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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团滥觞（第2页）

并且声明：“记者何以知其详也，乃发起国民会返国之某君来本馆切责记者。”[38]似乎此会已经成立。一般著述都肯定国民会为留日学界最早的革命小团体。但是，冯自由的搁浅说不能轻易否定。据亲历其事的秦力山称：“遂开一国民会以救其腐败，卒至不能成立而罢。”[39]1904年3月29日《警钟日报》所刊《论立会之理由》一文所列各团体中，有励志会、青年会，而无国民会，也是一个旁证。

1901年6月10日《国民报》第2期曾用英文刊出一则“关于国民会的告白”，称：“本报乃中国国民会的喉舌，该会章程已用小册子形式出版，在居住本地及其他各地的中国人中广为散发，已有相当多的有影响的中国人列名该会为成员。该会第一次会议即将召开，会议地址尚待择定。”透过虚张声势的措辞，已可察觉其中艰难。如果国民会真的得到广泛响应，《国民报》就不会因经费困难而于两个月后停刊。而且，这次成立大会在此后的《国民报》以及其他各报上，均未见报道。由此可见，该会虽已动议发起，并拟定章程，但未获得足够的响应，作为中坚的《国民报》又不能持久，实际上没有正式立会。

国民会不易成立，除了留学生对于排满仍有畏惧外，与秦力山等人的政治态度不无关系。秦力山之父理刑名，他“少小随侍往来宦场中，继又访吾国之逋臣于东南群岛，复求草泽无名之英雄于南部各省”，“阅人多矣”[40]。这一特殊经历加上勤王失利的刺激，使之产生一种偏**绪，怀疑与抨击一切。他一面指责康有为“以对病下药之名医自居，而求便于我功名之想。究之所行所为，不过书生之见，如梁山泊所谓白衣秀士王伦而已。迨至一经挫折，遂至举平日所视为身心性命者，一扔而不复顾，曰君恩，曰友仇”。“夭姬侍宴，众仙同日咏霓裳；稚子候门，同作天涯沦落客。”一面又批评孙中山老于世故，“阳袭民权革命之名号以自便其私图”，“其笼络人才，假仁假义，口是心非，则梁山泊宋江之替人也”[41]。戢元丞也与之同调，“其志在革命，与力山最合，与任公为冰炭，与中山亦不协”[42]。过于偏激的政治态度令他们很难广泛争取同盟者。直到1902年冬，才有叶澜等人的青年会，“是为日本留学界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43]。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民会成立前，郑贯一、冯自由、郑斯栾等人于1900年年底在横滨创立过开智会，有名的《开智录》，便是该会的机关报，又叫《开智会录》。据蔡锷受郑贯一之托所撰《开智会序》，他们在“吾国民一受列强之压制，一受满人之钳禁，则为两层奴隶之势成矣”之际，不“图国民之自立”，而“犹以开智为议，创区区小举”，是因为“争权之道，必在充足吾国民智力也。智力既充，则虽一时瓜分，不能绝吾国民之华盛顿也。片时受两层奴隶之辱，不能使吾民之自由钟息声也。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之亡，非随今日政府之亡，乃国民之智未拓，则一亡之后，无建新政府之日耳”[44]。该会成立后，得到横滨侨商的广泛支持，但“事务日繁，主持人少”[45]，主要会务为办报印书，“争自由发言之权，及输进新思想以鼓盈国民独立之精神为第一主义”[46]，组织功能反倒不显突出。

（三）亡国纪念会。1902年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被视为原自立军部分骨干以及留日学生的革命化踏上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但是，关于这一活动的一些重要问题，目前所据冯自由的各种记述与事实有所出入。

1。开会日期。据冯自由记，会期订于旧历三月十九日（4月25日）明崇祯帝殉国忌日。虽然清公使蔡钧要求日方干预，但仍有小型仪式。而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卷3所存当时刊发的《集会通启》，拟订举行纪念式的时间为4月27日上午10时。冯自由所据只有宣言书而无《通启》，不一定可靠。

2。发起人即签署宣言书者。冯自由称：“宣言书既成，留学界初署名发起者十数人。有署名后中悔者数人，故仅得十人，即章炳麟、秦鼎彝（力山）、冯自由、朱菱溪、马和（君武）、王家驹、陈犹龙、周宏业、李群（彬四）、王思诚等是也。”[47]与《集会通启》所载有所不同。两相比较，吻合者为章炳麟、秦力山、周宏业、马君武、冯自由、李群、朱菱溪等7人。《通启》所记王雄，或为王家驹、王思诚二者之一。另有唐蟒、冯斯栾，冯书失载，而陈犹龙为《通启》所无。唐蟒字桂梁，湖南长沙人，唐才常之子，为自费预备入校生。时年仅15岁。[48]他的加入，象征意义重大。

3。据冯自由所记，该会仅为临时纪念活动，并非固定组织。而据《通启》所载会约三条：第一，无论官商士庶，凡属汉种皆可入会；和人有赞成者，待以来宾之礼。第二，本会不取捐资，乐捐者听。第三，本会每岁开设二次，会期临时择定，以阳历4月9日为限。则该会有常规化意向，且有一定的组织形式。

4。对留日学生的影响。冯自由称：宣言书发出后，“留学生报名赴会者达数百人”，届时“不约而赴会者有程家柽、汪荣宝等数百人。然是早上野精养轩门前及不忍池附近已有无数警吏监视，声言禁止中国人开会，学生到轩门者均被日警劝告而散”[49]。因而一般认为在留学生中反响很大。

然而，综合当时各方反应，事实并非如此。日本军部福岛安正少将电告清政府：“顷有贵国不良之徒在东设会，将出亡国纪念会之名，**留学生，即由当局者已行严办矣。成城学校学生内有一名稍可疑者，现已饬令退学。其余学生则知事类儿戏，几无预闻者。”[50]正在日本考察学务的吴汝伦向管学大臣报告：“前主支那亡国纪念会及传单等皆犯罪逋亡之张秉林所为，学生无一人在其中。”[51]另据留日学生监督梁焕奎、京师译学馆提调张缉光等人称：“顷闻有逋人流寓东瀛者，倡为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刊有一启，为各留学生大不谓然。”[52]“一来有友自东洋归，查悉亡国纪念会惟章、秦二人主之，各留学生多斥其谬。”[53]

吴汝伦等均系新派人物，此事发生后，清廷“衮衮者之心，莫不目日本留学生为叛党”。他们担心“内地讹传，以为康焰复炽，必至为留学诸生之累”，“则一切东洋译本书皆将为历禁，而宪法之说更无由明，更难望有收用留学生之一日”。京师大学堂派往日本的学生，便因此由40人减至10人，又由10人减至2人。为此，他们竭力向朝野各方解释，力图缓和紧张空气，甚至要求“著论报端，声明此旨，以保全吾国一线之生机”[54]。言辞间不免有所遮掩。日本方面也唯恐此事影响其吸收中国留学生的通盘计划，低调处理。而且，由于警署干预开会不成，与无人响应毕竟大不相同。

如果说日方和官绅记载只能反映“亡国”纪念会的实际结局，那么几位当事人所记则显然包含留学生的主观态度。章炳麟《秦力山传》称：“余与力山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和者虽不广，亦不怪也。”[55]秦力山《说革命》记道：“章君枚叔等十人，开亡国二百五十二年纪念会于东京，内地及香港等处志士遥应之，震起国人种族观念。然而此时学生全体之腐败，几乎一落千丈也。”[56]后来他告诉章士钊：

时当庚子之第三年（即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中国革命党人，包括彼与太炎及冯自由辈，无过十余人，自哀无国，聚而横议。上野公园内，有西式菜馆曰精养轩，顾名思义，以美馔驰名一时，若辈辄蜂拥而往，开会其名，轰饮其实，嬉笑怒骂，无所不至。席间人人手持太炎预草序文一通，以志焚巢余痛，而力山复作宝塔歌一首，其结尾十字句曰：“甚么亡国会，精养轩一顿。”[57]

从留日学界的情形看，从1901年励志会分化到1902年6月成城学校入学事件，恰好处于政治低潮时期。其间部分人虽怀革命情绪，但普遍倾向则是与清政府调整关系，缓和庚子以来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对公然鼓吹排满的亡国纪念会当然不会积极响应。况且，当时留日学生总共不过400人，其中辛丑十二月以前到东的共272人，[58]从辛丑十二月至壬寅三月间新到者134人。后一部分以官费陆军生居多，政治倾向保守，[59]数百人赴会的可能性很小。直到是年底青年会成立时，因公开打出排满旗号，发展还是至为不易。留日学界革命倾向的普遍公开化，到1903年才比较明显。

[1]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98页。

[2]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99、102页。

[3]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81页。

[4]《自立会史料集》，71页。

[5]《自立会史料集》，270页。

[6]《说革命》，见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158～159页。

[7]沈翔云：《恭祝皇上万寿演说》，载《清议报》，第53、54册，1900-08-05、1900-08-15。

[8]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159页。

[9]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98～99页。

[10]《译书汇编》，第2年，第10期，1903-03-13。

[11]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158页。

[12]沈翔云：《恭祝皇上万寿演说》，载《清议报》，第53、54册，1900-08-05、1900-08-15。

[13]独立代表人：《偶成》，载《开智录》，改良第2期，1901-01-05。

[14]《梁启超年谱长编》，212页。

[15]《梁启超年谱长编》，226页。

[16]沈翔云：《恭祝皇上万寿演说》，载《清议报》，第53、54册，1900-08-05、1900-08-15。

[17]沈翔云：《复张之洞书》，载《中国旬报》，第35期，1901-01-15。

[18]《张之洞致东京李钦差》，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八日，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626页。

[19]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159页。

[20]据留日学生监督钱恂致汪康年函，该意见书以“沈详云为首，章仲和、戢元丞辈助之，中有名言，岂一人之力哉”（《汪康年师友书札》（三），3009页）。此条原附于钱恂来函第二十六，为“庚五月十七到”。但其中提及1901年杨衢云在香港被刺一事，显然应写于此后。

[21]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4720页。

[22]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99、102页。

[23]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159页。