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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第1页）

四、结语

本章尝试由科举考试和王阳明的政治事功等方面来讨论王阳明个人思想如何在明代中期崛起，成功地建构出一著名的新学派，并快速发展为明代学界中极具影响力的学术运动，以及此新学派在当时政治和学术环境中所遭受的挑战。关于阳明学派的建构与发展，本章强调阳明学与官方政权间存在一种既依赖又批判的关系，不仅在面对科举考试和程朱官学的态度上，阳明学具有这样的双重特色，从王阳明如何借着军事的成就，成功地转化政治资本为学术文化资本以提升其学说的号召力，到阳明学者如何在地方或中央政治领域，运用资源提倡讲会、建立书院，又因这些活动标举着批判官学的旗帜，造成与皇权和官僚间的竞争，这一切都在在让我们看见私学与官方政治间复杂的依违关系。从上而下的政治力，虽然在提倡或压抑私学时，常具有极大的威力，阳明学的兴盛与衰微也与此息息相关；然而民间自发的私学精神，却是阳明学兴起的根源，也是政治压抑无法熄灭的火。当然，我们也无法单纯地歌颂私学的自主性，因为在真实的活动里，私学常常纠结、运用着地方政治中的人脉与资源来扩展，其目的也经常极富政治企图的。

至于阳明学派发展的历史可简单分为两期：王阳明生前，以王阳明的江西执政作为其学派正式建构的关键期，之后随着王阳明行踪的迁移，阳明学逐渐在江西、浙江传开，此时期学派的发展主要以王阳明为依归，以其所在为学派的重镇，因此同门意识也较强烈。第二期则在王阳明去世之后，门徒分散各地，各以所学入教，各地的士绅也纷纷成立讲会，蔚为明代讲学的新风尚。后王阳明时期学说传播的方式，以各地士人组成的讲会为主，此时虽然王阳明及身弟子间仍保持较强的同门意识，彼此亦有往来，但随着讲会的地方化以及第一代门人的逐渐凋零，学派意识和规范已渐有转变，朝着学派分化、学说更多元的方向发展。至于阳明学者们讲会活动的情形如何，则是下一章讨论的主题。

[1]如蒙培元将阳明学视为宋明理学向心学转变的完成，见氏著《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王健，《中国明代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关于王阳明及弟子开拓学派的努力，见g-lam，“HuangZuo’sMeetingwithWangYangmieovertheUnityofKion，”MingStudies35（1995），pp。53～73。至于将程朱理学的流弊视为明中期政治和社会混乱之主因，又以王阳明为救时弊的道学革命，或认为烦琐的程朱理学有其必然衰亡的学说内在因素，参见葛荣晋，《明代社会的演变和儒学的分化》，载《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1073～1074页；王健，《中国明代思想史》，59页；贾顺先，《宋明理学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83页；庞朴，《中国儒学》，上海：东方出版社，1997年，290页。左东岭的《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一书对于阳明学的兴起与明代政治士风的关系有较细腻的分析。

[2]此处所谓私学主要指非官学系统的学术机构或组织活动，包括书院、宗学、义学、私塾和讲会等，这些组织在体制上虽不属于官学系统，却与官僚、乡绅、地方政治紧密相关，因此并非全然独立于官方、具有民间自主性的组织，不过也并非完全受制于朝廷而不能对官方正统提出任何挑战。宋代的道学和明代阳明学说都曾被朝廷视为异端，却能借私人讲学之风开创新局面，最后跻身正统儒学，便说明官学和私学间复杂而变动的关系。详见下文讨论。

[3]科举制度虽然在唐代已发展出一定的规模，也突破了一些门阀的限制，然而当时世族的势力仍强，科举只是取得做官资格的通道之一，经历唐宋变革之后，北方世族衰微，宋代的帝王利用科举选拔新兴士人为其所用，科举遂成为最重要的选才管道。北宋虽有范仲淹和蔡京的改革，欲以学校教育取代科举为重要选才管道，但均没有成功。参见苗春德，《宋代教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53页；JohhatesinSunga：ASocialHistoryofExaminatie，NewYeUyPress，1985；ThomasH。eioionsinSungewYork：St。Martin’s：iversityPress，1985。

[4]BenjaminA。Elman，“WhereisKingg？ExaminationsandImperialIdetheEarlyMingDynasty，1368—1415，”T’oungPao79（1993），pp。23～68；BenjaminA。Elman，ACulturalHistoryofCivilExaminationsinLateImperiala，Berkeley：UyofiaPress，2000，Ch。2。

[5]关于宋代科举中各地区的录取配额及其政治考虑，请参看ThomasHoheSoificeoftheQuotaSysteminSungCivilServiations，”JoureofeseStudies，TheiversityofHongkong，13（1982），pp。287～317。宋代解额只限于乡试，会试并无，明代则有严格的进士配额，宣德、正统以后分南、北、中卷，其录取定额比率约为55∶35∶10，见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卷70，1697页。

[6]例如，正德三年，给事中赵铎承刘瑾指示，请增广河南、陕西、山东、山西乡试名额。《明史》指刘瑾乃陕西人，阁臣焦芳是河南人，此为两人互相勾结徇私的结果。见张廷玉，《明史》，卷70，1698页。

[7]张廷玉，《明史》，卷70，1694页。

[8]山下龙二认为，明朝援引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朱子学说以加强民族意识，见加藤常贤监修，蔡懋棠译，《中国思想史》，台北：学生书局，1978年，148～168页。BenjaminA。Elman研究从南宋到明初科举考试内容的改变，说明程朱学是在明初才真正成为影响全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见BeheTransformationoftheCivilServiceCurriculumBetween1250and1400andtheRoleoftheYuanDynastyinClassicalStudies，”杨晋龙主编，《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0年，23～47页。另参见ThomasA。Wilson，GenealogyoftheWay，Stanford：StanfordUyPress，1995，pp。23～71。

[9]Hok-lam，“The，Yung-lo，Hung-hsi，andHsuan-teReigns，1399—1435，”inFrederip;DenisTwitchetted。，TheCambridgeHistoryofa7，Cambridge，NewYeUyPress，1988，pp。220～221；BenjaminA。Elman，ACulturalHistoryofCivilExaminations，pp。113～119。

[10]《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卷46，9页（924页），因部分书籍原页码不清楚，为读者查索方便，括号内所标为本书引用书籍的总页码，以下用法同。

[11]《明太祖实录》，卷96，4页（1655页）。

[12]明永乐时期，全国有159个府，234个州，1171个县，根据朝廷规定，府州县各有一所学校，则总数为1564所。当然此仅就规定而言，并不考虑是否各府州县学能实际发挥教育功能。见张建仁，《明代教育管理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10、27～42页。

[13]明太祖时也行保举制，七品以上京官和县令各举一人，量才擢用，但行之既久，弊端丛生，正统七年罢荐举县令之制，景泰中虽复行保举，后又罢之。张廷玉，《明史》，卷71，1719～1721页。

[14]张廷玉，《明史》，卷69，1687页；李新达，《中国科举制度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246页；刘虹，《中国选士制度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337～340页。

[15]科举造成教育和文风的弊病，如学非所用、诗赋浮华无实、帖经墨义肤浅、注重背诵、以考古题预备考试等，参见毛礼锐等编，《中国教育通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481～485页。

[16]简锦松，《明代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第四章。

[17]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卷1，19b～20a页。王艮也说：“方今大夫士汩没于举业，沉酣于声利。”见《重镌心斋王先生全集》，东京高桥情报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间刊本影印，1990年，卷2（年谱），8b页。

[18]简锦松，《明代文学批评研究》，195页。

[19]宋元时期，由于科举日益困难，许多士大夫家族的成员选择医生为职业，见RobertP。Hymes，“lemen？DandYuan，”eseSce（1986），pp。11～85。关于明清时代商人地位提升、士大夫对治生观念的重视、弃儒就贾的普遍趋势、士商互动等现象，请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刘广京，《近世制度与商人》，《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后序，25～53页。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与思想史之一面相》，郝延平、魏秀梅编，《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4～50页。余英时先生从科举名额的限制讨论弃儒就贾的现象，并试图说明在明清之际出现一商人自足价值的观念转向。然而尽管有此现象，对16世纪的大多数士人而言，出仕仍是最崇高的理想。

[20]阳明学者争取朝廷的正式肯认，主要从隆庆朝开始，终于在万历年间，王阳明得陪祀孔庙。参见g-lam，“TheDebatenitionofWangYang-ming，”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48：1（1988），pp。47～70。关于阳明学者如何在强势的道统观之框架内，宣称阳明学直承颜子之传，试图为其学派争取正统的做法，参见本书第六章。

[21]Ping-tiHo，TheLadderofSuImperialewYork：biaUyPress，1962，pp。173～179。

[22]WilliamS。Atwell，“FromEdutoPolitics：TheFuShe，”inWm。TheodoredeBaryed。，TheUnfoldingofNeo-ism，NewYork：biaUyPress，1975，pp。333～358。

[23]其间虽偶因题请及恩诏而广五十名或百名，但非常制，见张廷玉，《明史》，卷70，1697页。

[24]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与思想史之一面相》。另外，胡直曾言：“直常偕君试南宫，凡就试者不下三四千人，此三四千人者，始尝登等于数万人，已而得对大廷者止三百人。”则可见会试考试的成功率仅约十分之一，而乡试考试更难。文见胡直，《别诸南明太史归越序》，见《衡庐精舍藏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卷8，18a～20a页。

[25]诗社的活动在元代江南地区已盛行，晚明亦盛，如王阳明早年参加李梦阳等人的诗社活动，明代江南文社以应社的结成（1624）为先，后发展为复社，演变成晚明结社的热烈风气。这些活动除了文人士绅为文艺雅兴相聚以外，也逐渐发展出彼此切磋写作、准备考试的实技功能，甚而有评议政治的活动。关于明初的文人结社活动，参见横田俊辉，《明代文人结社研究》，见《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3期（1975年），1～115页；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台北：丹青图书有限公司，1985年，518～610页；关于复社的活动，见WilliamS。Atwell，“FromEdutoPolitics：TheFu-she；”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26]宫崎市定讨论明代苏松地区的社会文化活动时，提及推进文化活动的多是官运不佳或科举失败的文人，而非官僚，又论及“市隐”和诸生如何左右乡评以对抗朝廷，以及学校生员如何谋划发动民眾运动等，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眾——明代史の素描试み——》，见《亚洲史研究》，4期（1964年），321～360页。亦参见夫马进，《明末反地方官士变》，见《东方学报》，52期（1980年），595～622页。

[27]《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第六版，82～91页。

[28]《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82～91页。

[29]这里并非指军事成就塑造了王阳明的人格，而是指它给予一个可以宣扬或见证内圣外王之理想的好机会。

[30]从正德十六年至嘉靖六年，王阳明赋闲在家（浙江绍兴），而且朝廷中也树敌不少，详见下文。

[31]这里引用PierreBourdieu关于不同形式的资本（capital）（如政治、经济、文化、象征资本）可经由互相转化，在不同场域（field）中衍生权力支配的看法。见PierreBourdieu，“TheFormsofCapital，”inJohnG。Ri，ed。，HandbookofTheoryandResearchfortheSociologyofEduewYreenwoodPress，1986，pp。241～258。

[32]见本书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