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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晚明江右阳明讲学的特殊风格（第2页）

（2）重视礼法、肯认名实关系

王畿和王艮等学者，由于强调自然顺应良知才是为学最高原则，故他们对于礼法纲纪等外在规范，比较不重视，某些时候甚至视其为牵制、固限良知自然朗现的机制。虽然这并不表示他们在实践工夫上真的有所松懈，但这种思想和工夫论倾向，经常被批评为“崇虚寂而蔑礼法”，被视为是引导社会失序的祸首。江右学者对此相当抗拒，除了批判，他们也力图矫弊，并极力维护礼法和社会纲纪。其实晚明浸润于阳明学的学者中，极少人会全然排拒良知自主、返之于内的想法，争论焦点通常发生在“信任自我良知”与“遵循外在礼法规范”间的紧张性，面对这种张力，多数人选择肯定礼法的规范作用。

胡直批判当时学者的问题在于，不能体会“礼”在孔门之学的深意，太强调“但求吾心，无他而已”，完全忽略了“天则”，[79]故造成“重内而轻外、喜妙而逾矩、甚者恣欲放情”的弊病。[80]胡直认为“礼”即是“尧舜之中、箕子之极、孔子之矩，而颜子所以直接之者也”，即所谓“精微中庸”。[81]连颇能体会“无善无恶”之旨的邹元标，也认为“近世学问，敦厚崇礼，一步决少不得”，他也告诉浙中的周汝登，应该强调“褆饬修行”一路的教法。[82]王时槐的思想虽然极圆融而超悟，但他坚持谈悟道者必须同时谨守节行，对于晚明“驾空慕奇、甚则弃礼犯教、言动不检于身、孝弟不修于家……反以饬躬谨节者为未达性宗”的学风，极力批判。[83]他身为吉安的学术领袖，便呼吁学者们要继续捍卫吉安朴实劲直的传统，要求担负着教化责任的士人，应该要“相率敦礼以先之”，要从孝悌忠信之躬行、视听言动之合符礼法来卫道。他说：

学必见于躬行，事亲必孝，事长必悌，处族必睦，与人必信，守官必廉，谋国必忠，牧民必仁。出处进退，辞受取予，视听言动必以礼。出必济世，居必范俗，必兢兢焉，尺步绳趋如处女，律身勿致纤玷，此之谓实学。[84]

除了讲会会规的规定，江右学者对礼法和教化的重视也促使他们致力于书籍编辑的工作。以刘元卿为例，他便编辑了不少书籍以为家乡地方教育之用，包括：《贤奕编》是辑古今人言行可为法戒者；《宋儒传略》是辑宋儒行为事迹；《诸儒学案》是儒学的系谱学案著作；《何莫编》是辑古今诗词；《积余闲语》是辑关于果报的逸事；《先正义方》是吉安五家族的家训，这些书籍的编辑多富有教化意味。[85]关于礼法方面，他特别编了《礼律类要》，此书的体例是“取四礼之切于日用，与五刑之□著而易犯者，各类其要为一帙。”据称编辑此书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吉安西部地处偏陋，士民之家未必能尽得《大明会典》和《大明律例》，而即使能得之，士民也未必能尽绎其旨，因此《礼律类要》可以说是刘元卿为教化一般士民而编辑的礼刑书籍。[86]而对于家乡在治丧礼俗上不能遵古制用素食，而以酒肉宴宾客来撑门面，甚至有宾从餍饱醉呕的情形，刘元卿也特别出面改革这种风俗，教导各家要重设典礼，且相互帮补实践。[87]

江右讲学者也努力借着讲会，在乡里家族间推广生活日用礼仪和教化的实践。例如，刘元卿的家族办了一个颇具规模但仅容许家族成员参与的家会，根据刘孔当所述，此家会举行的目的在使讲学教化的理想，更确实地在家族成员中推行。从1595年夏天始，此会每月举行，会期定在中旬。[88]每月由值会之团发帖各团知会，俱于各团小宗祠内举会，与会之日，以巳时集会，会中宣读家约、诵读小学经传一章。可互相质正，但禁止议论争胜，会日也禁止谒私宅等活动。[89]伍惟忠（1537—1577）家族对子弟们的教育也有规划，家族每月举两种会：德业会和举业会。德业会以德性培养为目的，推伍思韶（1498—1588）主持；[90]举业会为准备科举，由伍惟忠指导。而从行状中可知，伍思韶、伍惟忠两人治家均强调“崇礼”。[91]

以下这个例子则可看见，地方讲学活动如何进一步将礼仪实践推广到荒僻村落。萍乡人陈守中，跟随刘元卿讲学，因为萍乡朴陋偏远，不知正确的丧祭礼仪，陈守中便从刘元卿处手抄祠祭仪，回去令家人学习行礼，自己并“时为赞祝、时为祭主”，务令人人着于礼节乃已。而且每次讲会聚集时，陈守中总带着一二位子弟同行，下次聚会又更换一二人，久而久之，子弟人人皆受到讲会教化的潜移默化而闲于法度。[92]由上述诸例可见，刘元卿等人在家乡的讲学活动，不仅着力于义理的阐发，或仅止于士人之间的聚集论学，也不仅致力于文字文献的编辑，更有落实改变风俗的实际努力与作为，而在这一切与教化有关的努力中，“礼仪”显然是最受重视的一环。

另外，我们从江右吉安讲学者的个人传记也可发现：“遵古礼”是一个颇受称赞的行为，而且身体力行者人数颇多。举例言之，安福的朱意、朱淑相、朱章、伍思韶、永新的周嘉善（后更名周铎）、泰和的胡舜举、欧阳绍庆等人治亲丧均悉遵古礼、庐墓三年，或不惜付上身体代价，刻苦勉力以遵守礼制。[93]名为“古礼”正表示不是当时流行的风俗，江右方志和传记频频出现士人悉遵古礼的记载，表明了当时确有士人欲改变风俗、仿效远古传统的努力。这种“以礼化俗”的努力，并不限于江右士绅，而是更普遍的晚明社会现象，何淑宜对晚明士绅丧俗改革的研究指出，这主要是针对明中叶以后由质朴转奢僭的礼俗进行改革，且透过家族、乡约、丧葬会社的组织进行。[94]除此之外，方志中标举“遵古礼”的书写，当然也表达了记述者——在此主要为王时槐、刘元卿等理学家——对于“礼”的重视。

在上一章中我们已谈到，流行于当时一种怀疑声名、乡评等外在评价，与实际道德内涵间对应关系的看法，而江右学者对此看法深不以为然。“名称其实”当然是一种理想，但晚明江左理学界普遍出现一种看法：有名声、孚众望的人，未必有道德之实；相反的，君子可能遁世而无名，但即使如此，也应该要毫不为所动，且潜修不息。他们也担心由“好名”所激发的行为，是道德修养的最大阻碍之一，因此强调“断名根”“打破毁誉关”“圣人无名”等，这种看法主要为王畿和泰州学者所倡导。[95]这样的看法受到江右和东林学者猛烈的批判，王时槐视之为“洪水猛兽”，又说：“近世有谓悟道之士虽终身被恶名埋没，不得出头，亦所不恤，此言最害道。”[96]为什么这种说法受到如此严厉的批判？儒家圣人不是早已说了“人不知而不愠”“遁世不见知而不悔”这类的话吗？[97]

问题主要在于这类的看法如何在当时学界中发酵，引发何种结果。当然王畿等人所倡“断名根”“圣人无名”的说法，是可以有其深刻而超越的意涵的，尤其当把反省的矛头指向自我，与对自己修德的期勉时，这种看法使人能超越外界的品评而聚焦在自我德性精进上，有不断警策、端正意念的作用。然而，同样的看法也可能成为一些率性、不负责任之行为的借口，王时槐批评当时有人“以任情为率性，以媚世为与物同体，以破戒为不好名，以不事检束为孔颜乐地，以虚见为超悟，以无用耻为不动心，以放其心而不求为未尝致纤毫之力。”[98]便是一连串颠倒是非价值，导致社会失序的危机。

更有甚者，抱持这种论调的人，还可能进一步对坚守人伦礼法之士，采取攻击和讪笑的态度。罗洪先曾抱怨：“世之言圣学以任情为率性，见持行稍孤洁，辄以好名目之，其流之弊，吾不知何所极也”；[99]王时槐也感叹道：“近见海内高明之士，谈学者往往以修证为落阶级，以伦物为非上乘，甚者于绳趋步尺之士，嫉之如雠。”[100]由此可见，“名不能显实”的说法，在当时绝不只是一种中性的哲学论述，而是关乎道德行为的拉锯战。它不仅可能成为某些人为自我**行径辩护的借口，甚至可能成为一种阻碍他人遵守规范的力量，这是江右学者反对的主要原因。正是在此关乎道德的拉锯战中，批判者总以一种“拨乱反正”的强硬态度来进行批判；也只有从这种道德拉锯战的角度，我们才能体会何以王时槐要视之为“害道”的洪水猛兽。

进一步说，这种“断名根”的看法之所以“害道”，主要原因还在于它所具“超越”世俗礼法规范的可能，而隐含了“颠覆一般是非价值判断”的力量。胡直因此称所谓“吾能冒天下之毁，以直造乎性命之真者”为“错误”，并将之归咎于阳明后学无法正视较客观的“天则”所致。[101]顾宪成则认为“断利根”远比“断名根”重要，因为“利”与“善”距离远，断利根将自然引人远离恶而归善，而“名”与“善”的距离颇近，好名声主要靠行善而得，要求人断名根很容易引人离开善行。因此，他批评“不好名”三字是“为善的反间”；而“被恶名埋没一世不得出头，亦无分毫挂带”的说法，是“无忌惮之中庸”。[102]胡直和顾宪成的说法，都再次强调了社会一般是非价值判断的有效性。

在维护社会秩序的考虑下，江右学者不仅强调礼法规范的功能，他们也坚称名节是道的藩篱。[103]他们担心如果连名节这道藩篱都轻易放弃，是非价值的判准必然轻易被扬弃，可能出现的乱象便是种种混乱的道德表述与品评，势必危害社会秩序。因此他们坚决肯认名实间的对应关系，以及公共道德评论的有效性。

（3）静肃的讲会氛围

我们知道讲会所标榜的是以友辅仁的圣学理想，尽管如此，讲会仍免不了是一种士人的社交场合，甚至是关系着许多年轻生员未来政治生涯的功利场合。而热闹的讲学活动可能制造了更多争议、宴乐、虚谈；虽标举着以友辅仁、学圣学贤的口号，却流为闲谈交际的手段。这种政治社交的现实，加上阳明学对程朱官学的挑战动作，曾经使阳明学在嘉靖朝内被判为异端，讲会活动也经常受到质疑。又经过王畿和泰州学者影响的催化，以及讲学活动快速蔓延的风潮席卷，产生许多令端谨学者不能不担忧的现象，到了晚明所谓“多虚谈而鲜实行”的批判蜂起。当然，我们必须澄清的是，王畿、罗汝芳等人的讲学，未必真的流为虚谈而毫无身体力行的修养工夫，他们对于言说的态度，也未必那么信任或好高务奇，而是有相当警醒、认真、扎实的一面，但是在批判者的眼中，这种印象或威胁却十分强烈。即使有佛学倾向、颇能领略“无善无恶”之旨的邹元标，对于王畿和罗汝芳的作风仍有微词：“以龙溪先生见地，能小心翼翼不堕世间行，岂不照天照地？以近溪先生，若再谨饬一下，后学谁得而议之？”[104]

在抗拒江左讲学风尚，及回避“多虚谈而鲜实行”的弊端时，晚明江右讲会也比以往更多呈现一种静肃严整的风貌。我们从晚明江右讲会的会规中，可以看到一种力图抗拒言说、抗拒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用心，以及一种更着重在自我内心处省察与修持、被静肃气氛所笼罩的讲会风格。《西原会规》规定：

学贵潜心，勿恃言说。凡同志共聚一堂，务在凝神习静，切己体认。果有所见或疑而未明欲质问者，从容呈吐以请裁正。若问答之际，彼此意见不同，姑默而再思，以俟功深之后，自将融释，不必竞相执辨，徒恣口耳，且长胜心。

会时宜肃容敛气，毋欹侧、毋亵侮、毋戏谑、毋喧哗、毋忿词遽色、毋谈乡邑是非及一切浮泛之事、毋身在席间而心驰宫墙之外、毋以赴会为姑应故事而虽闻理义竟无悦心之味。大抵此会只以静肃受益为主。[105]

虽然理学家的讲会本就不只是一个提供讲论的场合，会中除了义理的讲明和辨析外，也有祭祀、静坐、歌诗、反省等活动，相当强调身体操练的实践工夫。然而，众学者从各地聚集一处会讲，意见的交换、彼此学问的印证、迪德规过的切磋，总是必要的。我们在第二章也谈到，早期阳明学者很标榜“互证所学，直指病痛”的朋友辅仁之道。在讲会中，规过和省过经常不是私密的事，而是公开进行的。换言之，虽然在讲会进行中，讲论本身不是最主要的活动，但也不至于太被压抑，而且在“互证所学”的过程中，也常引发重要的辩论，许多议题持续在学者间交换意见，辩论不休。相对的，晚明西原惜阴会则显然有意压制言说的活动，刻意培养静肃自我修养的气氛。会规更规定在讲会互证所学的过程中，遇到意见不同的时候，学者不应该继续进行辩论阐明，而是要求学者要停止辩论，“默而再思”，并且给予一种保证：待自我修养的工夫深造后，一切不同见解与疑惑将自然融释。

早期讲会所标榜的朋友以直谅相规的作风，在西原会规中也不再受鼓励，会规规定：“会中同志或有过失，不必对众面斥，在我既失忠厚，在彼亦或难堪。君子忠告善道，相爱相成，不当如是也。惟婉词劝讽，或于僻处密相规戒，庶为得之。”[106]当然，隐人之恶、扬人之善的作风，以及婉词密规的做法，都不是晚明江右讲学才有的现象，反而是普遍的人情世故。只是因为许多阳明讲会和讲学者都曾强调，以道为连属的同志朋友间，应该要能摆脱世俗作风，直指彼此病痛，这种公开直谅的彼此规劝，曾经是许多阳明学者最标榜的朋友辅仁之道。此处，西原会规之申明，显然放弃了这种作风。为什么？

这种改变极可能与响应“多虚谈而鲜实行”的批评有关，不过其涉及的程度，并不仅止于为了规避嘈杂，或避免因彼此指斥过失而引发的人际冲突，更关系着学者们对为学之道的看法。王时槐曾说：一个真正致力于学的人，必定要日夜检点、自攻己恶，有一丝一毫未尽处，则歉于心，这样的人，那还有功夫检点他人？因此，指斥他人过失的行为，不仅不是正确的修身之道，也显示自己不能致力于己身的修养。[107]这种看法实与江右学术所强调的长期静修、不断回到自己内心意念深处检点、回归内在性体的特色有关，也是江右标榜实修的一种具体表现。

从白鹭洲书院的会条也可看到强调类似的静肃气氛。王时槐为白鹭洲书院续写的会条规定：“凡赴会，正坐宜自思平日此心放逸，何以收摄。此心昏昧，何以开明。素行有缺，何以修饬。……默默内省，即图自勉”；“会日以静坐澄心、操存涵养为主，勿身在会堂，心驰会外；勿闲谈俗事、虚费光阴；勿漫尔随群，视为故事，不加体认……倘平日于学有得，可请印证；于学有疑，可请裁决，不妨从容质问。即酬答不契，姑默而静思，勿恣浮辨。”[108]均与西原惜阴会规十分相近。

除了士人的讲会，我们在刘氏家族的家会条规中，也可看到同样强调以“静肃受益”的看法。家会条规规定与会家族成员彼此不得交谈、喧嚷，不得谒私宅、议论乡邻长短；偶有意见不同，不得求胜争辩；族众或有过失，亦不必当众面斥。举会当日，与会者按秩序坐定后，要“敛容静坐”，潜心听尊辈指教，会中安排一声音响亮者宣读家约，并朗诵小学经传一章。至于经传内容的讲解，则不在会中讨论，是会后归家由塾师再为之讲明。[109]这种全家族性的讲会，因参与者辈分关系明显、年龄差距大，尊卑礼法的维护与教化色彩更重。不过讲会中要求静肃收敛、安静自修的基调，则与士人聚讲的西原惜阴会一致。

当静肃收敛成为讲会的基调，当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包括观念的激**与真诚的规过，都在讲会中被压抑、消解之后，所造成的结果，似乎不仅是讲会中的言语冲突减少，也关系到与会者之间对于彼此在修德过程中的角色的问题，同志朋友之于道德修养是否必要的问题。第七章我们谈到，当阳明学者在强调讲会存在的必要性与正当性时，他们多主张朋友乃成圣不可少的条件，一个人无法只靠自己单独走完这学圣的旅程。然而在晚明的江右讲会氛围下，个人潜修的重要性显然胜于朋友间的切磋论学。虽然我们可以说，在静肃的会场中，安静潜修的个体之间仍然具有某种相互感染力，但这只能说是提供一种有助于个人修养的环境，却无法支持说明朋友之于道德修养的必要性，讲会存在的必要性似乎因此变得薄弱。然而，这种推论逻辑并没有出现在江右学者的论述中，它更多属于那些必须为讲会存在而辩护的学者们的逻辑。身为儒家礼法的体现者、社会乡评的捍卫者、放恣讲风和猖狂士行的严厉批判者，晚明江右学者们的言行，足以为他们的讲会活动的正当性辩护。他们透过讲会活动致力于教化、维护社会纲常礼法，而静肃自修的讲会，正是培养并展现他们重修重行、抗拒江左学风的学术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