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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派的建构与反对势力（第2页）

有言先生（王阳明）势位隆盛，是以忌嫉谤；有言先生学日明，为宋儒争异同，则以学术谤；有言天下从游者众，与其进，不保其往，又以身谤。[62]

王阳明的政治声望、背离程朱学的学术风格、广大门徒所造成的学派势力，都是招致反对者攻击的口实，虽然这样的见解与反对者的谤议各具政治目的，不可能公允，但仍能勾勒出当时王阳明的政治与学术实力，借着日益提升的声望逐渐扩展的气势，及其带给士大夫阶层的冲击。

（二）来自朝廷中央的压抑

王阳明的学说既透露着批判程朱官学的意味，与皇权为代表的政治权力便存在某种冲突。当正德末年阳明学派正式在江西形成气候时，很快地中央朝廷便出现讨论王阳明学术的议题。嘉靖元年（1521）礼科给事中章侨上疏言道：

三代以下论正学莫如朱熹，近有聪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倡异学之说，而士之好高务名者，靡然宗之。大率取陆九渊之简便，惮朱熹为支离。[63]

章侨对阳明学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它背离程朱正统而发，所以称之为“异学”，明朝既以程朱学为统治的意识形态，背离程朱学很容易染上政治性的指控。当时有御史梁世镖附议章侨之论，嘉靖皇帝以为是，于是下诏礼部国子监及各提学官，申明程朱学的正统权威，禁止任何背离正统的学问私自传播：“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许妄为叛道不经之书，私自传刻以误正学。”[64]嘉靖二年（1522）朝廷命朱熹裔孙墅为五经博士，并于朱熹家乡婺源奉祀朱子，再次强调对朱学的认可，巩固其官学的正统地位。[65]

另一次把阳明学搬上朝廷集议是发生在王阳明刚去世时，王阳明的政敌吏部尚书桂萼（1511年进士）上疏指责王阳明擅离职守、学问行为均不足取法，吏部会廷臣议论的结果为：

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名，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与，则著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唱和。才美者，乐其任意，或流于清谈；庸鄙者，借其虚声，遂敢于放肆。传习转讹，悖谬日甚。其门人为之辩谤，至谓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上渎天听，几于无忌惮矣。……今宜免夺封爵以彰国家之大信，申禁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66]

桂萼等人对王阳明学术的攻击，主要仍是在其背离朱学正统，为王阳明的新学说贴上“事不师古，言不称师”“立异以为名”的标签。对于致良知学说展现较注重主体性与强调自得胜于读书的风格，则以“任意”“清谈”“虚声”“放肆”等字眼来批判。而恐怕是当时无论才美者或庸鄙者都受阳明学的吸引而互相唱和的学术盛况，更令朝廷要郑重“申禁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这番议论深得嘉靖皇帝之意，嘉靖于是下了裁断：

守仁放言自肆，抵（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67]

这场朝廷集议，仍然是以背叛圣贤正统的“邪说”为主要指控，结果再次“榜谕天下，敢有踵袭邪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也停封了王阳明新建伯的爵号。[68]

廷议阳明学术的结果，虽然与王阳明在官场中的恩怨、所涉及的权力角力息息相关，然而最关键者仍是嘉靖皇帝，而这位以极权专制闻名的皇帝的反应，也表明其维护皇权正统的专制权威。朱子学和阳明学对于儒家圣学的歧异诠释并不是此处议论的重点，真正关键的是王阳明的学说公开地批判由君权背书的朱子学，透露某种不驯的意味。尽管王阳明极力强调自己学说与经书的契合，[69]沿用道统观来正统化自己的良知学，其行为举动也毫无挑战君权的迹象，仍然被冠上“邪说”“放肆”之名。

综观嘉靖朝的其他政治动向，可以看出嘉靖极度的专制倾向，从大礼议以及一连串的礼仪改革，他一再不顾官僚们的激烈抗争而贯彻履行他君主的个人意志，不惜造成官僚内的分党、抗疏、逢迎与猜忌。怀效锋认为这是君主与其官僚的权力斗争，[70]黄进兴则以治统与道统间的冲突来观照，[71]而无论这些斗争与冲突多么激烈，嘉靖君主的个人权威总能凌驾一切。与大礼议那些大冲突相较，朝廷对阳明学术的议论谈不上冲突，但是嘉靖在贯彻其权威的做法上则是一致的。《实录》记载当桂萼上疏后，嘉靖曰：“守仁擅离重任，甚非大臣事君之道，况其学术事功多有可议”，并命集议王阳明的功罪。当时周延（1499—1561）上疏言王阳明之功，为其开罪，嘉靖给他的罪名是“延朋党妄言，本当论治”，并立即将之谪补太仓州判官。[72]如同其他事件的议论一样，嘉靖实际上是以他强烈专制的意志，以及君主赏罚的权威来主导议论的结果。

嘉靖不喜欢王阳明的学术是很明显的事实，虽然理由可能是复杂且无法厘清的，但若从官学压抑私学的角度来观照，可以理出一些意义。任何发自民间私人团体，拥护一套与官方统治的意识形态相违背的学说，并且招聚门徒、定期集会，这在高度集权的政治权威眼中都是威胁。嘉靖十六年，游居敬（1509—1571）乞戒湛若水私人讲学活动以正人心，责备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嘉靖虽从吏部礼部之议，对湛若水未多责备，但仍令所司毁书院，此为明代第一次毁书院的行动。[73]晚明士大夫的讲学活动招致更强烈的毁书院行动，并且酿成严重党祸，究其原因仍在于讲学活动酝酿异议思想，进而鼓励直接批评时事、参与社会运动的实际行动。[74]同样地，明代对佛教、白莲教、无为教等宗教团体的压抑行动，也不离专制政权对民间具规模的组织进行镇压的模式，而男女相杂与政治叛变便是当政者最常给予的指控。[75]从政治高压的观点看来，阳明学派在其渐成气候，获得当时知识分子拥护而有广泛社会名声的同时，便受到官方的压抑，被贴上“邪说”“异党”的标签，其主要原因应是政治性的。

（三）官僚体制内的权力竞争

另一个阻碍阳明学派发展的力量是来自官僚体制内的权力竞争，前文论及阳明学派的建构与王阳明在江西执政的政治实力、军事成就有密切关系，而且阳明学说所赢取的跟随者主要是准备踏上仕途的生员，及少数已进入官僚体系的士大夫，他们在政治场上的表现将直接或间接影响阳明学派的发展。正如PierreBourdieu所论，任何一个新兴的学科、学派或组织，必将借着占取该场域（field）中具高权的位置、改变场域内部的权力结构，以确立本身的权力和地位，在占取位势的同时必然引发与旧有势力间的冲突竞争，这竞争更是无止境地持续进行着。[76]若从这样的观点来看阳明学派的建构，阳明学派所带出的同门师友关系，不仅可以形成相互举荐提携的助力，也可成为反对者抵制其扩张的缘由。虽然嘉靖年间阳明学派并未酿成严重的党祸，但是这种政治关系的运作与官僚体制内始终存在的结党分派一样，本质上就是朋党。

嘉靖年间以官员身份提倡阳明学最有力的便是徐阶（1503—1583），徐阶在任江西学政时已大力提倡阳明学，嘉靖三十一年（1552）入阁，嘉靖四十一年至隆庆二年（1563—1568）更高居首辅之位。他在北京灵济宫设讲会，使欧阳德、聂豹、程文德分主之，可以吸引千人以上的参与者。[77]罗汝芳（1515—1588）觐见时，直言培育人才为急务，而培育人才必由讲学，徐阶不仅赞同其言，且以实际的讲会活动来襄赞。[78]谈迁（1594—1657）说徐阶以首辅身份讲学，天下群起而效之，[79]沈德符（1578—1642）说当时许多人为迎合徐阶，纷纷建书院：“徐华亭以首揆为主盟，一时趋鹜者人人自托吾道，凡抚台莅镇，必立书院以鸠集生徒，冀当路见知。”[80]《明史》也将当时讲学盛况归于徐阶的影响：“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搢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81]从其他讲会成立和扩建的资料也显示，阳明师友借着地方政治资源提倡自己学派的情形相当普遍。[82]

占取官僚体制内的高位自然是扩展学派的重大助力，却也必然引起反对者的抵制。除了前文论及朝廷正式下诏禁革讲学，阳明学派也遭受其他官僚的排挤。根据《王阳明年谱》，嘉靖二年（1523）的会试以心学为题，目的在过滤、排挤阳明学者。[83]《明史》也记载王阳明遭当事者所忌，致其虽封伯，不给诰券岁禄，其同事中也多有以考察黜者。[84]《明儒学案》说南大吉（1487—1541）亲身讲习阳明学，使阳明门人益进，却因执政者恶阳明学，致其以考察罢官；[85]欧阳德在嘉靖十三年（1534）所写的家书，也提到当时阳明学者受排挤的情形：

当柄之臣初甚重阳明公，已而渐生衅端，盖始而薛中离，继而唐子忠、朱子礼、魏水洲诸人，皆不利于柄臣。黄致斋、王定斋又尝为水洲解怨于柄臣，而水洲竟有论劾，遂并疑二公相党以相害。诸公皆阳明之徒也，忌疾竞进者因而进谗，将以抑人之进而伸己；而有怨者又复酝酿其间，故诸公皆落职。近日为邹东廓告病，擅自回籍，吏部忽然查奏，并及南礼部行勘不报，追罪黄久庵、季明德，皆外补。久庵乃柄臣最厚者，以其所甚厚之人而排之至此，此非有所激于中而又有酝酿之者耶？况邹、季二公又皆吾党，奏中又以学为言，其意居可知矣。[86]

此处所言当柄之臣即指桂萼。根据欧阳德的说法，当时因为桂萼不悦王阳明，某些官僚便利用诋毁和其他手段来破坏王阳明朋友和门人的政治前途，造成多位学者落职、贬谪。如此因着思想行事的契合或同门情谊而互相提携、扩展势力，以及反对势力的抵制行动，深切地影响了阳明学派在晚明的发展。

JohnMeskill曾以分析王阳明门徒的政治位阶来看此学派的发展，他认为第二代阳明弟子不能站稳政治高位，使得阳明学派缺乏有力的政治拥护者，因此在徐阶退休后，便带来衰微的命运。[87]这样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太倾向以政权的影响力来衡量，并过分强调了中央朝廷对地方社会下贯的掌控力，忽略了在地方乡党、私人情谊中仍有许多运作的空间，尤其在混乱的政治情势中，有时牺牲政治权力却可因此而获得道德或文化上更高的声望，如罗洪先、邹元标（1551—1624）等；或因除去公务缠身，反而更能投身于文化学术界而发挥重大影响力，如王畿、钱德洪、邹守益等。然而，Meskill的说法也有道理，政治领导者的影响力确实常有不容忽视的力量，徐阶对阳明学的偏好以及对讲学活动的鼓励，与张居正（1525—1582）对讲学的厌恶和压抑，便是明代两个首辅在讲学活动上发挥其政治影响力的最好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