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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第1页）

三、结语

本章讨论的重点主要有二：第一，阳明讲会乃是地方乡绅与士人定期的学术交友活动，在性质上与文人结社相近，与传统书院教育不尽相同；第二，地方讲会的勃兴促进了某些书院的兴修，而书院的兴修是乡绅和地方官员共同合作的结果，也是乡绅、士人以自己的兴趣投身地方公共建设，欲借此改善地方风俗，并提升自己在地方社会中领导地位的一种作为。而这些活动又都以嘉靖年间为盛，此也不禁让我们想问，阳明讲会与晚明士人结社作会及投身地方慈善工作之间的关联。

同样于16世纪末期，东林派思想家和地方士绅、儒商所提倡的同善会，逐渐在江南一带兴起，同善会和其他民间慈善团体如放生会、胜莲社、掩骼会、一命浮图会、恤嫠会等，都是以济贫劝善的社会福利工作为目的之地方性定期聚会。[129]梁其姿指出，这些民间慈善事业，虽以救济劝善为主，但其最终目的则是借着劝善而欲重整地方的道德风纪。[130]换言之，明末的民间慈善事业，主要是由乡绅与士人结社组成的固定集会团体，是他们以其地方领导者的身份，参与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作为。因此，陈龙正在创立同善会时说：“这会只当是讲乡约的帮手”。[131]可见同善会与乡约目的一致，是地方社团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维系社会秩序的具体行动之一。阳明讲会同样属于地方士绅定期性的聚会团体，也是士绅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并以维持社会秩序为目的的活动，而且这些会所盛行的地理区域亦颇为接近，因此从组织结构和社会功能而言，两者有类似之处，均属明代士人本着经世理想而投身社会建设的活动。

另外，明代最早的同善会目前所知是由杨东明（1548—1624）于1590年成立于河南虞城县，其组织可能受到民间某些互助会的影响，其思想源头与儒、佛二家关系密切，许多提倡者均是东林派思想家。杨东明本人热衷讲学，其思想也颇受阳明学的影响。[132]虽然东林学者对阳明学说和部分阳明学者有所批评，然若从聚会讲学的形式和学术的传承看来，二者之间实有密切的关系。东林书院中每年举办大会一次，小会八次，大会举于春季或秋季，小会在夏冬以外每月一次，每次会期为三日，内容包括祭祀、讲论、歌诗等，在聚会讲学的形式上与阳明讲会极相似。[133]全祖望（1705—1755）说：“东林继统，欲救其（王学）弊，而终不能不循书院生徒之习，以致贾祸”；[134]张履祥（1611—1674）也说：“程朱之门多恭敬、撙节、退让之士。近世讲学之徒，躁竞而已矣，躁竞之士，罕不为小人，此病东林与姚江皆甚。”[135]

又如上文所论，阳明讲会与乡约本有重叠的现象，阳明学者也透过对地方人士的讲说以致力移风易俗、维持地方秩序，与某些同善会在做法和目的上都相近。某些地方讲会的会约也特别强调士人对地方事务的责任感，例如，泾县赤山赤麓书院内的讲会，是萧雍（1583年进士）等所主持的地方讲会，[136]《赤山会约》的内容便多以改善地方风俗为考虑，其中论到赈济之事则主张：“各家以百人为率，百人之中岂无十人可出担石之谷者乎，极贫者亦十人止耳，十人出谷，积三岁可至三十石，十家可得三百石，以三百石之谷济百口之贫，煮粥计散，即不得餍足，何至枵腹待毙乎。”[137]这种想法与做法与同善会相似，也可能是晚明慈善活动兴起后互相影响的结果。

因此，虽然我们无法认定嘉靖时期风行一时的阳明讲会和晚明文人结社作会、组织民间慈善团体之间有直接的关联，但是从其作为地方士绅有组织、定期聚会的形式，直接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并欲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目的，以及某些阳明讲会逐渐与晚明风尚同化等现象看来，阳明讲会的确可视为明末清初士绅逐渐参与地方事务、分担社会秩序责任之发展的重要一环。[138]这样的了解也使我们对明代中期阳明学派的活动与晚明众多社会现象之间，不再只是从思想上的反动或修正来了解，而能够从活动的本身，看见一些内在的关联。

[1]杨布生和彭定国说明代讲学可分为三类：学术传授式的讲学、讲会式的讲学、宣传教化式的讲学。见杨布生、彭定国，《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84页。

[2]例如，浙江衢州诸生柴惟道、徐天民、王之弼、徐惟缉、王之京、王念伟等人相讲学，成立龙游水南会；徐用检、唐汝礼、赵时崇、赵志臬等为兰西会。载《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69页。

[3]例如，太平九龙会，据称始而至会者唯业举子，既而闻人皆可以学圣，合农工商贾皆来与会。当嘉靖三十年至四十年，王畿等人与会时，乡中父老彬彬来集。载王畿，《书太平九龙会籍》，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7，37a～38b页。

[4]例如，王畿莅闻讲书院，有《闻讲书院会语》，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1，8a～10a页；邹东廓邀王艮讲学安定书院，载王艮，《安定书院讲学别言》，见《重镌心斋王先生全集》，卷3，30a～31a页。

[5]例如，嘉靖二十七年，罗洪先与钱德洪、贡安国、王汝舟同舟，追及王畿于丰城，至丰城解会，王畿与贡、王先归，邀罗洪先同择龙虎山中，为江浙会所。嘉靖三十年，周怡往山阴访王畿，并相偕游天台，聚讲数月，返过武进访唐顺之。见麦仲贵，《明清儒学家著述生卒年表》，167、173页。

[6]王畿在《水西会约题词》中对会友说道：“二三百人之内，岂能人人尽发真志。”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2，2b～4b页。邹守益记水西会：“诸友不期而至者几二百人”，载邹守益，《书水西同志聚讲会约》，见《东廓邹先生文集》，卷9，28b页。嘉靖十三年，同志再会于青原二百余人，载邹守益，《青原再会语》，见《东廓邹先生文集》，卷9，19a页。嘉靖四十一年，江西复真同志会，有二百六十余人与会，载邹守益，《复真书院讲语》，见《东廓先生遗稿》，卷8，25b页。

[7]例如，青原会除了江右的著名学者参与以外，嘉靖二十七年，王畿、钱德洪也曾率安徽宁国府诸生戚衮、贡安国、周怡等人赴会，载邹守益，《水西精舍记》，见李德淦修，洪亮吉纂，《泾县志》，清嘉庆十一年刊本，卷8，1b～3a页（740～743页）。邹守益也曾赴冲玄、水西等会。载邹守益，《书水西同志聚讲会约》《冲玄录》，见《东廓邹先生文集》，卷9，28a～29b、31b页。

[8]张仲礼将生员列入士绅阶级中的最低层级，何炳棣则认为生员一般学问低劣，尤其中、晚明因买卖生员头衔使其素质更加低落，故不应列入士绅阶级。后来学者认为不应只由学位头衔来决定士绅身份，如重田德即以乡绅在地方上实际的人际关系网络与作为来判断，认为乡绅既不完全倾靠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不完全代表地方乡民，是有其本身利益考虑、斡旋于地方社会和中央朝廷之间的一支势力。虽然有些生员能在地方上从事领导性的活动，但毕竟不能将为数众多的生员均列入地方领导阶级。另外，从夫马进的研究也可看出地方官员、乡绅与生员间在地方社会中的冲突。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Ping-tiHo，TheLadderofSuImperiala；ShigetaAtsushi，“TheinsandStructureofGentryRule，”inLindaGroveandDaeayina：JapaivesonMing-QingSodEicHistory，Tokyo：UyofTokyoPress，1984，pp。335～385；夫马进，《明末反地方官士变》。

[9]邹守益，《复古书院记》，见《东廓邹先生文集》，卷6，17～18页；《泾县志》，清嘉庆十一年刊本，卷8，1～3页（739～743页）；《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85页；《重镌心斋王先生全集》，卷1，25b页。

[10]王畿，《道山亭会语》，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2，4b～8a页。

[11]王畿，《桐川会约》，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2，38b页。

[12]邹守益，《书永新文会约》，见《东廓邹先生文集》，卷10，18a～19b页。

[13]关于各会的会期与聚会之频率并无一定规制，视地方而定，见下文。

[14]“岁以诸生二人，司其出纳，登籍备稽核焉。主会讲事者，参政梅守德、参议沈宠，生员郭忠贞、吴箕、胡希瑗、王点等为会长，司出纳。”《宁国府志》，清嘉庆二十年补修刊本，卷19，5b～6b页（609页）。

[15]泰州学派门人包括樵夫朱恕、陶匠韩贞、田夫夏廷美等人，韩贞又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见黄宗羲，《明儒学案》，卷32，719～721页。又参见岛田虔次，《中国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

[16]黄宗羲：“罗汝芳……出守宁国府，以讲会乡约为治。”黄宗羲，《明儒学案》，卷34，760页。

[17]太平九龙会包括士农工商四民，载王畿，《书太平九龙会籍》，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7，37a～38b页。油田彭氏的惜阴会即族内之会，载邹守益，《书广法文会题名》，见《东廓邹先生文集》，卷10，17a页。

[18]邹守益，《乡约后语》，见《东廓邹先生文集》，卷10，12b～13a页。

[19]邹守益，《书广法文会题名》，见《东廓邹先生文集》，卷10，17a页。

[20]王畿，《书进修会籍》，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2，32a页。

[21]张健仁，《明代教育管理制度研究》，179～182页。

[22]例如，同善会等组织的成立虽受到民间类似结会（俗会）的影响，功能和理想也相差不远，但彼此仍有区别，如杨东明成立的同善会，有十三人参与，均为缙绅之士。夫马进，《同善会小史》，见《史林》，65卷4号（1982年），37～76页。

[23]吕维祺，《芝泉会约一》，见《明德先生文集》，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21卷，10a～10b页。

[24]杨布生、彭定国，《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86～89页。

[25]例如，罗洪先：“世未有为其事而能去友者，即工商农圃类皆有所取”，见《念庵文集》，卷3，15b页。萧雍：“虚怀求益，即刍荛未必无补。”萧雍，《赤山会语》，台北：艺文印书馆，1967年，2b页。

[26]关于王阳明“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议论与明代士商关系，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另有，王畿，《书太平九龙会籍》，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7，37a～38b页。

[27]四民中只有经济能力强的商人较可以跨越身份的鸿沟，农工阶级仍难。虽然儒者也逐渐体认到治生的重要，或也投身商业活动，然而商人利用自己经济实力转换身份，企图在官僚体系中占一席之地，更是普遍的理想，也因此有许多儒化的商人。而这两个阶层间并非没有冲突，士人在面对商人模仿其文化、侵入其领域时，也展现了高度的抗拒，以其文字能力和文化资源重新界定区分二者。参见as，SuperfluousThiureandSocialStatusinEarlyModerna，Cambridge：ProbityPress，1991。

[28]参见JudithA。BerliiofLinewYork：biaUyPress，1980；林国平指出嘉靖四十五年以前林兆恩门徒多读书人，后来则转向民间宗教式的社会讲学，见氏著《林兆恩与三一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102～160页。

[29]例如，嘉靖十一年，阳明门人四十余人在京师庆寿山房举行讲会，嘉靖十二年，门人欧阳德等人在南畿举同志会。载《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68页。

[30]例如，嘉靖二十二年（1543），罗汝芳举乡试，与同志会滕王阁；二十三年（1544），举会试，与同志大会灵济宫。载杨起元撰《明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明德夫子罗近溪先生墓志铭》，见《旴江罗近溪先生全集》，“国立中央图书馆”据明万历四十六年浙江刘一焜刊本摄制，卷10，32b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