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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古不今（第2页）

[5]《研究所国学门通告》，《北京大学日刊》第2000号，1926年12月8日。

[6]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64～65页。

[7]《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84页。

[8]《中央研究院过去工作之回顾与今后努力之标准》，《蔡元培全集》第5卷，371～372页。

[9]《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506页。

[10]刘桂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序》，2页。据李涵1944年下半年听陈寅恪唐史课笔记，其第二节《如何研究唐史》称：“首先应将唐史看作与近百年史同等重要的课题来研究。盖中国之内政与社会受外力影响之巨，近百年来尤为显著，……因唐代与外国、外族之交接最为频繁，不仅限于武力之征伐与宗教之传播，唐代内政亦受外民族之决定性的影响。故须以现代国际观念来看唐史，此为空间的观念。其次是时间上的观念。近百年来中国的变迁极速，有划时代的变动。对唐史亦应持此态度，如天宝以前与天宝以后即大不相同，唐代的变动极速，此点务须牢记。”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3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1]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1970年3月。

[12]陈守实：《学术日录［选载］·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

[13]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60页。

[14]《读书杂志》第2卷第7号，1933年4月10日。

[15]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225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1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60页。

[17]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202页。标点有所调整。

[18]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82页。

[19]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202页。

[20]《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510～512页。至于冯著上册，陈寅恪于字里行间也有所不满。

[21]陈寅恪曾为吴宓“述中国汉宋门户之底蕴，程、朱、陆、王之争点，及经史之源流派别”。吴宓“大为恍然”，慨叹“为学能看清门路，亦已不易，非得人启迪，则终于闭塞耳”。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2册，28页。

[22]石泉整理：《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47页。

[23]《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503～504页。

[24]冯友兰：《怀念陈寅恪先生》，《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18页。

[25]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129页。

[26]《观堂别集》卷四，《王国维遗书》第三册，202页。

[27]陈守实：《学术日录［选载］·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

[28]汪荣祖：《胡适与陈寅恪》，《陈寅恪评传》，255页。

[29]卞僧慧：《怀念陈寅恪先生》，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4页。

[30]参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360～392页。

[31]钱穆：《古史辨》第4册《序言》。

[32]据汪荣祖教授见告，为钱锺书对陈寅恪治学的评语。钱意别有褒贬，但转换角度理解，则相当贴切。

[33]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31页。

[34]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163～164页。1932年10月3日，浦江清与朱自清谈中国语言文字之特点和比较文学史方法，认为中国语为孤立语，异于印欧之屈折语和日本、土耳其之粘着语；为分析的，非综合的，乃语言之最进化者；一开始即与语离；中国文学当以文言为正宗等。朱自清称：“浦君可谓能思想者，自愧弗如远甚。”其实浦的许多见识，显然来自陈寅恪。这在陈寅恪与历任助手的关系中，可谓异例。或者陈寅恪当时仍在少壮，与助手的年龄差距较小，论人论学，比较直白。

[35]浦江清《清华园日记》13页载：“吴雨僧先生到校招余去谈，因观其《南游杂诗》百首，佳者甚少。吴先生天才不在诗，而努力不懈，可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