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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阳明学者的友论（第1页）

二、阳明学者的友论

与阳明学者热衷讲会以亲师友的生活方式相呼应的是，他们在思想上也极力强调朋友之伦的重要。下文将分三点来讨论阳明学者对友伦的特殊阐发：第一，尽管阳明学在理论上重视个人自足的良知，成德的关键也落在个人的立志，但是阳明学者们却不认为成圣的历程可以不经师友扶助而得，相反的，他们极力强调朋友乃修身成德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如此不仅说明同志讲会存在的必要性，更有在学理上平衡阳明学可能流于过度道德主观化的作用。第二，阳明学者并不把朋友之伦的重要性局限于个人成德的层次上，而是进一步指向“万物一体之仁”的终极理想。第三，相应于他们强调朋友之于精神生活和修德进业的重要，某些学者则高举友伦于其他四伦之上，以道义连属之同志朋友为社群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此便改写了传统五伦的位序，也为朋代的友论开出一新的含意。

（一）朋友之于修德的必要性

在谈论朋友之伦时，王阳明、欧阳德、王艮、王畿、罗洪先、罗汝芳等人都一致强调朋友之于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因相关的论述颇多，故仅在注文中标出，不一一在文中引述。[49]虽然阳明学强调“为仁由己，固非他人所能与”，故“立必为圣人之志”乃是修身的最大关键，良知也是道德成始成终的根据，然而成德却不被认为可以靠个人力量而完成，是必须依靠朋友间互相帮助才可能。王阳明：

今世无志于学者，无足言，幸有一二笃志之士，又为无师友之讲明，认气作理，冥悍自信，终身勤苦，而卒无所得，斯诚可哀矣。[50]

欧阳德也说：

今世通患大患无志，有志矣，患无师友讲明，安于所习，自以为得不传之学于遗经，而不自知其违道远矣。[51]

可见朋友讲学对修身成德的帮助不仅止于互相激励使不致散漫怠懈而已，更是在讲明致良知的真义，使不致落入“认气作理，冥悍自信”，或“自以为得不传之学于遗经而不自知其违道远矣”的景况。换言之，朋友之于成德不只是激励、强化一个人的修德志向而已，更关系着这个人是否能正确地在成圣的道路上不断长进。

虽然我们知道王阳明提倡致良知的心学理论可以说是标志着儒学高举道德自主性的高峰，人人相同且自足的良知不仅宣告了人内在成圣潜能的普遍性与完全性，也使其修养论的最大关键处落在“立志”与“自信良知”。[52]强调现成良知的王畿对此之阐述更是不遗余力：“吾人学问未能一了百当，只是信心不及”；“若信得良知及时，时时从良知上照察，有如太阳一出，魑魅魍魉自无所遁其形，尚何诸欲之为患乎。”[53]此处所谓“自信良知”指相信自己的良知是完美的，只要充分推致这至善良知本体即能成圣。但是高度道德主观倾向势必扼制客观性判断的空间，这也是阳明学在理论上的一个必然隐忧。在实际修德过程中，如何可以证明一个人是否真的推致其良知于事事物物？抑或是未能真识良知之义而所见有所蔽呢？对此，阳明学者并未强调自信自我的每一个判断，反而屡次提出在师友间问学验证，并警告无师友之助会落入“冥悍自信”的危险。即使像罗汝芳在强调良知之不假修为上是相当突出的学者，也十分强调在师友间质正的必要性：

只是时时刻刻将自己心肠与经书遗言精神查对，用力坚久则或见自己本心偶合古圣贤同然处往往常多，然细微曲折必须印证过后乃更无弊。若初学下手则必须一一遵守，就是觉得古圣经书于自心未稳，且当虚怀质正师友，决不可率意断判，以流于猖狂自恣之归也。[54]

志同道合之朋友间的议论与共识形成了某一种客观的判断标准，作为落实致良知修养进程的指标，由此我们可说阳明学者之重视友伦正有着互补制衡其理论中易流于人人自是之隐忧的作用。

（二）万物一体之仁的理想

阳明学者提倡友伦不仅因为朋友对于个人修身成德的必要性，更是指涉一终极的理想，即万物一体之仁。万物一体之仁是宋明理学特殊的宇宙观，作为儒家的终极理想并企图与佛道二氏区别的标准，也是明代阳明学的核心。[55]王阳明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56]王畿也以“万物一体之仁”来区别儒学与佛道二氏：“佛氏行无缘慈，虽度尽众生，同归寂灭，与世界冷无交涉，吾儒与物同体，和畅欣合，盖人心不容已之生机无可离处，故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57]万物一体之仁不仅是儒家建构宇宙万物应然交互的关系，也是界定人类生存于此宇宙应有的理想，更为儒家之学与道德修养立下一定的规范。在人与万物时时感通的宇宙观中，人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孤立于其他人与物之外，希冀过隐居或独修的生活。因此孔子所说“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常被阳明学者提出作为强调应时时与朋友聚会以亲师取友的论据，例如，王畿：“鸟兽不可与同群，非斯人而谁与，此原是孔门家法。吾人不论出处潜见，取友求益，原是吾人分内事。”[58]同志讲会的存在也因此更赋正当性。而且通过师友讲学以德风励俗，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更被认为是儒者经世济用的行为。

罗洪先说：

吾之一身当以天下为任，不论出与处，莫不皆然，真以天下为任者，即分毫躲闪不得，亦分毫牵系不得。……阳明公万物一体之论，亦是此胚胎。[59]

纵然实际之政治境遇有出与处之不同，但罗洪先认为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却应该始终不变，即使退处在野的时候，仍然以天下为己任。我想此处除了指在野的士大夫可以参与地方事务，如罗洪先亲身参与整治田赋之弊、赈灾和策划抵抗流寇等地方事务以造福乡里外，[60]更广泛地指士大夫在师友间修身之实际行为与影响力而言，故以“分毫躲闪不得，亦分毫牵系不得”如此精微之语来论。关于讲学经世方面，王艮有更明白的阐发：

学不足以为人师皆苟道也，故必修身为本，然后师道立而善人多矣。如身在一家，必修身立本以为一家之法，是为一家之师矣；身在一国，必修身立本以为一国之法，是为一国之师矣；身在天下，必修身立本以为天下之法，是为天下之师矣。故出必为帝者师，言必尊信，吾修身立本之学，足以起人君之敬信，来王者之取法，夫然后道可传，亦可行矣。庶几乎己立后自配之得天地万物，而非牵以相从者也，斯出不遗本矣。处必为天下万世师，言必与吾人讲明修身立本之学，使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夫然后立必俱立，达必俱达，庶几乎修身见世而非独善其身者也。[61]

对于王艮而言，士大夫“出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而孔子便是为万世师的典范。孔子虽然没能在政治场上大有作为，却因其品德上的成就而成为万世师表，因此王艮将孔子所言“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诠释为：孔子虽不仕，却“修身讲学以见于世，未尝一日隐也”，[62]绝不同于隐居避世之徒。王艮认为这种德性之彰显以及讲学的成就便是最高超的入世精神，故他说：“学不厌、教不倦，便是致中和、位天地、育万物，便做了尧舜事业。”[63]同样地，王畿屡次劝人当以实际讲学行动来表达儒家积极入世的理想，不可以做一个自了汉：“大乘禅宗尚不肯作自了汉，况兄平生种下万物同体真种子，世间痛痒素所关心，天机感触，随处生发，岂容自已”；“夫吾人以经世为学，乃一体不容已本心，非徒独善其身，作自了汉”。[64]

因此，阳明学者显然不愿将其同志讲会局限于个人成德的层次，而是进一步将之推向实际参与社会教化的经世之举，是实践儒家万物一体之仁的实际作为。生活在与人交涉的社群中是儒者应该也是必要的生命职责，而志同道合的朋友相聚论学则是最理想的社群环境，也是实践万物一体之仁所不可或缺的场域，朋友讲学成了经世济用的实际作为，因此，讲会的存在不仅对个人修德是必要的，对于移风易俗和经世济用，也是不可或缺的。这样的思想，就个人抱负而言，可以让那些必须退离政治舞台的学者们更崇高、更有意义地专注于讲学活动，并且坦然自豪地宣称“人生惟此（讲学）一事”；[65]就推动地方事务而言，也使得士绅和地方官员联手推动讲会、建书院等活动时，更能宣称其具有移风易俗的正面政治意义。

（三）友伦为其他四伦之所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