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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与影响（第2页）

中国教育会在上述活动中并没有模糊自己的政治观念。拒俄运动中，会员们不仅与上海的保皇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还抵制了东京军国民教育会的上层路线，对留日学界派遣运动员归国运动清政府提出严厉批评。众所周知，拒俄运动加速了中国知识界的革命化进程，但仅仅看到清政府压制的反激力显然是不全面的。拒俄运动所以能将一批激进青年推上革命道路，除了这些青年本身已具备一些革命因素外，重要原因之一，是一些具有革命倾向的团体与个人从内部施加影响和引导。他们挫败了保皇派分子阻止运动进一步深入的企图，促使运动冲破“合法”的樊篱。而中国教育会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们的成功经验，革命党本应善加总结汲取。遗憾的是，由于政见偏激，决策失误，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致后来国内合法斗争的领导权为立宪派所独占，革命派只能施加客观影响。尽管随着形势的发展，内在激进力量仍推动合法斗争朝着革命的方向行进，最终汇入反清大潮，但与革命派的关系毕竟疏远了一层。结果，起义爆发，反而把立宪派抬上浪峰，令许多革命志士抱恨终天。

中国教育会促进了新知识群的组织发展。在迭经风潮之后，“中国教育会的会员愈加老练，把大团体散了，化成无数小团体，各人分头办事”[48]。在江浙一带的常熟、常州、绍兴、吴江、海盐、武阳、无锡等地，先后建立了教育会、演说会、学生会、体育会、音乐会等地方分支机构，并由会员分头组建了一批外围团体，如东亚谈话会、争存会等，总计有几十个之多。它们一面借组织联系之便，从上海总会获得各种新知信息，一面向封闭的基层社会传输推进新事业，特别是将基层社会散布各处的开明人士聚合组织起来，形成一股趋新势力，教育和影响后生学子及一般民众，成为都市变化传导于乡村的社会载体，促成城乡社会变迁的呼应共震。这对国内知识界影响极大。进步人士纷纷冲破党禁，建立组织，一时间各地团体蜂起。从前乡村社会的童生士子“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及今日而敩群讲学，其庶几廓清学究之余毒，以为二十世纪之新人物”[49]。地方新旧势力的冲突因此而日趋频繁激烈，民主与专制的斗争从都市蔓延到中小城镇及乡村。由个人独行到组织活动，大大增强了趋新势力的群体意识和社会能量，使数量少的先天不足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有助于提高求新行为的持续力，扩大社会影响。

中国教育会培养和聚集了一批革命骨干，直接为华兴会、光复会和同盟会输送了力量。一部分会员暗中进行的暗杀和起义准备，不仅对后来革命派的暗杀活动影响极大，也为东南一带的武装起义创造了条件。1904年年底，东京的暗杀团、两湖华兴会的后援爱国协会、上海的争存会和吴春阳所办青年学社，都把机构设在中国教育会本部所在地新闸余庆里，而且几方面活动都有中国教育会会员参加，无形中成为革命党人密谋大举起义的联络协调机关。这就促使长江中下游成为武装革命活动的新中心区，为把革命推向全国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教育会在开创与推动近代女权运动方面占据显著地位。该会成立之初，就把男女平权作为重要目标，其章程特意标明：“教育中国男女青年。”会员们的有关宣传，不仅鼓动女权勃兴，而且构成其中激进的一翼。陈范之女陈撷芬倡办《女学报》，“欲一药数千载之痼疾，振廿世纪之文明”[50]，“畅溢海外，洵属培女德以强种族之盛事也。”有人赋诗赞道：“此是天孙锦，机丝织报章。国闻传万里，民史具三长。闺阁同声集，文明竞胜场。支那奇女子，灵气萃潇湘。”[51]金松岑还撰写了《女界钟》一书，鼓吹女权。

最为激进的是由会员丁芝孙、丁初我、金松岑等人主办的《女子世界》杂志，倡兴“女界革命军”，大声疾呼：“革命！革命！家庭先革命！”[52]鼓动妇女“脱男子的羁绊，复女界的权利。”[53]他们公开宣称：“欲再造吾中国，必自改造新世界始，改造新世界，必自改造女子新世界始。”[54]并进而把女权与政治革命相联系，指出：“政治之革命由君主法律直接之压制而起，女子家庭之革命由君主法律间接之压制而起，其原因同。”[55]这就触动了宗法思想与专制制度的根本，揭示了女权衰微的本质，将妇女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引向反对君主专制。

与宣传上的主角地位相适应，中国教育会还以行动切实推进女权运动。1902年6月，该会热情支持会员亲属黄世振、林宗素、陈撷芬、吴亚男等发起成立上海女学会。该学会1901年曾由吴孟班创议，“草议章程，应者盖寡，久而未遂。”[56]首批会员共20人，为沈和卿、章浣香、蒋畹芳、王慕青、丁明玉、薛锦琴、经玉娟、金兰贞、盛晴英、钟佩萸、林有蓁、赵愿孙、顾素芬、吴亚男、吴弱男、陈君素、林宗素、陈撷芬、陈小庄、黄世振。开会之日，蔡元培、林獬、蒋智由、陈范、吴保初等人到会演讲，称：“古时中国以女子专属之于家，而以为于国无与也者，此误解也。”“欲造此完全之中国，非独当责之凡为男子之人，尤当责之女子。”“有女学而后有完全之人，而后有完全之家，而后有完全之国。故救起中国，其权之握于女子者大也。”他们指出：“中国扶阳抑阴痼习，积非成是，深入脑筋，无异美人受英辖时羁轭牢不可破，一旦欲恢复三代坤教规模，建树男女平等特帜，非巾帼中人有华盛顿之壮志不可肇端伊始。”[57]将女学会成立比作华盛顿之于美国独立战争。此外，林獬在福建创建了闽中女学会，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也兴办了女子俱乐部。

中国教育会组建爱国女校，实际上还早于爱国学社，1902年9月2日《选报》第27期已经刊出《爱国女学校开办简章》，确定“本校以教育女子，增进其普通知识，激发其权利义务之观念为宗旨”。教习皆义务任课。普通科“专教汉文通顺女子，授以历史、地理、数学、体操、伦理、卫生、化学、意文、英文、日文诸科目”。星期六开设特别科，教授高等学科，如国家学、人物传记、哲理、高等历史及地理、时事评论等。每月开演说会一次，“请名誉赞成员及中外硕学家到校演说”。会长蔡元培亲自兼任校长，并以此为秘密活动基地。当时人称赞女校道：“果能渐推渐广，革除旧习，努力维新，纳此二万万女子于文明之中，而使能操其平等自由之权利，各竭才智以济国家之用，则同心御侮而列强无敢欺凌，激励全国之精神，庶一雪四万万同胞之耻辱，而挽此千钧一发之危局矣。”[58]

1903年年底，蔡元培等人还协助上海宗孟女学堂的郑素伊等组织对俄同志女会。不久，该会改名慈航社，订立活动办法9条，“其中第二条为访求侠客，实行暗杀。并声明曰：‘如有应募一试者，不论成败，素伊愿倾家百万以酬之。’”[59]次年4月，慈航社发布《拟刊〈成仁录〉征文启》，欲将“二百六十年来志士仁人杀身成仁者”，“集具事迹，编辑一书，名之曰《成仁录》，以表彰潜德，以阐发幽光，以默慰毅魄贞魂于天上”。所列名单内有唐才常、黎科、林圭、郑保丞、傅慈祥、史坚如、贺金声、沈荩等数十人。并且发布广告：“凡志士遭卖国误国诸贼陷害有性命出入者，可速向本社述明，本社必为之设法保护，或送往外洋，或寄匿密友处，务使其脱离苦海，竞登彼岸而后已。”[60]这显然与中国教育会激烈派的宗旨一脉相承。

[1]后迁至虹口。《中国教育会第三次大会》，载《警钟日报》，1904-05-02。

[2]后改为会长1人，评议员11人，检查2人，监察2人，会计2人，书记2人，内外庶务各1人，另由评议员公推副会长1人。1904年又设干事长之职。《中国教育会第三次大会》，载《警钟日报》，1904-05-02。

[3]《中国教育会章程》，载《选报》，第21期；《中国教育会第一次修订章程草稿》，载《苏报》，1903-05-15。

[4]《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见《上海研究资料续集》，84页。

[5]蒋维乔：《鹪居日记》，壬寅七月初十日，九月十二日。

[6]《教育会之公函》，载《新民丛报》，第27号，1903-03-12。

[7]《大公报》，1902-07-04。邱震，字公恪，又字宗华，江苏元和人（《日本留学生调查录》，载《选报》第10期，1902-03-20）。1900年中国议会成立时任书记。“平日愤中国之不振，病在无学，发奋研究东西学术。”1901年冬留学日本，入成城学校，讲求兵法。不久，因病退学，归养沪上，梁启超亲送登轮，未及一月而卒，年仅24岁。梁启超称其“固夙以为国流血自祝，吾亦冀其为铁血派中一伟人也”（《饮冰室诗话》，17～18页）。其妻吴孟班，“女中杰也，有大志，娴文学，通西语。”肄业于上海中西女塾。曾倡设女学会，“慨然以提倡女子教育为己任”（《追悼志士》，载《大公报》，1902-07-02）。辛丑腊月，染时疫而卒，年仅18岁。报载：“闻孟班尝有身，自坠之。公恪大骇。孟班曰：‘养此子须二十年后乃成一人才，若我则五年后可以成一人才，君何厚于二十年外之人才，而薄于五年内之人才。且君与我皆非能尽父母之责任者，不如已也。”（《道听途说》，载《新民丛报》，第3号，1902-03-10）

[8]《爱国学社之建设》，载《选报》，第35期，1902-11-20。

[9]因黄宗仰与犹太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交善，后者笃信佛教，曾为教育会筹措开办费。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167页。

[10]《记中国教育会徐园大会事》，载《苏报》，1903-04-28。

[11]蒋维乔：《鹪居日记》，癸卯六月十八日，甲辰二月十八日。

[12]《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见《上海研究资料续集》，95页。

[13]《争存会变更议案》，载《警钟日报》，1904-04-07。

[14]《争存会变更议案》，载《警钟日报》，1904-04-07。

[15]蒋维乔：《鹪居日记》，甲辰三月十六日、十七日。

[16]《蔡孑民先生传略》，见徐蔚南编：《蔡柳二先生寿辰纪念集》，8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

[17]《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见《上海研究资料续集》，98页。爱国女校被抵卖后，仍继续开办。

[18]《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见《上海研究资料续集》，98页。

[19]《中国日报》，1904-03-05。

[20]参见《扬州报界之调查》，载《国民日日报》，1903-09-03；《常熟报纸销数》，载《浙江潮》，第7期，1903-09-21；《杭城报纸销数之调查》，载《东浙杂志》，第4期，甲辰年十二月；其余见1904年10月至1905年1月《警钟日报》。

[21]天梅：《访警钟社》，载《警钟日报》，1904-07-07。

[22]《文明介绍》，载《中国白话报》，第6期，1904-03-01。

[23]《记中国教育会第二次演说会》，载《苏报》，1903-03-16。

[24]敖梦姜：《演说会不可当一大酒肆》，载《苏报》，1903-03-19。

[25]倬人：《敬贺癸卯科乡试诸君》，载《国民日日报》，1903-10-11。吴稚晖自称其加入教育会时还不是革命党，“直到彼时明年正月起在张园演说，演高兴了，才开始称说革命。”（《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载《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1936-01-01）

[26]中央：《〈驳康书〉书后》，载《江苏》，第5期，1903-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