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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第2页）

[4]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68页。

[5]《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228～229、318～319页。

[7]参见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念的冲突》，《新史学》第8卷第2号，1997年；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傅斯年全集》第7册；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11页。

[8]1932年3月《复伯希和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179页。

[9]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5册，196页。

[10]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1]参见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1章第4节《发现与发明》；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4）。

[12]蒋复璁：《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幼狮文艺》第47卷第6期，1978年6月。

[13]周光午：《我所知之王国维先生——敬答郭沫若先生》，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165页。

[14]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70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1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专集》第1册，167～168页。

[16]萧一山：《为〈清代通史〉批评事再致吴宓君书——并答陈恭禄君》，《国风》第4卷第11期，1934年6月。

[17]孙至诚：《谒余杭章先生纪语》，《制言半月刊》第25期，1936年9月。

[18]《至李埏书》，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379页。

[19]《吉川君来书》，《制言半月刊》第5期，1935年11月16日。

[20]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96～97页。

[21]《金明馆丛稿二编》，332页。

[22]任启圣：《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讲学始末》，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447页。

[23]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617页。

[24]傅斯年曾以午门档案的整理“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而颇感失望，李济问以什么叫作重要发现？是否希望从中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傅一笑了之，从此不再提及（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107页）。

[25]《胡适日记》手稿本1931年2月18日、1935年6月6日。王国维言及考古也说：“于古代材料，细大均不可放过。忽其细处，则大处每不得通。此同一材料，而有所发明，有所食古不化者。”（周光午：《我所知之王国维先生——敬答郭沫若先生》，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165页）

[26]任启圣：《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讲学始末》，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446页。

[27]《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岳玉玺、李泉、马亮宽编选：《傅斯年选集》，216～217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28]《胡适》，《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431～433页。

[29]傅斯年：《〈城子崖〉序》，岳玉玺、李泉、马亮宽编选：《傅斯年选集》，293～294页。

[30]1929年9月9日傅斯年致陈寅恪，引自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