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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福与庐陵（第2页）

根据清代方志，后来复真书院萃胜楼的右方建了两祠，分别祭祀刘邦采、王时槐。聚奎楼中祀刘文敏、刘邦采、刘阳、尹一仁四主；楼后为堂祀邹守益，陪祀者为刘晓、刘肇衮、王皦、朱意。[67]这些都是安福县南方的重要学者，祭祀对象反映了复真书院与当地学术的密切关系。书院于张居正禁学和东林之祸时均有损毁，虽尝试修复，但明末时已圮毁，仅遗聚奎楼。[68]入清后，康熙三年（1664）曾重修书院，并加祀朱世守；乾隆八年（1743）再度重修，又于院左添建魁星阁，二十七年（1762）复修萃胜楼。

复真书院初创时，主要是讲会式的书院，书院除举行地方性小会外，每岁有一大会。大会中经常有来自四方的学者参与，根据刘阳的记载，嘉靖四十二年除夕（1564）共有23人参加，而刘邦采纪录嘉靖四十三年除夕事，有来自各地的学者共聚一堂：

已而忽报庐陵周原山至，携其子姓命阼、命官、德进，并其受业者吉水王汝玉、萧章节、萧汝宣、彭德天凡七人，乃廿五日也。越三日又泾邑吴竹山、太平杜了斋偕其弟龙崖、婺源詹东镜、广德濮省愚，了斋有徒太平杜汝缉、青阳陈行甫，凡七人。越二日又金溪徐居安携其徒昆山归和甫、胡维静、祁门李如梅、陈子乐，凡五人至。暮夜泊舟，明晨登岸，既而导者永新颜监甫、庐陵李茂春也。越明日，湖山之宗人尹汝楠、尹时卿来自永新。尹以用、朱汝治、朱以相、王思正、刘唐益又次。而康子敬、王正吾、康国用维是同志之掌岁事者。康征夫、朱纯甫乃率其子弟僮仆以供事。征夫之仲子士寀童而执事，虽烦不怠。主宾**于一堂……元旦之明日，永新颜山农携其子宾无忘劳于披雪之访，乃共语除旧布新云。[69]

嘉靖三四十年，讲学风气正兴盛，江右居于领导地位，江右学者的学识与声望，向来吸引四方学者，由上文更可见当时各地阳明学者机动性游学聚讲，群聚江右的情形。

刘氏学者的传人不少，根据万斯同（1638—1702）《儒林宗派》，刘文敏门人有王时槐、陈嘉谟、贺泾（1547年进士），再传弟子有贺沚（1570年举人）、刘日升、聂尚恒、康时升、钱一本。[70]刘阳的门人则以刘元卿最著名。下文将分述王时槐与刘元卿二人在晚明所兴发的讲会活动。

王时槐弱冠时师事刘文敏，与庐陵的陈嘉谟等人一同讲学，[71]也追随邹守益讲学。嘉靖二十六年（1547），王时槐年仅二十六岁，便考取进士，后历任南京兵部主事、员外郎、礼部郎中、漳南兵巡道事、尚宝司少卿等职。五十岁时，以陕西参政致仕，往后居家三十余年，专致讲学。[72]王时槐晚年除了主讲于青原、复真外，主要讲学地是庐陵县的西原，陈嘉谟是他最重要的学友，两人不仅少时共师刘文敏，又同于1547年考取进士，致仕时间相近，且同样居乡讲学三十余年。两人学识声望相当，共同讲学印证时间又长，带领门人亦最可观。不过，在学术性格上两人则不同，王时槐之学圆融高超，陈嘉谟则笃质朴实，邹元标称陈嘉谟“是边明边暗辈，无大开眼目”。[73]

王时槐和陈嘉谟共创西原惜阴会，这是晚明江右相当活跃的讲会，此会始于隆庆元年（1567），利用西门外能仁寺聚会，故又名能仁会，据贺沚所记：

西原惜阴之会始于隆庆丁卯（1567），先师塘南王先生暨蒙山陈先生实倡之，少龙贺先生、如川刘先生、少梧邹先生、述亭刘先生、凤阁钟先生赞助之。先辈则安成两峰、狮泉二刘先生、庐陵罗山原山二周先生、见川刘先生，咸临讲席，一时称盛。惜阴之名，授之两峰先生而命自文成王公者也。万历庚辰（1580）乃始有田，癸未（1583）乃始有馆。[74]

可见西原惜阴会的名称基本上沿用安福的惜阴会，当初是王阳明所命名，王阳明并著有《惜阴说》相勉励。[75]从名称以及实际师承关系看，这个会都可说是刘文敏等人讲学所带出的成果。至于参与讲会的学者，领导者是王时槐和陈嘉谟，赞助者包括刘学朱、[76]刘教（1506—1574）、[77]贺少龙、刘如川、邹少梧、钟凤阁。[78]而起初老师辈刘文敏、刘邦采，以及庐陵长辈周禄、[79]周祉，也都参与讲学。另外从方志记载则可知：庐陵年轻学者贺沚、[80]郭育显、[81]陈钟、[82]刘叔鳌、刘日升等人，[83]师事王时槐，也热切参与此会。此会于万历八年（1580）开始置有会田，以供会事之费，又于万历十一年（1583）兴建西原会馆。[84]

西原会馆中的体仁堂于万历十五年（1587）建成，当地士人讲学其间，此会每年举会八次，小会会期为三日，每年秋季（九月份）集九邑及门者为大会五日。[85]后来人数渐增，万历三十一年（1603），王时槐的弟子贺沚与讲学同志们商定扩建，他们看中了体仁堂西北的能仁寺善法堂后面的一片空地，向寺僧购地后，增建敬止堂，于次年（1604）完工。[86]西原惜阴会设有会籍、会规，也有会志，[87]王时槐在《书西原惜阴会籍》记道：“庐陵贺子汝定、刘子文光偕泰和曾子德卿，谋合同门诸友订为每岁季秋能仁之会，爰置会籍，首揭条规，以明义聚；次列姓名、齿序，以重心盟。每会纪其来赴，以稽勤笃。”[88]

王时槐众多弟子中，以贺沚为主要继承人。据罗大纮（1586年进士）所记，王时槐晚年时，贺沚舍官归来，朝夕侍坐听讲，以首坐弟子自任，兴发不少人，当时游时槐门下有数百人之多，日侍讲者数十。贺沚侍奉王时槐如子事父，王时槐病，他亲奉汤药；卒，他制三年服守心丧三年。同门感其诚，亦有若干人从之服心丧三年。之后，贺沚便担负起主持西原惜阴会的重责，“舍家居西原，守体仁书院，奉王先生主，为月一会，聚同门老友及北面定斋（即贺沚）者，拜谒王先生，讲师学数日乃罢。而定斋罔起，遂以西原为家，视其家如客舍”。[89]贺沚年六十尚无子，朋友劝其纳妾，但他选择专力于讲学，维系师门传承，他说：“谁不作官？为吾父母后者，尚有诸兄。若离师去师舍，使道不传而绝吾师门一脉，则吾之罪大于不孝与不忠也。”[90]在贺沚与其接棒者刘海禺的努力下，西原惜阴会仍维持每岁季月小会，九月大会。然而，贺、刘二人相继去世后，讲学风尚骤衰，“田亩荒芜而讲地仍鞠为茂草矣”。加上书院之讲堂书室又于崇祯二年（1629）毁于火灾，大约二十年后才由乡绅和地方官共同出力重建。[91]

王时槐讲学西原，不仅凝聚了当地讲学的风气、培养许多年轻学者，也创造了庐陵县阳明讲学的**。虽然庐陵早期也有阳明学者，如刘冕、刘辂、周禄、周祉、彭炳文等人，[92]这些人或亲随王阳明，或与聂豹、邹守益等人往来，但并未能在庐陵形成讲学中心，要到西原惜阴会的成立才成功凝聚了庐陵的学者，与安福南乡的阳明学传统联系，使阳明讲会活动得以在面对张居正禁学的局势下，有力地持续开创。

除此之外，我们从王时槐的文集尚可见到一些讲会，例如，由安福的康日观、彭南之、王宗周等人发起组成的辅仁会，性质介于文会和讲会之间，“以身心之学交相砥砺，以词艺之课兼为操习”。[93]庐陵县有一淡江会，由萧姓叔侄和王时槐弟子们共同联会，是讲究习静切磋的理学讲会。[94]我们也看到类似西原惜阴会的会规深入著名的白鹭洲书院，在《续白鹭洲书院正学会条三条》中王时槐规定与会者赴会时要“正坐宜自思，平日此心放逸何以收摄，此心昏昧何以开明，素行有缺何以修饬”；“会日以静坐澄心，操存涵养为主，勿身在会堂，心驰会外，勿闲谈俗事……偏执己见”。正与西原惜阴会的规定相似。[95]

晚明另一位安福讲学大将是刘元卿，刘元卿小王时槐二十二岁，是安福县西乡南陂人。西里因地处远僻，距城郭几二百里，与其他书院距离亦远，士人中接触理学者原少，刘元卿可以说是此地推动阳明讲学、兴建书院的第一人。刘元卿进入理学有二个机缘：生病及受邹德涵等人的影响。据刘元卿自述，他于1562年（十九岁）得奇病，病中愧恨自己平素之所为，病愈后则念念欲求师问友，后研读《传习录》并付诸实践，在希求心体的长久操持之后，亦有所见。[96]他又说：“予自庚午（1570）从邹聚所先生昆季，得有所开入，始知用力于学。”[97]此时除了自学外，他开始与邹德涵、刘应峰（1526—1586）[98]等相聚讲学。[99]虽然刘元卿与江右学者往来密切，他正式师事刘阳，不过耿定向对其学影响极深。他自认学问进一步开展的关键在于，万历二年（1574）游学于徐用检（1528—1611），并随徐用检见耿定向，耿定向教之以日常之道，而不是专静以求心体，才引他找到学问的坦途，[100]他说：“生诚愚暗，谬心斯道，徘徊歧径，迷恋影响，坐费光阴，动逾十载。迩幸东学于鲁原（源）老师，南谒天台先生，并揭坦途，反我迷路。”[101]

刘元卿一生未考中进士，却于1593年以荐举任礼部主事，但仅为官三年，便致仕归乡，继续讲学，因此其一生主要事业即在家乡讲学。[102]在京师期间，刘元卿与潘雪松（1537—1600）、焦竑（1540—1620）、耿定力（生于1541年，1571年进士）、邹德溥等人共组学社，讲学不断。[103]至于在家乡讲学，他曾自述：“予自庚午（1570）从邹聚所先生昆季得有所开入，始知用力于学，念予里陋，欲有以动之，未得……辛未（1571）晏岁，荼陵尹子介卿偕其内弟谭子习，贸然负笈来纳贽，已而彭子惟馥、惟简、德卿继至，盖予之妄自称师也由诸子始。乃相与讲学于里之顶泉寺。”[104]可见刘元卿于1571年年底已开始聚徒讲学，此时也正是邹德涵、德溥兄弟、王时槐、陈嘉谟等人回乡讲学之际，江右讲学在新一代的领袖带领下，又开创新的气象。

顶泉寺讲会参与人数增加，又因为荼陵[105]的尹介卿将此讲会告知刘应峰，于是刘应峰和刘元卿商议合作，开始了联合两地的葵丘之会，据刘元卿所说：“予乡有期会，楚士居其半；楚有会，予亦率诸士听养旦先生之教。”[106]此时聚会士人达数十、百之多，加上地方人士也逐渐热衷讲学、熟悉讲会方式，[107]因此就导致兴建复礼书院的计划。

刘元卿讲学的努力，使得安福西里先后兴建三所讲会式的书院——复礼书院、识仁书院、中道会馆。[108]复礼书院于隆庆六年（1572）开工，次年（1573）完工。复礼书院的兴建主要赖地方士民之力，根据《安福县志》，书院是上西乡二十四姓公建的，刘元卿特别记录了金钱方面捐献者：彭昂为之首，而陈国相等从而翼之，刘元卿的兄弟名卿、上卿、贵卿亦力助之；奉献力量督工者有：刘钦、彭继善、冯梦熊。复礼书院中为明德堂，祀王守仁、邹守益、刘阳、耿定向四主，左为东林观，右为三一庵。共捐田粮六石零，万历十二年（1584）陈国相再捐田三十亩。刘元卿去世后，增祀于书院的明德堂。[109]后来书院于同治九年（1870）重修，结构改为：左为留帖阁，右为集贤馆，后为崇德堂，祀二十四姓基祖。[110]

复礼书院的兴建使得讲学更落实于地方乡里，从刘元卿之侄刘孔当（约1558—1605）[111]的文集我们可以看到，复礼书院这类村里规模的书院的确使得讲学更深入基层，与地方宗族有密切关系，也有许多地方人士热切地参与。例如，刘本振一生无功名，喜任侠，他在刘元卿倡学复礼书院后，往从受教。因闻圣人可学而至，跃然喜曰：“吾乃可为圣人，宁渠羡呫哔子。”又曰：“因遂折节力学，复礼距公舍百里，然会必往，往必竟会罢乃归。”[112]刘弘达也是刘氏家族的一员，居家距复礼书院八十里之遥，由于家贫，无法具舆马，只能徒步担簦赴会，但仍不改其与会的热诚，会毕，“归而宣其所闻以训诸未至者”。[113]就因为距离的关系，许多住在距书院八十至一百里之遥的人士，往返于书院讲学必需住宿并自备粮食，非常不方便，如此长距离也阻扰了许多人前往的意愿，因此在复礼书院兴建后的二十年，安福西部又建了第二所书院，即识仁书院。

识仁书院坐落在复礼书院东方约八十里处的九都地区，主要倡议者是当地的刘孔当和周惟中，二人均为王时槐的学生。[114]又获得县官吴应明的帮助，利用乡人王师仁本欲捐做浮梁的百金为基金，并获乡绅父老的支持，于万历二十年（1592）完工。[115]识仁书院中为志学堂，前为复初堂，右为传心堂，左为养性斋。复初堂左右各为依仁堂、辅仁堂。后又建三先生祠于志学堂后，祀刘元卿、周惟中、刘孔当，并以西里诸贤陪祀。[116]入清后，书院曾于康熙二十年（1681）和乾隆十九年（1754）改建重修。[117]

识仁书院中的讲学领袖主要就是刘孔当、周惟中、刘学古，又有刘禾泉、周静所、谢训庵、吴云屏、周学尧等人参与。为使讲学与教化更落实，刘氏家族更进一步创举家会，举会原因据刘孔当言：“吾家自泸潇叔倡学于复礼、识仁之间，盖谒蹷而从者甚众，顾二书院岁仅一会，外是率索居，而会时家之尊幼多以事妨，或虽无妨而徒步不便者，皆却而不得往，俱以不获闻教为歉。”[118]因此，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夏，家族中的领导者倡议绍明刘元卿之教，月举家会。[119]这个讲会仅容许刘氏家族成员参与，会期以每月中旬为定，每月由值会之团发帖各团知会，俱于各团小宗祠内举会，与会之日以巳时集会，会中除宣读家约外，又诵读《小学》经传一章。可互相质正，但禁止议论争胜，要求静肃，会日也禁止谒私宅等活动。与会者需各带白米二升付与会主，值会者将供应午晚便餐。无故不参与者、值会而退托违期不举者，均罚银。[120]

第三所书院是中道会馆，坐落于复礼书院和识仁书院之间，距两书院各约四十里，兴建的时间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此地为复礼和识仁两书院间往来必经之地，若成立讲学据点，不仅减轻参与讲会者旅途往返的辛苦，对于联络两书院也有所贡献，因此由当地诸生赵思庵、郁达甫发起，在地方官和乡绅父老的帮助下完成。[121]中道会馆中为专致堂，祀先圣，后为崇德堂，前为歌沧楼。乾隆时代修的县志记载，中堂祀刘元卿，左右从祀赵笃轩等乡贤共三十五人。会馆置有院田，田租每年218桶2斗。[122]

另外，刘元卿说：“迩日吾里抑何其会之数也，曰丽泽、曰志仁、曰陈氏家会、杨氏家会，乃今王严张谢则又有一德会，是何其会之数也。”[123]可见此时西里除了复礼、识仁、中道会馆内的讲会外，尚有许多小型的讲会，如复礼月会，每月初五、廿五在刘氏家祠举行；又如刘孔当家族的家会；或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的小会，如生员邹子允和几位同伴共组了谋道会，在识仁书院的讲会中遇到刘元卿，并请刘为之写会籍引言，即是一例。[124]

除了上述的讲会外，安福县于明中叶以降所建的书院、会馆、书屋尚有许多，较具规模者有东方的道东书院，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由刘淑唐[125]偕乡绅建成，万历三十二年（1604），周懋相[126]将书院迁徙至附近更开旷的沙园，又扩增之，中为讲堂，后为馔堂，左右协厅各五间。[127]北方有宗孔书院，是北乡学者和大家族襄助邹善等共营建，后邹德溥、德泳与地方学者曾募款重修之。[128]学者个人所建的读书处：东方有邹守益所建的东阳行窝、彭簪建的石屋山房；北方有赵新建的天香会馆、邹善的讲学所在任仁精舍；南方有刘晓建的梅源书屋、朱叔相建的近圣会馆、尹一仁建的南林书屋、刘瑗建的五斋、周儒建的松云窝；西方有张鳌山建的兼山书屋。[129]

综上所论，安福县是江右阳明讲学的首善之区，青原会和复古书院是凝聚全吉安府，甚至整个江右阳明学的重要会所，但青原会和复古讲会的兴盛，则是奠定在县内各乡惜阴会的基础上才可能的。因此，由较长时间的观察，配合地理分布的分析，我们可以看见阳明讲学活动在安福县的发展。

不同时期青原会和复古讲会的主盟者是当时江右阳明学的重要领袖，而青原会和复古书院的兴衰也充分反映了政治对讲学的影响。王阳明于1529年逝世，邹守益、刘邦采、罗洪先、聂豹、欧阳德等于16世纪30年代共同开创了青原山最兴盛的讲学时期，复古书院也在此时兴建，成为阳明学术在江右最鲜明的代表，邹、罗、聂、欧等人是王门第一代弟子，也是此时江右阳明学的重要领袖。青原会从1533年首会之后，时有聚会，至少于1546年、1548年、1557年间均有聚会。[130]不过在16世纪60年代，当邹守益等人老去并相继去世后，此会渐衰。邹德涵于1569年再度倡学于青原，兴发了刘元卿等年轻学人，紧接着南乡学者王时槐于16世纪70年代初期回乡讲学，王时槐与刘元卿成为安福新一代的学术领袖，他们带领讲学活动在面对张居正禁学的严厉考验下，继续生存，伺机再发。

1579年江陵禁学的行动对复古书院造成重创，书院失掉大部分院田，被迫改为祠祀。学禁之后，1583年邹元标上疏请复张居正所毁之书院，不久王阳明亦获准陪祀孔庙，各地阳明讲会和书院都有再兴的迹象。[131]复古书院亦于此时恢复书院名称和部分规模，院田虽经清复，但却要等到1603年书院才正式重修，次年才修葺完成。然而书院在经历1625年魏忠贤毁书院的浩劫后，又历经明末兵祸，几乎全毁，虽然书院的堂廊部分在1742年重修，但已与晚明讲学活动无关。

从县内的地理分布而言，安福县东、北方的讲学以邹守益家族为中心。邹氏家族进士连连，至少五代传承理学，六十余年主持东山会的讲学，其最主要的经营所在则是复古书院。南方主要靠刘邦采、刘阳等学者的领导和传承，不仅在南乡成功建立地方性小规模讲学的模式，门人王时槐和刘元卿，更将地方惜阴会的模式分别扩展到庐陵与安福西乡，在1570年至1600年，面对张居正禁学的压力，仍带出蓬勃的讲学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