼县金石集锦》有碑文拓本照片和录文，蔡副全《陇南金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有著录。本文采用《礼县金石集锦》录文。本节承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10—20世纪学术研讨会诸位师友提出宝贵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2]据赵逵夫先生研究，礼县旧俗极重七夕，七夕乞巧，民间活动很丰富，要持续七八天。这种风俗故老相传，延续很久远，《鼎勋堂记》立于嘉定十三年七夕节庆之中，正是这一风俗在宋朝的反映。（赵逵夫：《〈陇南金石研究〉序》，见蔡副全：《陇南金石研究》）据碑文“筑堂皇觉”，“皇觉”是当地寺名，碑当立在寺庙中，借现成的殿宇，辟为生祠，树碑颂德。官员祠宇立于庙中，这在宋朝很常见。

[3]《鼎勋堂记》，见礼县博物馆、礼县老年书画协会编印：《礼县金石集锦》，87页。

[4]（宋）魏了翁：《知文州主管华州云台观安君墓志铭》，见《鹤山集》卷七五，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179页。墓志为“安蕃”，《宋会要辑稿》亦作“安蕃”，碑文作“安藩”，当以墓志为是，作“安蕃”。

[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二〇之九，第8册，7106页。

[6]（宋）魏了翁：《知文州主管华州云台观安君墓志铭》，见《鹤山集》卷七五，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179页。

[7]（宋）魏了翁：《知文州主管华州云台观安君墓志铭》，见《鹤山集》卷七五，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180页。

[8]（宋）魏了翁：《知文州主管华州云台观安君墓志铭》，见《鹤山集》卷七五，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180页。

[9]（宋）魏了翁：《知文州主管华州云台观安君墓志铭》，见《鹤山集》卷七五，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180页。

[10]（宋）魏了翁：《知文州主管华州云台观安君墓志铭》，见《鹤山集》卷七五，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181页。

[11]（元）方回：《先君事状》，见《桐江集》卷八，收入阮沅编：《宛委别藏》第105册，49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其实，是朝中史弥远对金“和好”政策，以及在四川执行这一政策的四川宣抚使董居谊、总领杨九鼎裁减士兵待遇而引发叛乱。

[12]（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四七，8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又可参见王曾瑜先生对随军转运的相关论述，见《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427～428页。

[13]（元）脱脱：《宋史·职官七》卷一六七，第12册，3965页。

[14]关于财政及财计官员在吴曦之变和平定吴曦之变中的重要作用，何玉红先生已有详细论述，见《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243～26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5]（元）脱脱：《宋史·安丙传》卷四〇二，第35册，12191页。

[16]（宋）魏了翁：《知文州主管华州云台观安君墓志铭》，见《鹤山集》卷七五，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181页。

[17]（宋）魏了翁：《知文州主管华州云台观安君墓志铭》，见《鹤山集》卷七五，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181页。

[18]《鼎勋堂记》碑文称张威为天水人，未知孰是，今依《宋史·张威传》作成州人。张威为逃卒之事：“先是，兴州摧锋、踏白二军戍黑谷者，骑士月给刍钱甚厚，宁议损之。是秋，戍卒张威等百余人亡入黑谷为盗……郭杲在武兴，多刻剥军士。时王宁方行核实之令，士滋不堪。黑谷戍卒二十有七人，由是去为盗。有张威者，亦在其数。杲死，王大节（慑）〔摄〕帅事，语诸将曰：‘是迫于寒饿，非有他也。’掲榜招还之，斩为首者以令，流配其余而已。威配隆庆府后军，时号张红眼者，是也”。[（宋）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六，汝企和点校，107～1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