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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粤人与南学（第2页）

[12]方豪：《马相伯先生筹设函夏考文苑始末》，《方豪六十自定稿》，2002页，台北，学生书局，1969。

[13]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专集》第9册，33页。

[14]《悼柯劭忞简朝亮先生》，《燕京学报》第14期，1933年12月。

[15]尹炎武来函之39，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105页；吴宓：《黄节先生学述》，天津《大公报》，1935年1月27～29日。

[16]《意园怀旧录——内藤虎次郎氏盛伯羲祭酒盛伯羲遗事译文》，《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623～630页。文廷式与陈寅恪家同籍兼世交。

[17]洗玉清：《广东之鉴藏家》，广东省文史馆、佛山大学佛山文史研究室编：《洗玉清文集》，20～21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

[18]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七，《中国目录学名著》第1集第6册，台北，世界书局，1965。

[19]《北京大学分科广东同学会序》《北京大学分科广东同学录序》，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上册，649、6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20]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270～271页。

[21]清国子监南学建于雍正九年（1731），本为由内班分出学额，后只有南学长川住学，因而称在学肄业者为南学，在外肄业、赴学考试者为北学（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96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

[22]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130～131页。

[23]唐文治：《朱止泉王白田先生学派论》，《国专月刊》第2卷第5期，1936年1月。晚清学术，虽然风行调和汉宋，但亦有非议者。王闿运指陈澧为汉奸，廖平则谓为“奴隶之奴隶”，“盖略看数书以资谈助，调和汉宋以取俗誉，又多藏汉碑数十种以饰博雅，京师之烂派，大抵如此”（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55页，上海，世界书局，1935）。邓实对黄以周、陈澧均予否定：“晚近定海黄式三、番禺陈澧皆调和汉宋者，然摭合细微比类附会，其学至无足观。夫古人之学，各有所至，岂能强同。今必欲比而同之，则失古人之真。故争汉宋者非，而调和汉宋者亦非也。”（邓实：《国学今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4期，1905年5月23日）

[24]《清人陈毅氏より那珂通世氏にあてたる书状》，《史学杂志》第11编第8号。

[25]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在台湾》，《社会科学战线》，1982（4）。章氏所说，虽含政见异同，亦由学术立论。

[26]《訄书·清儒》，朱维铮编：《章太炎全集》第3卷，15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7]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国粹学报》第6期，1905年7月。

[28]《清儒得失论》，《民报》第14号，1907年6月。以上三注，参见朱维铮：《汉宋调和论》，《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55～5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9]陈汉第来函第7，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204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0]长春满洲行政学会株式会社1940年出版。傅增湘所写序言称：“统吾国二十八省之地域，五六十年来之人物，综萃品伦，登诸簿录，试披览而寻绎之，而近世人材之消长，风气之变迁，学术之源流，政教之演进，一展卷而得其大凡。”

[31]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27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2]《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专集》第9册，3页。

[33]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57、220页。吴士鉴说：“咸同以后，湘中颇习汉学”（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453页），但魏源等人的影响主要在今文经学方面。王闿运号为东洋三硕学之一（另二人为朝鲜金允植，日本竹添进一郎），经学也偏于今文家言。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称：“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梁）而皖（胡、陈），以会合于蜀（吴虞），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所以叶德辉说湖南“一省人物尚不如辉一家”（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558页）。叶祖籍江苏吴县，好自称吴人。

[3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440页，香港，中华书局，1985。王闿运、王先谦的学问，各有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